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章集校注》，柳永 著，薛瑞生 校注，中华书局，1994年版，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薛瑞生，师从霍松林，任教于西北大学，主要研究宋词。该书分校：校勘词之文句；注，主要注出典故及词句出处；可以考见写作年代的词作，列“附考”；某词若前人有评论，则列于后，为“集评”。书后又附录柳永词之辑佚，以及历来评论柳永的资料，以及版本序跋等。考证扎实，分析精当，尤其《前言》中介绍考证柳永之生平，及柳永在词学史上之地位等，亦皆有创见。
宋词至柳永为一变，主要体现在两点：一：变旧声为新声。所谓旧声，指短篇之小令，新声则指长篇之慢词。当时词家如晏殊、欧阳修、张先等人多填小令，少涉慢词；柳永则有意识地多作慢词，遂使世人耳目一新，故“大得声称于世”。因多填慢词，故需多铺叙，故柳永将写赋之手法引入填词，所谓“以赋为词”，故历来词评家或许其“铺叙委婉，言近意远”（周济），或称其“用六朝小品文赋作法，层层铺叙”，其实皆与其多填慢词相关。总之，因为体制上的创新，引起了创作手法上相应的改变，从词的发展史上来看，柳永的此种变革词体是成功的，也开启了新风气，并影响了后来的词家如苏轼、周邦彦、辛弃疾等人。
二为多用俗语，多写俗事俗情。此点很像白居易，故《四库总目提要》云：词至柳永为一变，犹诗家之有白居易。即是看到了两者共同的一面：用语浅俗。两人另外一个相同点是作品传播很广，白居易的诗，山程水驿之间，皆见题壁；柳永的词，更是“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当然，相比之下，柳永的词不但俗，而且又露又滥。因为俗，所以大众听得懂；因为露，所以能投大众所好；因为滥，所以能多得润笔。要知道柳永在近知天命之年才中进士，而在极其依赖科举入仕的宋代来说，此前的柳永，其生活之窘困，可想而知。故他只能靠填词为生。当然，据学者考证，他最重要的潜在顾客，应该是妓女。所以柳永一生，都混迹于青楼歌馆之中，得个“薄于行操”的恶称，也就顺里成章了。
当然，柳永的词虽然俗，却能够俗中见雅，以雅为俗。诚如电影《私人订制》中所言，雅跟俗之间的界限，其实很难划清。两者各有所长，雅者贵在凝重蕴藉，俗者贵在浅近清新。柳永的词大多很俗，但也有典雅之作，比如《八声甘州》中“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数句，就深受苏轼赞赏，以为“不减唐人高处”。
总之，对于柳永来说，“俗”是一把双刃剑，因为从俗，所以他成功了，得到了大量受众；又因为媚俗，他又失败了，遭到了有识之士的唾弃。在北宋，柳永几乎就是一个堕落文人的典型，许多道貌岸然的士大夫都以他为戒，词中稍微沾染浅俗恶俗之趣，就互相警戒甚至嘲讽。比如有次秦观去见苏轼，苏轼说：好久没见，不料你近来填词竟然沾染了柳七风气？秦观不承认。苏轼说：“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这不是柳七习气是什么？秦观无言以对。
写着写着，发现偏离风格了。一开始很严肃，到后来滑向轻松了。没办法，柳永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让人严肃不起来。关于他的奇闻逸事实在太多了，当然，很多只能当成传说来看待，并非历史真实，这个，本书的《前言》当中也多有考证，读者可参看。
要之，这是一本非常严谨扎实的学术著作，作者的文笔也很清通典雅，可见是文与学兼备之学人，如今已不多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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