▌王 梅
有一种大地山川之美往往因人而生，他们相遇，彼此映照生辉。杭州的烟霞岭就是这样。
《赤都心史》
《海上述林》
烟霞岭的清代石碑，上书唐代朱放诗句“烟霞此地多”。
1935年6月18日，在福建长汀就义前的瞿秋白。
晓霞
这是我去过最多的山。烟霞岭上立有一篆书石碑：“烟霞此地多”。碑上这五个字令我心旷神怡，时不时就想去看霞光。一千多年前，柳永写下千古名篇《望海潮》：“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它从来都是这大地上不可缺少的景致。一日，无意在一本胡适传记中读到，1923年6月，胡适住进烟霞岭上的烟霞寺，在此过了一段养病、读书的悠闲生活。新文化运动后，胡适已名满天下。在不断上山造访胡适的人中，有24岁的瞿秋白。
我没想到，一百年前的烟霞岭有过瞿秋白的足迹。烟霞岭因为这个拾级上山的年轻身影，那刻的霞光变得独一无二。我之前未曾见的，现在不由想去一一找寻。
1923年6月的一天，瞿秋白在俞平伯陪同下上烟霞岭，拜访了胡适。早在两个多月前，陈独秀曾致信胡适：“秋白兄的书颇有价值，想必兄已看过。国人对于新俄，誉之者以为天堂，毁之者视为地狱，此皆不知社会进化为何物者之观察。”陈独秀认为“秋白此书出，必能去掉世人多少误解”，他托请胡适“早日介绍于商务，并催其早日出版为要”。
陈独秀信中所言的“秋白兄的书”即《赤都心史》。1920年10月，瞿秋白以《晨报》特派员的身份，由北京经哈尔滨、满洲里踏上了赴苏俄路程，于次年1月抵达莫斯科。以这段心路历程为底稿，瞿秋白完成了两部著作《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因肺病复发咯血，部分文稿是他在病榻上写出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记录了一个觉醒者寻路的精神成长史，是“五四”后早期文坛的名篇佳作。大凡传世下来的文学作品，不止因作品本身的魅力，还因作品背后作者深邃宽广的人生触动人心。契诃夫写《萨哈林旅行记》也是这样千里迢迢走往异路。他们成就杰作，才华反而不是最主要的，勇气、意志和信念才是。
1922年9月，《饿乡纪程》出版问世。陈独秀此番将《赤都心史》出版一事托付给了胡适。胡适为此亲往商务印书馆商谈，后又写信给王云五，介绍瞿秋白到商务印书馆做兼职编辑。以胡适的学识和眼光，他敏锐地看到了瞿秋白的满腹才华。这次会面，乐于提携晚辈的胡适显然被眼前这位青年才俊吸引，他嘱瞿秋白今后能多做些学问。
在苏俄两年多，瞿秋白曾因患肺病在莫斯科郊外的高山疗养院治疗。一个清晨，云气氤氲而来，天边紫赤光焰，热热烈烈，照耀万壑。这天正好是他的生日，他提笔写下《晓霞》一文：“欣欣之情，震烈之感，不期而自祝晓霞。”在结尾，他写道：“一月二十九日，秋白生日。我生的晓霞在此么？”这般热烈的生命感受如此独特，以至于今天读之，仍让我不由怦然心动。有的人，他们真的会让人看到生如晓霞般的瑰丽和绚烂。
这不只是他才华横溢。当年陈独秀率团出席共产国际四大会议时，为陈独秀做翻译的是他，他俄语水平之高是公认的。他担任上海大学教务长、社会学系主任时，他的学生丁玲回忆说：“最好的教员却是瞿秋白。他讲希腊、罗马，讲文艺复兴，也讲唐宋元明。我常怀疑他为什么不在文学系教书而在社会科学系教书？……为了帮助我们能很快懂得普希金语言的美丽，他教我们读俄文的普希金的诗……当我们读了三四首诗后，我们简直以为已经掌握俄文了。”他音乐造诣颇深，《国际歌》是他在北京堂兄家的风琴上，照着曲谱一遍遍弹奏、吟唱，根据俄译本译配出了中文歌词。他还刻得一手好印，写得一手好字。文学上更是流光溢彩，《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一出手就是扛鼎之作，那时他才二十出头。
也不止是那些真实而充满灵性与生趣的日常。他和好友对饮起酒来，豪兴干云，两人一夜喝掉过三瓶白兰地。他送给妻子杨之华的结婚礼物，是一枚胸针，他在胸针上亲手刻了七个字：“赠我生命的伴侣”。
光焰
在常州的瞿秋白故居和纪念馆，我看遍了陈列于馆内他的每一张照片。他的样子真是好看，俊逸清秀的面孔透出的儒雅之气，有黑白光影里难掩的风华。这等好相貌配上他不凡的经历，眼神里凝练了历经沧桑波澜不惊的气度。在所有照片里，最触目惊心的莫过于一张临刑前的遗照：他身着中式对襟黑褂、黑袜黑布鞋，齐膝白色短裤，双手背后，面带微笑，孑立在凉亭前，淡定自若的神情让人想不到这是走向刑场的人。他向行刑者提出了两个要求：不能屈膝跪着死；从正面开枪，不要打我的头。当年天津《大公报》报道说，瞿秋白在罗汉岭下一块草坪上，从容坐下，面向枪口，说了此生最后一句话：“此地很好！”
