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信邪的宰相姚崇

时间:2012-05-17  来源:2006年第6期  作者:远山

(本文转自文史天地网)

姚崇（650~721），是唐武则天、中宗、睿宗至唐玄宗的四朝元老。正直敢言，举贤任能，为开元盛世第一功臣。他以民生为重，不信邪的精神，更为后人所重。

大唐王朝有两段值得后人称道的太平盛世，即唐初的贞观之治和中期的开元盛世。能够出现这样两段政治相对清明、老百姓相对安居乐业的盛世时期，当然，主要和这两个时期的两个皇帝唐太宗和唐玄宗的开明有关。但仅有皇帝的开明是不够的。贞观时期的宰相房玄龄和杜如晦为创建贞观之治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世称“房杜”；同样，能够出现开元盛世，和世称“姚宋”的两位宰相的个人品性、人格魅力、学识涵养也是分不开的。特别是姚崇，历经武后、中宗、睿宗、玄宗4朝，其间虽有起伏，但其忠心耿耿、正直敢言，举贤任能的政治品行一直不变，实为创建开元盛世的第一功臣。

姚崇，陕州硖石（今河南三门峡南）人，本名元崇，改名元之，后为了避开元年号的元字，又改名崇。他应下笔成章举，授濮州司仓，迁夏官郎中。当时，负责处理军机事务的官员平庸无能，造成军机事务堆积如山。有司交给姚崇处理，他不仅很快就处理完了，而且条理清晰，从而得到了掌握朝政大权的武则天的欣赏，于是越级提拔为夏官侍郎，从此进入唐王朝的政治中枢。

一

在中国的历史上，武则天是个不可不谈的人物。她从一个后宫小妃做起，兵不血刃，就将大唐王朝的江山据为己有，堂而皇之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把大唐的国号改为周。不可否认，作为一个政治家，她比起中国的许多男姓皇帝来要高明得多。在她之后能够出现开元盛世，和她打下的基础是分不开的。但是，中国毕竟是一个男权的社会，是一个父权至上、夫权至上的社会。在她当政之初，为何动辄就以谋反罪杀了那么多人？后人皆归罪于酷吏周兴和来俊臣，其实，牝鸡司晨，武则天的骨子里是虚的。正是她疑神疑鬼，以为人人都不满她当皇帝，要把她从皇帝宝座上拉下来，她大开杀戒，不惜“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走一人”来巩固皇位，才出现了那么多“谋反”的冤狱。周兴和来俊臣，不过是她使用的两把刀子而已。在她认为皇帝的宝座已经坐稳了之后，周兴和来俊臣这两把诛臣快刀，历史使命完成了，他们的生命也就走到尽头了。但杀了周兴和来俊臣，武则天似还感到有那么多冤狱还无法交待，用今天的话来说，她还需要作一番秀，于是，有了她和近臣们的一番对话。

武则天问：过去周兴和来俊臣负责案件审理时，朝臣们互相牵引，而被牵引到的人都承认了谋反。既然承认了谋反，国家是有惩办谋反罪的法规的，我虽身为皇帝，也不能不遵守这些法规。当时，我也怀疑可能有冤枉了的，因而派了近臣到狱中去亲自讯问，然而他们一个个都画押，承认他们确实是犯了谋反罪，于是我才不再怀疑，批准了周兴和来俊臣二人的奏章。可是，自周兴和来俊臣死后，就再没有听到有人谋反了，如此看来，以前那些被杀了的，是不是真有冤枉了的呢？

武则天的这一番话，显然是明知故问。以她之精明，真要想辩明是否有冤狱，应该是不难办到的。但还是有那么多人被枉杀了，是因为她需要用这种血腥的手段来镇压那些心底里并不认同她当皇帝的人。如今，那些真想反或可能反的人被杀了，那些并不想反但被诬反的人也被杀了，武则天的皇帝宝座坐稳了，这才有了这样貌似后悔的问话来。那时，被杀者的血迹未干，腥味还在，对这样的问题回答稍有不慎，后果还是难以预测的。他人还未作声时，姚崇有了这样一番回答。姚崇说：自从陛下执政以后，那些以谋反罪被弄得家破人亡的，都是承受不住酷刑只得昧了良心承认谋反的。告密者因为告密有功，因此天下到处都是抓人的大网，那恐怖的状况比起汉时的党锢还要厉害。陛下虽然派了近臣到狱中去了解情况，但那时近臣们都自身难保，他们哪里还敢真的去调查这些人的案情呢？而那些被问的人倘若翻供，又要遭到周兴和来俊臣的毒刑拷打，像将军张虔勖、李安静等人都是这样被冤枉的。幸而上天显灵，皇上眼睛明亮，杀了这两个乱臣贼子，朝廷终于安定下来了。从今往后，我愿以我这条微贱的生命和我家里一百多口人的生命，来担保朝廷内外的官员没有一个敢于造**的。希望陛下再得到这类的告密报告，不要当成一回事来加以审问，只要以后拿到这些人谋反的真凭实据，或这人真有谋反的举动，那么，我就用我和我一家人的生命承担知而不告的同谋罪。

