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不韦为何不安心
富贵而要从政？
www.k618.cn 编辑： 卢清龙
2013-09-26 21:30:00 军情谍报
(转自：未来网)
内容提要：史记》吕不韦列传说:“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因言子楚贤智，结诸侯宾客遍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为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
《史记》吕不韦列传说：“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秦昭王四十年，太子死。其四十二年，以其次子安国君为太子。安国君有子二十馀人。安国君有所幸爱姬，立以为正夫人，号曰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无子。安国君中男名子楚，子楚母曰夏姬，毋爱。子楚为秦质子于赵。秦数侵赵，赵不甚礼子楚。子楚，秦庶孽孙，质于诸侯，车骑进用不饶，居处困，不得意。
吕不韦贾邯郸，见而怜之，曰'此奇货可居’。乃往见子楚，说曰：'吾能大子之门。’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门，而乃大吾门！’吕不韦曰：'子不知也，吾门待子之门而大。’子楚心知所谓，乃引与坐，深语。吕不韦曰：'秦王老矣，安国君得为太子。窃闻安国君爱幸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无子，能立嫡嗣者独华阳夫人耳。
今子兄弟二十馀人，子又居中，不甚见幸，久质诸侯。即大王薨，安国君立为王，则子无几得与长子及诸子旦暮在前者争为太子矣。’子楚曰：'然，为之奈何？’吕不韦曰：'子贫，客于此，非有以奉献于亲及结宾客也。不韦虽贫，请以千金为子西游，事安国君及华阳夫人，立子为嫡嗣。’子楚乃顿首曰：'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吕不韦乃以五百金与子楚，为进用，结宾客；复以五百金买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见华阳夫人姐，而皆以器物献华阳夫人。因言子楚贤智，结诸侯宾客遍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为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
华阳夫人以为然。承太子闲，从容言子楚质于赵者绝贤，来往者皆称誉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后宫，不幸无子，愿得子楚立以为嫡嗣，以托妾身。’安国君许之，乃与夫人刻玉符，约以为嫡嗣。安国君及夫人因厚馈遗子楚，而请吕不韦傅之。子楚以此名誉益盛于诸侯。………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齮围邯郸，急，赵欲杀子楚。子楚与吕不韦谋，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脱，亡赴秦军，遂以得归。”
《战国策》秦策说得更露骨，更形象化。
《战国策》秦策五说：“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见秦质子异人(即子楚)， 吕不韦是志士仁人，是英雄，是改革家，非“奇货可居”的商人归而谓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立国之主赢几倍？’曰；'无数。’曰：'今耕田力作，不得暖衣馀食。今建国立君，泽可以遗世。愿往事之。’秦子异人质于赵，处于峁城，故往说之曰：'子傒(按：子傒为异人异母兄弟。)有承国之业，又有母在中。今子无母于中，外托于不可知之国。一日背约，身为粪土。今子听吾计事求归，可以有秦国。吾为子使秦，必来请子。’
