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是民师

民办教师是相对公办教师而言的，他们和公办教师一样教书，却只拿极少量的补贴(有的不拿)再记上生产队的工分，年终参加生产队的分红，所以简称“民师”。它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也是那个时代农村基础教育的缩影。我们国家的最早民师可以追述到孔老夫子身上，从那时起，民办教师就一直是我们民族教育的脊梁，是他们曾经撑起了民族教育的蓝天。

我便是众多民办老师合力打造出来的一名公办教师。

1970年春，我的小学一年级是在村傍的公社陶瓷厂厂房里，由民师黄老师为我破蒙的。大约在三年级的时候迁移到本村口，由全村集体出资出力盖起的两间土墙草房内上到四年级。五年级开始集中到山泉大队中心小学，学校一到五年级各一个班，学生一百三十多人，老师六人。那时才见到夏老师和汪老师两位公办教师（当然是后来才知道的），记得那时汪老师让我们写大字报“老师你有师道尊严吗？”

1975年，在夏老师的全力争取下，山泉大队中心小学办起了戴帽初中班，于是，我才有了读初中的机会。在这个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三年级的学校里，除去原先两位公办老师外，其余的二十三人全部都是民办老师。他们有的来自上海下放知青，如韩老师、肖老师；有的来自芜湖下放知青，如江老师、张老师；更多的是回乡知青，如徐老师、张老师、吴老师、汤老师、顾老师. . . . . .这帮民师群体中，有高中学历的，有初中学历的，还有个别小学都没有毕业的。

夏老师是我们的校长，教我们地理课；其中的徐老师，语文水平很好，带我们的班主任和语文课，写得一手流利的独特的钢笔行书字体；刚高中毕业的张老师，身兼初三年级数学、化学两门课程，一手粉板字写得流利、规范且清秀，仿佛出自女姓老师之手。

在这个民师云集的戴帽初中里，我们开荒种地，开展劳动教育；敲石子、学手工车床制作家俱组件为校办工厂创收；组建文艺宣传队，经常去农村慰问演出。记得有一次赴安吉村演出，那晚生产队拿出了最好的农产品招待我们，也仅仅是蚕豆、豌豆做菜。剧本是夏老师自己创作的，班主任徐老师会拉二胡，会全套锣鼓技艺，还从公社拉来了舞台布景，让社员们感到格外的新奇，那晚的演出十分成功。

教学上，老师们更是拿出了自己全部的看家本领，严格要求每一个学生上好每一堂文化课，学好每一个知识点，经常开展校内各种学科竞赛，优胜者常获得书包、文具盒之类的奖品。每学年还与本公社另外两所初中（一所公办、一所戴帽）开展联考评比。

说来很有意思，也很出人意料。功夫不负有心人，1978年秋季，在文革后第一次全县高中统一招生考试中，我们两所戴帽初中分别有一人被南陵中学重点班录取，全公社也仅录取了两人。

  

那年夏天，我和我的张老师、汤老师一同参加中招考试，两位老师考取了南陵师范，我录取了南陵中学重点班。

新学期开学报到的第一天，返回三里时，为了省钱搭便车，凑巧碰到了张老师。张老师带着我从县城西门走到了化肥厂，等上车回到三里时天已大黑，他便陪着我一路送到我家，简单晚饭后，再陪着我去到树园二伯家，以备第二天搭便车去学校。

刚到县城读书时常常想家，因而经常去南师找张老师，他们那时吃团餐，却总为我买一份饭菜帮我改善伙食，还经常将家中带来的芝麻粉盛一碗给我。那个年代，那样的环境，那种滋味直至今日也无法忘怀。因而也一直保持着对芝麻粉的敬意与偏爱。

后来，我参加工作了，回到家乡与张老师一道，在三里的基础教育战线上一同耕耘。“亲老师”一词正是从我对张老师的称呼中一步一步被传开的。

张老师曾经说过，他民师那时的有限知识，可能耽误了我们学生的前程，如果有更优秀的老师，我们可能发展得更好。而我却坚定地认为，如果没有他们这批无私奉献的民师，也就没有戴帽初中，更不可能有我们以后的前程。我们应该感谢他们，感谢所有的民师！

民师，用他们那柔弱但坚实的肩膀一边担负起家庭的重担，一边支撑起广大农村基础教育的脊梁。

民师，用他们那欠丰的知识、和那一份执着的真情，树立起一个个农村孩子的民族希望。

没有民师，中国农村教育之路可能更漫长；

没有民师，几代农村孩子的成长之路可能更迷茫。

感谢您，我的民师老师！

感谢您，我的生命引航人！

                            2021-0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