姚崇担保的这个代价实在是太大了点。但由此可知，他对时局的认识是清醒的。而这样一个回答，也给了武则天一个漂亮的台阶下。武则天趁机将所有冤案的责任全部推到了大臣们的头上，说：就因为以前的宰相都顺着周兴和来俊臣办事，害得我也背上了滥杀大臣的名声。你说的这些话，很合我的心思。于是，赏了姚崇千两银子。

二

皇帝是“天子”，因而理当享用三宫六院；武则天这位女皇帝是否是“天女”？史籍似乎未载，但这并不影响她也享用多个性对象，虽无三宫六院，但只要是她看得中的，召入禁中待候，那是谁也不敢持反对意见的。张昌宗、张易之兄弟先后都被她召入宫中，就是个很好的例子。然这男性性奴隶与三宫六院的女性性奴隶似也有不同。后宫不得干政，这是历朝历代或明或暗都要禁止或想要禁止的，虽然此类禁止收效甚微。男性性奴隶则不同，名声不好听，谓之面首，但却是可以堂而皇之地当官的。像张易之，就历任司卫少卿，控鹤监内供奉，奉宸令，麟台监，还受封恒国公。他兄弟两个不仅干政，到了武则天晚年，就完全是专政了。一般王公大臣奈何他们不得，就是被废了皇帝位又重新当太子的唐中宗李显，也逃不脱他们的毒手。李显之子李重润，还有永泰郡主，这二人不过背地里说了几句不满张氏兄弟专擅朝政的话，被张氏兄弟得知告到武则天那里，武则天就不答应了。敢对她宠爱的面首说三道四，这还了得，立命李显调查。李显被逼得无可奈何，不得已，只得忍痛下令将李重润和永泰郡主缢死。

就只有姚崇敢于不买张易之兄弟的账。

那时的唐王朝，从上至下尊崇佛教，成了一种时尚。张易之自然不甘居人后。这张易之是定州义丰（今河北安国）人。他不仅在老家定州私建了一座寺庙，为了给这私建的寺庙装点门面，他竟然要将京城里有声望的10位高僧大德迁到定州他私建的寺庙里去。这些高僧大德自然都不愿去，求告无门，只得去找姚崇。姚崇断然下令，叫这些高僧大德都不必去。因姚崇位居宰辅，张易之不得已放下架子几次去找姚崇通融，姚崇就是不买账。当然，姚崇也因此付出了代价。他本来要受封兼知春官尚书事的，张易之调不走京城的10位高僧大德，便愤愤地在武则天的枕头边咬了姚崇一口，结果姚崇被改为司仆卿。

姚崇虽然帮了京城10位高僧大德的忙，但对朝野上下竟相尊崇佛教的做法并不赞同。尤其是唐中宗李显继位后，崇佛之风发展到“公主外戚皆奏请度人为僧尼”。而当了和尚尼姑，就是“出世”了，就可以不再承担“尘世”间的责任了。这一来，一些富户强丁之家，为了逃避赋役，或私建庙宇，或剃度出家。这种逃避责任的做法若不加以制止，任其发展下去，势必危及经济的发展、国家的安危。因此，到了唐玄宗时，姚崇针对滥建寺庙、壮丁纷纷剃度出家的不良社会现象，强调了“佛不在外，求之于心”的新的佛学观点。他说：佛图澄是了不起的高僧，却无法保全赵国；罗什佛学博大，也不能让秦避免灭亡；何充、苻融都虔诚信佛，但无一不遭败亡；齐襄公、梁武帝虽是佛家弟子，也未能免去灾殃。因此他提出，“但发心慈悲，行事利益，使苍生安乐，即是佛身。”他特别反对将一些坏人剃度出家，坏了国家的法规。

姚崇“佛不在外，求之于心”、“使苍生安乐，即是佛身”的观点，不知是他觉悟所得，还是受到了六祖惠能的影响。他们生活在同一时代，惠能比姚崇大12岁。就算不是姚崇觉悟所得，但姚崇位高权重，这些佛学观点由他强调提出，不仅仅是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史上，作用不可小视，对于唐王朝的经济发展，作用更为明显。唐玄宗采纳他的建议后，仅从和尚尼姑队伍里清理出的青壮劳力就有一万二千多人。这批劳力投之于社会，无疑推动了唐王朝的经济发展。

正如姚崇所言，仅靠修庙建寺或剃度出家，既救不了别人也救不了自己。张易之虽然在自己的老家私建了寺庙，但仍难逃一死。神龙元年，姚崇和张柬之等重臣，借口武则天病重张易之兄弟谋反，带兵杀了张易之兄弟，又逼武则天让出帝位，唐中宗李显重登皇位。