乃说秦王后弟阳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之门下，无不居高尊位，太子门下无贵者。君之府藏珍珠宝玉，君之骏马盈外厩，美女充后庭。王之春秋高，一日山林崩，太子用事，君危于垒卵，而不寿于朝生。说有可以一切，而使君富贵千万岁，其宁于太山四维，必无危亡之患矣。’阳泉君避席而请闻其说。不韦曰：'王年高矣，王后无子。子傒有承国之业，士仓又辅之。王一日山陵崩，子傒立，士仓用事，王后之门必生蓬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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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异人贤才也，弃在于赵，无母于内，引领西望，而愿一得归。王后诚请而立之，是子异人无国而有国，王后无子而有子也。’阳泉君曰：'然。’入说王后，王后乃请赵而归之。赵未之遣。不韦说赵曰：'子异人，秦之宠子也，无母于中，王后欲取而子之。使秦而欲屠赵，不顾一子以留计，是报空质也。若使子异人归而得立，赵厚送遣之，是不敢背德叛施，是自为德讲。秦王老矣，一日晏驾，虽有子异人，不足以质秦。’赵乃遣之。
异人至，不韦使楚服而见。王后悦其状，高其知，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乃变其名曰楚。王使子诵，子曰：'少弃捐在外，尝无师傅，所教学不习于诵。’王罢之，乃留止，问曰：'陛下尝轫车于赵矣，赵之豪杰，得知名者不少。今大王反国，皆西面而望大王。无一介之使以存之，臣恐其皆有怨心，使边禁早闭晚开。’王以为然，奇其计。王后劝立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楚，立以为太子。’子楚立，以不韦为相，号曰文信侯，食蓝田十二县，王后为华阳太后，诸侯皆致奉邑。”
历代读者多以为《史记》吕不韦列传和《战国策》秦策五所说吕不韦事为真，其实大谬不然。《战国策》秦策五，称安国君为“秦王”，为“陛下”，称华阳夫人为“王后”，而当时安国君为太子，不得称“秦王”；华阳夫人为太子正夫人，不得称“王后”。证明《战国策》之说乃安国君(即孝文王)为秦王后才出现之传说，而孝文王(即安国君)即位三日死，则《战国策》之说乃孝文王死后方出现。
庄襄王即子楚为秦王及秦王政十年前，吕不韦为秦相，势焰熏天，诸侯畏之，不可能产生这样的传说。则此传说乃秦王政十年吕不韦被黜前后，其政敌嫪毐及秦太后之党所制造之流言，秦太后及嫪毐欲借此流言搞垮搞臭吕不韦。司马迁作《史记》吕不韦列传，以为《战国策》秦策五之说太过荒诞，不可全部采信，乃以“此奇货可居”一言以代之。
吕不韦，家财万金，利禄于他何有哉！有钱使得鬼推磨，他要做官，在东方六国又何愁无官做！为何破家资助子楚，舍身入不测之秦？纵观全部世界史，只有志士仁人，为济世救民，才做这种毁家舍身之事！
《史记》秦始皇本纪附《秦记》说：“庄襄王生三十二年而立”，庄襄王即异人，后改名子楚，生于秦昭王二十六年(281BC)。吕不韦列传说：秦王政立，“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仲父”犹今言“二叔”。则吕不韦年龄比异人小，最早亦生于秦昭王二十六(281BC)。秦昭王四十七年(260BC)长平之战时，异人22岁，吕不韦最多亦22岁。
秦王政立(246BC)，吕不韦为秦相国，最多36岁。秦王政十二年(235BC)吕不韦自杀，享年最多47岁。
吕不韦乃失望自杀，非畏罪自杀。
一个家财万金，年龄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千方百计，毁家破产，身入不测之秦，其动机和目的怎么可以说是为“奇货可居”，为“立国之主，赢利无数”！
把吕不韦说成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是吕不韦被黜前后，秦始皇，特别是秦太后及嫪毐党徒，造作出来的污蔑之词。秦始皇及秦太后以及嫪毐党徒，不仅要把吕不韦搞死，还要把吕不韦搞臭，令吕不韦永世不得翻身。
商人讲投资风险系数和投资回报时间，如吕不韦资助子楚目的是“赢利无数”。这种投资成功的概率有多大呢？任何生意人都能很容易计算出，其成功概率为零！
《史记》吕不韦列传记不韦说子楚曰“秦王老矣，安国君得为太子。窃闻安国君爱幸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无子，能立嫡嗣者独华阳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馀人，子又居中，不甚见幸，久质诸侯。即大王薨，安国君立为王，则子无几得与长子及诸子旦暮在前者争为太子矣”。
