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阳人与猪有着不解之缘，喜养猪，喜食猪肉。在长阳民间，自古就有“无豕不成家”的说法。而2018年岁末，一则“长阳七头野猪列队渡清江”的视频更是红爆网络，成为见证长阳“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网红猪”。今天是农历己亥年正月初一，让我们从史籍中了解长阳的猪文化，分享猪带给人们的幸福感，了解一些鲜为人知的长阳往事。
磨市镇白庙发现的殷商猪形罄
1992年，长阳磨市镇白庙巴山煤矿在修建煤码头的施工中，发现了一件青铜云雷纹猪形磬（简称猪形青铜磬）。这是一件殷商时期的乐器，为中国南方地区首次出土。这说明，至迟在殷商时代，长阳先民就已开始饲养生猪，食用猪肉，并很可能将猪肉作为祭祀、宴会的物品。
当代良种猪仔
至明清时期，长阳家家户户都喂猪，至过年时宰杀，称“年猪”，作为农户对自己一年辛勤劳动的自我馈赠。谚云：“勤喂猪，懒喂蚕”。“蚕工只四十五日，猪须半载，而舍彼取此者，以不宜蚕故也。”（清道光《长阳县志》）养猪，既符合长阳人的生活习惯，又充分彰显了长阳劳动人民的勤劳，这是古人的智慧。不过，由于古代长阳自然环境相对恶劣，生产力水平低下，粮食产量低，老百姓多打各种“猪草”养猪（且因避春季农忙，多在下半年开始饲养，饲养周期短），加上为世代自繁原生品种，故一般宰杀时毛重多仅为百斤左右。小时候，笔者听曾外祖母说，民国时长阳老百姓喂猪，喂的是黑猪（即地方品种“鄂西黑猪”，原产于秀峰桥一带，适应性强），一年到头毛重只有80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阳生猪品种几经改良，到2000年，形成种公猪以引进长白公猪为主，母猪种以鄂西黑猪、荣昌猪为主的格局。（《长阳县志（1979—2000）》）
古时长阳养猪多为近亲繁殖，导致猪仔患有遗传性疾病或者畸形。或把母猪放养于野外，导致与野猪杂交。或染疫病，影响后代。但是，古人由于对养猪研究不多，认识有限，就闹出一些所谓“妖祥”的笑话。如乾隆《长阳县志》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例子。讲的是在清代初期，长阳生员（庠生，俗称秀才）覃相周家的母猪生了一个怪物。这个怪物，有两双眼睛，猪的身体，牛的蹄子，头有角向前曲。但老百姓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就把它称为“角端”。这件事情因为罕见，后来还被清末洪良品的《湖北通志志余》以及同治《宜昌府志》等文献所转载。其实，用现代科学分析，这个怪物很可能就是基因突变的畸形猪仔。
彭淦竹枝词中的“过桥猪肉”
长阳人自古喜食猪肉，擅长烹制猪肉食品，有锅巴腊肉、鼎锅罐罐肉、过桥肉、粉蒸肉等不同的做法，其中历史最为悠久、最具长阳特色的当属过桥猪肉。清代乾隆年间长阳著名诗人彭淦（字良庵，高家堰彭家口人，彭淑弟）竹枝词云：“蛮酒酿成扑鼻香，竹竿一吸胜壶觞。过桥猪肉莲花碗，大妇开坛劝客尝。”描绘的正是县西宁乡（宁乡，清代长阳三乡之一，约为今资丘镇西部、渔峡口镇、火烧坪乡、榔坪镇、贺家坪镇西部及今五峰傅家堰乡、采花乡等地）一带喝“咂抹坛酒”、吃过桥猪肉的豪迈场景。所谓过桥肉，实际上也是粉蒸肉的一种。将洗净的肉切成大块的肉片，放入细苞谷面中，掺上鸡蛋等佐料，用手细揉，直至肉块全粘上苞谷面，再一块块覆盖在木甑子的饭上蒸熟。给客人打饭时，每碗饭上盛一片。这种干稍厚重、长可搭过碗口的蒸肉，俗称“过桥肉”。过桥肉肥腻，现代人望而畏之，非重体力者也畏之，只说“吃一片，算一片”。殊不知古时却是贫苦人家难得的珍馐，是贵客才能吃的高级菜品。如今，原乐园乡（现属榔坪镇）一带仍保留着吃“过桥肉”的饮食习俗。十年前，笔者在资丘镇工作时，曾在同事秦姓主任（乐园人）家吃过，实为有幸。