天下重归了李家，有功之臣们和唐中宗李显一道欢喜庆贺。姚崇虽然也是有功之臣，却偏偏哭了。张柬之大惊，忙阻止姚崇说：你在这个时候大哭，不是找死吗？姚崇说：我在则天皇帝手下做事的时间长了，就此要和她告别，心中牵挂。昨日参预你们诛灭张氏逆贼，那是我做臣子应做的事情，哪里敢表功呢？今辞旧主而伤心痛哭，也是做臣子的应尽的臣节。假若因此而获罪，我也是心甘情愿的。姚崇说得虽然有理，但这哭大约还是中宗所不愿听到的。没几天，姚崇被任命为亳州刺史，转常州刺史，离开京城了。

三

蝗虫是害虫，出了蝗灾怎么办呢？尽一切力量，用一切办法将蝗虫消灭。但当历史上溯到唐王朝的唐玄宗时，一般重臣居然会在皇帝的面前既十分郑重又十分激烈地争论蝗虫该不该捕灭，今天看来荒唐而滑稽，但在当时，却是事实。

唐开元四年，山东起了很大的蝗灾。姚崇得知这一情况后，即上奏，请求皇帝下令捕蝗。姚崇显然太了解当时朝廷上各位大臣和皇帝的想法了，因此，上这么一道请求捕蝗的奏章，居然先要引经据典，以证明自己这道奏章的建议是有充分的理论根据的。他先引了《毛诗》，说《毛诗》里已经讲了，对付蝗虫，应当是捕到这些蟊贼后，就用火烧死。这还怕不够，又引用了前朝汉光武帝下的诏书为证，说要劝农民从事生产，就要消灭蝗虫造成的灾害。引经据典罢，这才提出自己对付蝗虫的办法，即发动老百姓，人人动手来灭蝗。他还提出了具体的办法，就是蝗虫有在夜间趋光的习性，利用蝗虫的这一习性，夜间设置灯火，在灯火边挖好大坑，将蝗虫引来，捕到后即烧死并埋于坑中。他在奏章中还指出，现在山东的老百姓，对付蝗虫的办法是烧香礼拜，设祭祈恩，眼睁睁看着蝗虫大片大片地啃吃庄稼，却无一人敢于伸手捕杀蝗虫。因此他强调，只要老百姓们一齐动手，齐心协力，是可以消灭蝗灾的。他上罢奏章，即派遣御使分道下令捕杀蝗虫。嘿，还真有人公开反对捕蝗。汴州刺史倪若水就不同意灭蝗，说什么蝗虫是天灾，出了天灾，说明我们缺少道德了。因此，对付蝗虫的办法，就是要加强对德的修养。他还举出例子说，刘聪时就搞过灭蝗，结果蝗虫未除，为害更大。倪若水这愚蠢的见解，把个姚崇气坏了。姚崇大怒，专门给倪若水发了道命令，首先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说：刘聪是个伪主，所以德不胜妖；但今天我们可是处在圣朝时期，因此妖不胜德。假若古代因地方官贤明，蝗虫就会避开他们治理的地方，那么你治理下的地方蝗虫成灾，是不是就因为你无德招致的呢？如今，你看到蝗虫啃吃庄稼而坐视不管，将来老百姓没有吃的，你安心么？你还是赶快动手灭蝗吧，免得将来悔之不及！姚崇的话句句在理，倪若水不敢再违抗了，照着姚崇的办法灭蝗，结果灭蝗14万石，而“投汴渠流下者不可胜纪”。

朝廷上该不该捕杀蝗虫的争议却并未停止。唐玄宗听到反对的声音太多，只得又问姚崇，这么大规模地灭蝗，到底妥不妥当。姚崇先把反对杀蝗的官员斥之为腐儒，说他们不识变通。然后举历史上的蝗灾为例，说明不及时杀灭蝗虫的严重后果。最后又为皇帝作想，说：皇上您既然心怀慈悲，不愿捕杀蝗虫而伤害生命，那么，这杀蝗的事就不劳您亲自下令，由我通知各地方杀蝗就行了。若因此而出了什么事，我承担责任，请革去我现有的一切职务。姚崇算是将皇上的一切后顾之忧全都解除了，唐玄宗这才点头答应。