吕不韦在邯郸说异人的时间，在秦赵长平大战前。秦赵长平大战在秦昭王四十七年(260BC)，而安国君立为太子在秦昭王四十二年(265BC)。吕不韦说子楚争夺太子继承人在安国君为太子后，即秦昭王四十二年至四十七年(265—260BC)五年之间。也就是说，吕不韦说异人争夺太子时，其年龄在十七岁至二十二岁之间。十七岁太年少，做不得说人争太子之位之事。而吕不韦二十二岁时，秦赵长平大战已开始，因此吕不韦说异人争夺太子只能在十九岁至二十一岁之间。
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说他是“大贾人”即大商人大资本家，荒谈！
说“秦王老矣”之秦王即秦昭王。《史记》秦始皇本纪所附《秦纪》说“昭襄王生十九年而立”。秦昭王十九岁即位，则秦昭王四十五年，64岁。
吕不韦是志士仁人，是英雄，是改革家，非“奇货可居”的商人不韦不能预卜昭王死期。生意人做生意，必需考虑成本回收时间的长短。如果从做生意出发，吕不韦一定调查过秦昭王的健康状态，知道十年之内昭王不一定死，则十年之内，不仅不能收回投资，任何获利机会都没有。作为投资，十年，这样长的时间没有任何回报，作为生意人要下这样的决心已经不可信了。《秦纪》说“孝文王生五十三而立”。
这个孝文王就是安国君，在秦昭王四十五年时，安国君42岁。吕不韦绝对无法预知，这个安国君即孝文王，即位三天就死。如吕不韦“立国之君”是为了“其利无数”，就必须考虑到安国君亦可能像其父昭王那样至少活到64岁，那么，子楚立为秦王的时间，至少要在22年之后。不说古代，就是现代，也没有企业家愿意投资在22年之后才开始回收成本的项目。
上面的考虑还有一个先决条件，即子楚立为安国君继承人是顺利无阻碍的。而子楚兄弟二十馀人，子楚母夏姬，既非嫡夫人，又非安国君爱幸夫人，论行次子楚又居中。子楚夺嫡，取得华阳夫人的宠信和支持是必要条件，而非充足条件，吕不韦还必须有排除安国君他子立为嫡嗣的把握，子楚才有立为嫡嗣的机会。这比取得华阳夫人的宠信和支持困难更大。
还有，太子安国君立嫡嗣，不是安国君和华阳夫人两人说了就算，还必须取得秦昭王和秦宗室大臣的承认才有效。吕不韦能收买华阳夫人，不能收买秦昭王和秦宗室大臣。《史记》吕不韦列传，记华阳夫人对安国君说请立子楚为嫡嗣，云“安国君许之，乃与夫人刻玉符，约以为嫡嗣”。显然，在安国君继位为秦王前，安国君并没有权力立某子为嫡嗣，需要继位为秦王之后才有权立某子为嫡嗣。
所谓“刻玉符，约以为嫡嗣”，是一个未经秦昭王和秦宗室大臣承认或公证的私人约定，在安国君继位前，此约定没有法律效力，没有保证，不能保证异人必定成为秦太子。作为生意人，吕不韦花了一千斤黄金，得到的只是这样一个既遥遥无期，又没有任何约束力的约定，生意人会冒这样的风险去投资？从古至今不闻有这样做生意的！
安国君继位为秦王三天就死了，是偶然现象，不是吕不韦所能预期。
投资不能光考虑回收时间长短，还要考虑投资环境。秦是一个由戎人部落发展成的国家，与东方六国，即中原国家，有完全不同的文化和政治传统。西周时期本来已经逐渐被周文化同化的秦人，平王东迁(770BC)后，关中地区被许多落后的部族分割霸占，整个关中地区又回到原始野蛮状态；秦穆公(659—621BC在位)用由余，全面采用戎人的宗教、文化、政治制度，实行“原教旨主义”。秦穆公死，用177人殉葬，其中3人是着名大臣，而东方各诸侯国早已废止生人殉葬制度。
秦昭王时期，秦并六国之势已成，东方六国的统治机构已经不适应时代要求，其统治者之腐化堕落已不可挽救，而东方六国百姓，皆以为秦之政治和社会制度不人道，不适合人的生存，不能容忍。
秦孝公(361—338BC在位)三年(359BC)，商鞅变法，把原始野蛮的秦国秦变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军国主义强国，把农民变成单纯打战和种田的机器人(任何人，读一遍《商君书》，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其情况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类似。商鞅变法与日本明治维新作用相同。腐败无能的东方六大国，面对这部强大的战争机器，面临着土崩瓦解的危局。
吕不韦时代，东方六国的“士”，即知识分子，大多数都知道秦灭六国之势已成，没有人有回天之力改变此种形势！
在这种情况下，东方六国的知识分子，分化为三类：
一类是自私自利的政治投机分子，以范雎、蔡泽、李斯为代表，选择到秦国去谋官做。
一类以鲁仲良为代表，选择了消极抵抗和逃避现实的做法。鲁仲连说：