长阳民间“抬格子”蒸肉
古代长阳人喜欢过月半，称为“年小月半大，神鬼也放三天假”。（道光《长阳县志》）猪肉，也是过月半餐桌上的主角。其时，“乡城屠户，皆宰大肥猪，大户割数十斤，中户十余斤，小户数斤。或拌子鸡、蒸豇豆，或白切肉、鲜鱼，概用四冰盘、一品碗，祭毕而宴，谓之'过月半’。”（道光《长阳县志》）
明清及至民国，猪肉特别是新鲜猪肉，对于以“草鞋家机布，面饭懒豆腐”为常的普通长阳人来说，除了过年过节偶尔大快朵颐外，平常是难以购买和消费的。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长阳县城猪肉每斤价格为铜元一串四百四十，折合纸币一角七分。（《湖北县政概况》）而当时，国民党县政府工役月工资10元（民国《长阳县志》），尚属一般人中的高收入者，但是这些钱也只够买58.8斤猪肉，那就更不用说其他贫苦劳动人民了。
旧俗，长阳父母爱幺子。父母为了幼子容易养活，就用本来称小猪的“幺”字来呼儿。其来源甚古。《尔雅·释兽》曰：“幺幼。”《尔雅注》：云“豕最後生者，俗呼为幺豚。”以故同治《长阳县志》卷一《地理志·方言附》说：“爱儿晚生，必名曰“幺”（豕名）。”则长阳方言之“幺”字，确为古字古音无疑。
明清时代，长阳许多地区尚属“深林密箐”之地。县域原始森林密布，其间多分布有猛虎、文豹、羚羊、人熊、巨蛇、毒蟒、野猪等野兽。野猪喜欢拱食庄稼，特别是在秋熟季节，喜欢成群结队下山糟蹋玉米等农作物。而农民为了保护自己的劳动成果，或请猎人，或设铁锚、陷阱，捕杀野猪。于是野猪肉就自然而然地上了老百姓的餐桌。清代中期以后，长阳实行“招垦”政策，大量江陵、松滋、公安、监利、石首等江汉平原的移民进入长阳中高山垦殖定居，野猪的领地被迫一度退缩至偏山僻岭，几近灭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野猪被列为保护动物，种群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如今，国家实行“精准扶贫”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以后，大量山上居民搬迁下山。想必若干年后的高山，又会重新成为野猪的乐园。
民国三十五年《长阳抗战史料》中关于日寇劫掠长阳生猪数据的统计
至于家猪，过去和人类一样，也常是猛兽攻击的对象。据道光《长阳县志》记载：“嘉庆十年（1805年）后，忽有狼，土人不识，呼为“山彪”。或三五为群，捕犬豕食之，夜半时，一鸣俱应，并害及小儿，莫能歼也。”
而暴行之师，往往也行如禽兽，甚至禽兽不如。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在长阳犯下了滔天罪行，特别是“鄂西会战”（1943年5月—6月1日）期间，在长阳大肆烧杀焚掠，惨无人道。据战后统计，仅生猪损失，短短一月，就多达3098头。其中：磨峰乡91头，龙永乡563头，津泉乡122头，均东乡94头，沿头乡63头，大蔡乡335头，平社乡688头，都横乡302头，龙杨乡399头，刘杨乡43头，高城乡555头。（民国《长阳抗战史料》）笔者小时候常听曾外祖母讲，日本人到高城乡（今属高家堰镇）时，他们一家人躲到山洞避难，等回到家中，发现家中仅有的一头猪被日本人吊在堂屋梁上，猪屁股上的肉被刀剖净，猪是被活活折磨死掉的。常言“衣冠禽兽”“人不如猪”，大概指的就是这种败类，毫不利人，纯为祸害。勿忘国耻，复兴中华，并非空话；安不忘危，富不忘贫，当警钟长鸣！！！
值此新春佳节之际，“佷山访古”祝所有读者春节愉快，阖家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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