但还是有“好心”人劝阻姚崇。另一位宰相卢怀慎就对姚崇说：蝗虫是天灾，人力哪里能够制止呢？而且杀虫太多，也有伤和气，请您认真考虑考虑，还是不要杀吧。今天看来，这些反对者的逻辑实在是愚蠢得叫人不可思议。面对这些不识变通的腐儒，姚崇为了说服他们，还得再从历史上去找出应当杀灭蝗虫的理论根据来。因此，姚崇列举了楚宣王吞蛭、孙叔敖杀双头蛇这样一些为了有利他人而自己甘冒风险的事例，来说明假若因为要救灾区的老百姓而捕杀蝗虫，由此引起什么灾祸的话，和其他人都无关，全由我姚崇一个人承担。在姚崇的一再坚持下，地方官员们不敢再违抗姚崇的命令，于是遵照姚崇的指示捕蝗，蝗虫才得已被杀灭。从灭蝗这一件事不难看出，在神鬼之说风行的当时，姚崇不仅是一位不信邪的宰相，比之同朝的大臣们来，他的头脑要清醒得多。

在唐玄宗驾幸东都的问题上，姚崇又一次表现出了他不信邪的无畏精神。唐玄宗要住到东都去，各方面也都作好了准备，要起身时，出了件事：太庙坏了。这可不得了了，唐玄宗不知道这事和他要去东都是不是有关。那时，姚崇已经没当宰相，唐玄宗便将当时的宰相宋璟等人召来询问。宋璟认为唐玄宗守孝3年未满，本来就不可以行幸。太庙毀坏，属于灾变，而之所以有灾变发生，就是上天发出的警告。因而他劝唐玄宗修德，停止行幸东都。唐玄宗并不满意宋璟的解释，又将姚崇找来询问。姚崇的回答，和宋璟正好相反。他说，毀坏的太庙是隋文帝创立新都后，移宇文朝的旧殿来造的，时间久了，造庙的木头朽坏了，这就像山有松土而会崩塌一样，只不过太庙的朽坏正好和皇上的行期巧合罢了，实在值不得大惊小怪。他还回答说，普天下都是皇帝的，而两京相接，皇上因为关中不甚丰熟，从东都那边运粮食过来又要增加费用，所以住到东都去，哪里是没事找事呢？既然各方面都为皇上行幸东都做好了准备，皇上就不可以失信于天下。太庙既已朽坏了，也就不用再修了，请将神主先安置于太极殿，再改造新庙，表示敬诚。请皇上照常行幸东都，不必为此而停下来。姚崇这种从实际出发，并不盲从和恐惧所谓灾变的思想，在当时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唐玄宗那时也很清醒，同意了姚崇的见解，按原计划行幸东都，并把姚崇重新召回内阁供职。

四

古人说，伴君如伴虎。因为皇帝掌握着生杀大权，“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不知当皇帝的什么时候一翻脸，叫你脑袋搬家就得搬家。姚崇服侍了几个皇帝而得善终，这在封建时代是不多见的。由此，可看出他行为谨慎，谋事周密。为了死后不留下任何把柄给政敌，他要政敌张说给自己写墓志铭，可谓死人战胜活人的典型案例。

姚崇与张说同为宰辅，但两人是面和心不和。因姚崇常常牵制着张说，张说对姚崇是记恨在心。姚崇病重，自知不起，就将儿子们叫到床边对他们说：我和张丞相矛盾较深。此人好贪小便宜。我死后，他和我同事，因此肯定要来吊唁。你们把我平生积累下来的珍宝古玩全都罗列于帐前。假若他来了，对这些宝物一眼不看，那么，你们就得赶紧想办法，因为我们家就会大祸临头了；假若他注视这些宝物，那么，我们家就不会有事，你们将他看中的宝物全送到他家里去，同时，请他给我写一篇墓志铭。墓志铭写好后，一面呈报皇帝，一面马上刻在碑上，因为过不了几天，他会反悔的，一定会来找你们要回墓志铭，说需要修改。你们就将刻好的碑指给他看，同时说明已经报请皇上同意，不能再修改了。姚崇死，张说果然来吊唁。一见那些珍宝，他的眼光便被粘住了。姚崇的儿子照姚崇嘱咐，将张说看中的珍宝全送到了张说府上，同时就请他写一篇姚崇的墓志铭。张说拿了姚家那么多宝贝，写这一篇墓志铭时自然是送灶王菩萨上天，尽捡好的说。姚崇儿子一拿到文章，一面上报皇上，一面叫人立即刻于碑上。果然，过了不几天，张说清醒过来了。古人云：盖棺定论。我给他写的那篇墓志铭，简直就把他姚崇说成了一个完人，一个圣人，将来我还能对他家进行报复吗？他马上派人到姚家，说墓志铭需要拿回去修改。姚家指着石碑说，刻都刻好了，更何况皇上也看过了，不能改了。张说恨得咬牙切齿击掌长叹：死姚崇竟算计了我活张说，到了今天，我才知道我张说的才能是远远不及他姚崇的啊！

姚崇留了封告诫子孙的遗书，其中讲到了许多做人的准则，诸如如何对待富贵，如何对待葬礼，如何对待佛教等等，不乏真知灼见。全文载《旧唐书》，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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