“彼秦者，弃礼义而尚首功之国也。权使其士，虏使其民。彼即肆然而为帝，过而为政于天下，则连有蹈东海而死耳，吾不忍为之民也！”(《史记》鲁仲良邹阳列传)
一类以吕不韦为代表，选择了毁家破产，舍身入不测之秦国，去改造秦国，改造秦国的政治社会制度，使其适合人性、人道，成为适合人生活的国家。
广大的东方六国人不愿做秦民！
《史记》周本纪说：周赧王五十九年(秦昭王五十一年，256BC)，“周君、王赧卒，周民遂东亡。”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说：“武安君计曰：'前秦已拔上党，上党之民不乐为秦而归赵。赵卒反复，恐为乱。’乃诈而尽坑之。”同传苏代说：“秦尝攻韩，围邢丘，困上党，上党之民皆反为赵。天下之不乐为秦民之日久矣。”
这是东方诸国老百姓即下层人不愿作秦民的证据。
《史记》高祖本纪说沛公入关，秦王子婴降，还军霸上，“召诸县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馀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按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且吾所以还军霸上，待诸侯而定约束耳。’乃使人行县邑，告之。秦人大喜，争持牛酒食飨军士。”
证明秦人对秦暴政也不满，只是无力反抗而已。
所以，秦灭六国，出现了“寻得桃园好避秦”的传说。
吕不韦是志士仁人，是英雄，是改革家，非“奇货可居”的商人
《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说：范雎“游说诸侯，欲事魏王，家贫无以自资，乃先事魏中大夫须贾。须贾为魏昭王使于齐，范雎从。留数月，未得报。齐襄王闻雎辩口，乃使人赐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辞谢，不敢受。须贾知之大怒，以为雎持魏国阴事告齐，故得此馈。令雎受其牛酒，还其金。既归，心怒雎，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诸公子曰魏齐。
魏齐大怒，使舍人笞击雎，折胁摺齿。雎佯死，即卷以箦，置厕中。宾客饮者醉，更溺雎，故戮辱以惩后，令无妄言者。雎从箦中谓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谢公。’守者乃请出弃箦中死人。魏齐醉，曰：'可矣。’范雎得出。”乃与秦使者王稽入秦。范雎既入秦，上书秦昭王。昭王召见，范雎说昭王，昭王大喜，乃以范雎为秦相。而蔡泽“游学干诸侯小大甚众，不遇……去之赵，见逐；之韩、魏，遇夺釜鬲于途。闻应侯任郑安平、王稽，皆负重罪于秦，蔡泽乃西入秦”说范雎。范雎言于秦昭王。昭王与蔡泽语，大悦之，遂拜为客卿，而代范雎为相。
《史记》李斯列传说：李斯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于是“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学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国皆弱，无可建功者”，乃西入秦，“求为秦相吕不韦舍人。不韦贤之，任以为郎”。李斯乃说秦王离间六国君臣之计，秦王乃拜斯为客卿，用事，至丞相。
范雎、蔡泽、李斯等人，皆穷愁末路，在东方六国无立足地，乃西入秦求发展。
二十岁的吕不韦，家财万金，破家舍身，身入不测，是志士、仁人、英雄，为理想，为济世救民，义无反顾！二十世纪，中国出现了不少这样的志士、仁人、英雄！
吕不韦自杀，是绝望而自杀。吕不韦当流芳百世，而大历史学家司马迁把吕不韦丑化为“奇货可居”的商人，“孔子之所谓闻者”，即所谓“佞人”，悲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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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岁的吕不韦，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年纪，能想像这样年纪的吕不韦去做什么“此奇货可居”，一本万利的生意吗？