大丈夫当如斯，可他文弱的样子，完全看不出还有另一面刚烈和血性。有时想，他何以令后人如此无法释怀？是他孑立在凉亭前不可冒犯的凛然之气，还是在失去自由的囚室，他书写下那些最后的绝笔？抑或还有“但见性情，不睹文字”而生的回响？
在狱中，他作了七首诗词、未成稿目录、致郭沫若的信，以及近两万字《多余的话》。舍生取义本已壮烈，足可青史留名，他却将身后名弃之不顾，非要百转千回，走入黑暗深处，不伪饰不溢美，真诚坦荡地彻底剖析自己，并为前进中走过的弯路，犯下的错，承担下历史的责任。绝笔中，他还说自己是“多年的肺结核者”，“愿意把这躯壳交给医学校的解剖室。听说中国的医学校和医院实习室很缺乏这种科学实验用具，这对肺结核的诊断也许有些帮助。”
这是我一直最不忍卒读的书，每回读，都心绪难平。有人评价瞿秋白，十分恰当：无论从哪个角度来叙述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复调式的、精微的革命者，都是需要勇气和洞察力的。我自以为读懂了他的慷慨赴死，现在才知只是刚刚开始懂得了他的壮烈。大概只有到了一定年龄，才会真正理解当面临各种不堪、打击乃至命不保夕时，一个唯有内心至真至纯的人，才能够笔端蘸着无畏的灵魂，写完他命运最后的乐章。
倘若他依胡适希望的那样，在象牙塔里做学问，钟情他酷爱的文学，倾力他心念的“我所愿意干的俄国文学的研究”，必会取得不斐成就，且安乐顺遂，不至于日后如此跌宕多舛。陷溺在轻薄苍白现实中，当我面对瞿秋白这类人的精神与生活，不由有一份触痛于心的钦仰。那些在日常中透露出的精神气质，早已暗示了他日后选择的必然。在《饿乡纪程》里，他说他要“求一个'中国问题’的相当解决，略尽一分引导中国社会新生路的责任。我所以决定到俄国去走一走，我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大革命失败后，他主持八七会议，被推上了党内最高领导人的位置。当他在狱中写信给郭沫若，存于心底的遗憾才在此刻道出一二：“只有读着你和许多朋友翻译欧美文学名著，心上觉着有说不出的遗憾。我自己知道虽然一知半解样样都懂得一点，其实样样都是外行，只有俄国文还有相当的把握，而我到如今没有翻译过一部好好的文学书。这个心愿恐怕没有可能实现的了。”
他的生命停止在了36岁。最为他痛惜的，莫过于鲁迅了。没有谁能像鲁迅一样如此理解他、怀念他。鲁迅说：“瞿若不死，译这种书（注：指果戈理《死魂灵》）是极相宜的，即此一端，即足判杀人者为罪大恶极。”当年瞿秋白被重金悬赏两万元通缉，鲁迅的家曾一次次成了他的避难地。瞿秋白死后，鲁迅不顾自己身患重病，和茅盾、郑振铎、陈望道等商定收集、整理瞿秋白译作遗稿，托名“诸夏怀霜社”出版《海上述林》。所谓“诸夏”即中国，“霜”源自瞿秋白幼年时曾用名“瞿霜”，这四字深埋了他对亡友的深情。在鲁迅1935年10月之后的日记里，记录了他为出版《海上述林》，从编辑、校稿、设计封面、筹款、撰写广告等各个繁杂琐事，他全都亲力亲为。当上卷《海上述林》印毕问世，人们惊艳不已，其装帧和印刷质量在当时都是第一流的。唐弢撰文回忆说：“书印得特别讲究……在中国出版界中，当时曾被认为是从来未有的最漂亮的版本。”可惜鲁迅没能看到下卷出版，十多天后，先生与世长辞。
鲁迅书赠过瞿秋白一副联语：“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何其感怀！思想深邃尖锐的鲁迅，为何将与自己年龄迥异、经历迥异、身份迥异的瞿秋白视为知己？个中隐含了太多的风云激荡。想想那时的上海，若没有他们在，该有多黯然无光。在东照里12号的四个夜晚，瞿秋白挥就的洋洋万余言《<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如黄钟大吕，迄今为止这一鸿篇之作一直作为鲁迅研究的重要成果而存在着。而鲁迅在大陆新村9号的最后时光，撑着病体耗尽心力编印《海上述林》，是他为守护挚友的最后一搏，他“怀霜”其生命落尽见真纯的云山苍苍，为后人留存了瞿秋白的另一面。
于瞿秋白而言，这些流溢在他追求理想路上的才情，并不是他生命的全部。从写《饿乡纪程》《赤都心史》那刻起，下笔为文已非寄托才情，而是基于一种自觉式使命感的以笔为纛。热爱里最深刻的，是放弃热爱。坦荡里最深刻的，是拷问灵魂。儒雅里最深刻的，是舍生取义。他的晓霞一直都在，就如去烟霞岭，有一天你会看见一个紫赤光焰、热热烈烈的清晨，霞光万丈，映照大地，温煦了每一位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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