夏商周三代及更前，无文献可考。战国以来，特别是秦汉时期，中国人对商人有一种特别的莫明其妙的仇视和鄙弃心理，认定商人没有一个好的，形成了“无商不奸”的思维定势。秦汉的“七科谪”，凡祖、或父，或本人做过商人的，都列为罪犯，战时抓去打仗，平时不准骑马乘车，裤褪和鞋子不准同一颜色，与“文化大革命”时期强迫“地富反坏右”和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剃阴阳头相同，是侮辱！
吕不韦之父是大商人，就认定吕不韦也是大商人。吕不韦既是大商人，自然不论他做什么事，都是为了谋取最大经济利益。按我国执行过的阶级成份划分法，二十岁的吕不韦也不能划为资本家，不仅年龄不够，而且他不当家。然而大历史学家司马迁就给吕不韦划了资本家成份，大声说：“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司马迁不仅给吕不韦定了资本家成份，还且定的还是大资本家成份！
试问：二十岁的吕不韦做得了大资本家吗？不能吧！我们不能怪司马迁，司马迁时代，正是汉武帝实行大规模打击资本家，把全国资本家和大小商贩都整得破产的时候。(《史记》平准书、酷吏列传，《汉书》食货志、张汤传及酷吏传)。
既从动机看效果，也从效果看动机。
吕不韦从政效果如何？
《史记》秦本记说：“孝文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亲戚，驰苑囿。孝文王除丧。十月己亥即位，三日辛丑卒，子庄襄王立。庄襄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于民。”孝文王即前太子安国君，秦昭王死安国君继位，只做了三天秦王就死了，子楚继位为秦王。也就是说，孝文王元年已是子楚执政。子楚执政就是吕不韦执政。商鞅变法规定：“宗室非有军功，不得为属籍，名尊卑爵级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贵无所芬华。”纵观秦史，孝文王前，无即位“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于民”的做法，这种做法与商鞅变法以来已行之四代(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的做法相反。
说明吕不韦为相，曾在秦国变法维新，实行一套与商鞅变法以来不同的新的治国方略，即厚待宗室和先王功臣。有人说，这是吕不韦新上台执政，拉拢秦宗室和先王功臣的临时手段，最近有人在百家讲坛上说这是用小恩小惠收买人心。我说，错了！不是！吕不韦有他一整套新的与商鞅变法不同的新的治国方略。秦“尚首功”，战场上斩敌甲卒一首者，可获四家奴隶。据《史记》秦本纪，自商鞅变法以来，秦军斩首数如下：
1.献公二十一年(364BC)，“与晋战于石门，斩首六万”；
2.惠文君七年，“公子卬与魏战，斩首八万”；
3.惠文王七年，“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秦使庶长疾与战，……斩首八万二千”；
4.十一年，“樗里疾攻魏焦……斩首万”；
5.十三年，“庶长章击楚于丹阳……斩首八万”；
6.秦武王四年，丞相甘茂“拔宜阳，斩首六万”；吕不韦是志士仁人，是英雄，是改革家，非“奇货可居”的商人
7.秦昭王五年，“庶长奂伐楚，斩首二万”；
8.十四年，“左更白起攻韩、魏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
9.四十三年，“白起攻韩，拔九城，斩首五万”；
10.四十七年，白起“大破赵于长平，四十馀万尽杀之”；
11.五十年(257BC)，“攻晋军，斩首六千，晋走，流死河二万人”。另外，白起王翦列传说：“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华阳，走芒卯，而虏三晋将，斩首十三万”；又说长平之战，“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秦昭王时期，秦军斩首人数达九十三万六千，“流死河二万人”不计算在内。
吕不韦执政之十五年，《史记》秦本纪不再见斩首若干记载。秦王政十二年，吕不韦死，次年，即秦王政十三年又出现“桓齮攻赵平阳，杀赵将扈辄，斩首十万”之记录。显然，吕不韦执政时期废除了秦“尚首功”的传统政策。证明吕不韦入秦的目的，是要取得权力，并用得到的权力，把秦国改造成为一个合乎人性的国家。
吕不韦青年时期，秦并六国之势已成，秦这个国家的许多传统和政策是东方六国人不能接受的。这是一个大政治问题！商鞅、范雎、蔡泽、李斯四人入秦，或为失意(如商鞅)，或为报仇(如范雎)，或为扬名(如蔡泽)，或为不甘贫贱(如李斯)。
吕不韦既不像商鞅那样有失意的问题，更不像范雎那样有被辱有仇要报的问题。
白圭、陶朱公，子贡以富名闻天下。吕不韦，家财万金，不存在为名为钱投秦国扬名发财问题。唯一可能的原因是为了济世救民，去秦国。
东方六国不仅各国君王养士，各国公子也养士。着名的四公子：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以养士闻名于当世及后世。齐孟尝君“食客三千人”，赵平原君“宾客盖至者数千人”，魏信陵君“致食客三千人”，楚“春申君客三千馀人”。四公子“招至宾客，辅国持权”。及吕不韦为秦相，亦招至宾客，“至食客三千人”，而“使其客人人着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馀万言”，“号曰《吕氏春秋》”。这是先秦唯一一部“二十馀万言”的着作。吕不韦相秦，“使诸侯之士斐然争入事秦”(《史记》太史公自序)，秦的文化政策出现了根本变化！
商鞅相秦，把秦的原始野蛮制度“法制化”、“现代化”，商鞅把原始野蛮的秦国改造成为一部军事政治效率特高的战争机器，而在人权、文化上则极其落后。《汉书》艺文志着录“六艺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诗赋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兵书五十二家，七百九十篇，图四十三卷”，“数术百九十家，二千五百二十八卷”，“方技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先秦旧书。先秦旧书中，百分之九十九为东方六国人着作，秦人着作不到百分之一。今存先秦着作，重要的，只有两种是秦人作品，即《商君书》和《吕氏春秋》。而《商君书》的作者是东方卫国人商鞅，《吕氏春秋》作者是东方六国人吕不韦及其来至东方六国的宾客。
吕不韦为秦相，反商鞅变法以来之秦政而行之，利用他的权力，努力把军国主义的“强秦”改造成为一个人性化的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国家。《吕氏春秋》是吕不韦的治国纲领，吕不韦计划用它来治理秦国。《吕氏春秋》“遵阴阳之大顺”，采道德、儒、墨三家之善，撮法、名诸家之要。吕不韦胸怀宽广，正欲大展鸿图，把秦国改造成一个文化兼容并包，经济农工商并举，政治上贵族和平民和睦相处，军事上压倒东方六国的新的秦国。吕不韦的学术思想和政治纲领，“兼容并包”。不幸的是，吕不韦失败了！他为自己“壮志难酬”而失望自杀！
司马迁对吕不韦的评价是：“孔子之所谓'闻者’，其吕子乎？”
什么叫作“闻者”？《论语》颜渊篇云：“夫达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马融注：“此言佞人也。”所谓“佞人”，就是巧言令色，但求一己私利的人，李斯是此种人的标本。吕不韦也是这种人吗？不是！《战国策》魏策四说：“秦攻魏急，或谓魏王曰：'今王能用臣之计，亏地不足以伤国，卑体不足以苦身，解患而怨报。秦至四境之内，执法以下，至于长挽者，故毕曰“与嫪氏乎？与吕氏乎？”虽至于门闾之下，廊庙之上，犹之如是也。今王割地以赂秦，以为嫪毐功，卑体以尊秦，以因嫪毐。王以国赞嫪毐，以嫪毐胜矣。王以国赞嫪氏，太后之德王也，深于骨髓，王之交为天下上矣。秦、魏百相交也，百相欺也。今由嫪氏善秦，而交为天下上，天下孰不弃吕氏而从嫪氏，天下必舍吕氏而从嫪氏，则王之怨报矣。’”
连魏国君臣都知道吕不韦为秦，嫪毐和秦太后为己，与嫪毐联合则魏国之怨可报。这难到不足以说明吕不韦的政治态度和历史作用！
凭什么说吕不韦是巧言令色的“佞人”？因为吕不韦是商人出身，就断定他是“佞人”，不是吗？就是！
吕不韦是孔子所谓“达者”，而非孔子所谓“闻者”！
吕不韦是伟大的改革家，吕不韦的改革如果成功，秦的历史可能是另外的样子，中国的历史也可能是另外的样子。吕不韦失败了，而秦统一了六国，其统治只维持了十五年，就为陈胜、吴广、项梁、项羽、刘季等推翻，从而建立了汉帝国。
汉承秦制，保留了许多秦国不良制度和残酷刑罚，并为后世历代皇帝所继承，遗害无穷。
吕不韦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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