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是相互依存的概念、判断和原则系统组合起来的某种知识的模型、框架或体系。理论化就是管理知识的科学化过程。互不联系的信息构不成知识，同样，互不联系的知识也构不成理论。理论的最低形式是一种分类，是一套格子架，是一个文件柜，用以储存知识。
以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而分，有了上面的科学主义管理和人本主义管理，但是，任何研究又都是与其研究目的有密不可分之关系的，研究目的是构成研究特色的重大要素。
人们在整合管理知识时也有着不同的导向。我们认为，一般而论，这种导向分理论导向与应用导向两大类。仿照经济学的分类，我们可以把管理学分称为理论管理学和应用管理学。
理论管理学侧重于对组织的活动进行描述、解释和预测，以发现管理的规律、原则及形成管理理论体系为主；应用管理学则侧重于对管理政策、管理方案的研究，以总结经验、教训，以解决问题和运用管理理论中的规律与原则为主。
现实中，大多数人认为管理学应属于应用科学或实践性科学，纯粹的理论管理学是不存在的，至少也是比较低价值的。这就是本不是工商管理硕士（MBA）的管理学硕士（MM）研究生们也倾向于多学习一些实用管理知识的原因所在，同时也说明了管理学还是一个年轻的学科，还不象经济学那样，因有较长期的研究历史而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理论经济学体系。
应用管理学的代表人物很多，比如德国的欧根·施马伦巴赫（Eugen Schmalenbach，1873—1955）就认为管理应该是一门工艺学，管理要重视管理技能、管理行为和经验，而不必要去建立一个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也没有必要去寻求管理中的所谓普遍真理。他们认为管理学更接近于艺术而不是科学，工艺性的管理学带有技艺性质而不是象科学那样带有哲学性质。在那个年代，他们如此将艺术与科学截然分开是有些过分了，但当我们把他们看作是以实践为导向的管理学的提倡者时，就能很好地理解他们了。他们只是对纯粹的“完全脱离实践的所谓理论抱有反感，他们提倡的实际是相当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应用管理学’”。抱有“学以致用”观念的中国人大概不会对他们的应用主义提出太多的疑义。
今天，如果有人提出“为管理学的管理学”的纯学术观点，也许会引起很多人的反对：管理学不为实践服务又价值何在呢？但是，管理学作为一门学问或科学，也有其唯知性目的的存在。我们不能完全否认纯粹为解释世界而存在的管理理论。
理论管理学认为管理学“必须放弃对实际活动的干预，它的唯一使命就是对自在之物的研究和抽象概说”。理论管理学的方法追求完善的理性，排斥非理性因素。理论管理学的研究兴趣不是放在对企业的结构和运行进行准确而客观的描述和解释上，而是把注意力放在怎样按理性原则来改善企业现有的结构。其代表人物如德国的威廉·里格尔（Wilhelm Riger，1878—1971）和艾利希·古滕贝尔格（Erich Gutenberg，1897—1984）等人。（注：参照F·X·贝阿等著，王演红等译《企业管理学》第一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年）
倾向于研究管理规律与原则的理论管理学的体系一般完整的，也许正是因为不少理论体系太完整了，因而产生了一种封闭性。确实，设定一个相对狭小的课题并从理论上进行抽象推导论证，这对适合用定量分析的问题（如生产理论、成本理论、投资理论、库存理论、采购理论等）是很有帮助的。理论的方法往往采用假设前提与抽象法，这样可以将难以解决的定性问题排除在外，达到理论推导的合逻辑性和严密性。但这样又容易陷入典型的帕拉图主义，因为它的逻辑前提（比如将盈利看作唯一目标、利润最大化等）有脱离实际的危险，还存在诱使研究者牺牲研究内容的价值去追求理论形式完美的可能（比如有十几个假定条件才能成立的理论模型等）。
不过，从理论管理学者设定研究目标的初衷来看，他们并不认为脱离实际和一部分内容没有使用价值有什么不对。因为他们认为理论的任务是解释世界，而不是出于实践的目的去改造世界。
纯粹的理论管理学有点象形式逻辑学，只要求理论推理的正确和自成系统，既不管理论的具体内容，也不管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甚至不涉及理论的辨证发展。他们追求的是理论的普遍性，无阶级性。
我们认为，理论管理学的研究者们完全可以把一些在现有组织或企业中还不起作用或仅处于次要地位的课题提出来讨论。因为说不定会有一些意料不到的课题，即在管理实践中还几乎不可能或根本不可能出现的课题，会成为未来某种管理模式的基础。不能否定，理论管理学家们的求知冲动，也是推动管理理论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这好比理论物理学与应用物理学的关系和作用一样。
看一看管理学者与管理者们的争论，就明白唯知性目的和实用性目的并存的情况了。管理学者们更倾向于追求唯知性目的（当然也不能排除为评职称、凑文章数量的唯职称目标等），而管理者们（包括积极深入企业的管理学者及现实中的管理者）则更重视实用性目的。前者关心的主要是各种学说、假设能否成立，是否真实和系统，而后者常常从效率和效用的观念出发，关心的主要是理论在组织（企业）中实际应用成果及其大小。那些“惟我独尊”的理论家们和“全知全能”实践家们有时很难说到一起，前者说“你那里没理论”，后者说“你那理论没有用”。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但实际上我们并没有找到两者结合的有效实现形式，这就造成了我们重视结合而又从来没有很好地实现过结合的“怪圈”。
事实上，要真正使管理理论有价值，或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记得一次与一位中国著名的管理学者共进晚餐（这位学者在我还上大学时，就已经频繁发表文章的知名学者了），席间他讲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话：“我讲了几十年管理学的课，一直以为自己讲得还不错，直到一次给各地市长讲完课后，听了他们一番话，才使我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看法。那次课后，我听取市长们对我讲课的评价，他们给我说了四点：听完您的课，
第一，所掌握的管理知识更系统了；第二，对管理理论的认识更深刻了；第三，您讲的都是桌面上的，不过我们做的可都是桌面下的；第四，如果按您所讲的去做，我们这些市长可能当不半年就得下台了。听完他们这四点评价，我发誓今后再不讲管理学了”。 这番话说明，有些管理学家所讲的“管理学”和实践中管理者们所用的“管理”有着一定的距离。
这位管理学者所讲的东西不能说就是错误的，他只不过是讲错了对象，同样的内容，他应该给讲管理学者听，而不是讲给管理者听。因为我们不少的管理理论是为管理学者的理论而不是为管理者的理论，是产品而不是“商品”，只能在学者圈里自己消受。
难道一线的管理者就没有自己的理论吗？有！没有理论就没有行动，不管他意识到了还是没意识到，总结出来了还是没总结出来，一线管理者同样有着自己的管理理论。我们可以把这些理论叫做“管理者的理论”，以区别于“管理学者的理论”。
举几个例子。我问过某公司市场部一位颇有些营销经验的客户经理有些什么好的营销管理经验时，
他回答说：“我的经验就是四句话一——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诱之以利，绳之以法”。仔细想来，他总结出来的这四句话中颇有些管理理论的味道。TCL的一位副总裁对我讲的四句话也很有启发性和操作性：“不与下级争权，不与同级争功，不与上级争名，不与员工争利”。简单四句话，很清楚地表达了管理者在处理上下左右、权利功名时的原则。联想集团公司柳传志先生认为“定战略，组班子，带队伍”是管理的三要素，虽然与管理学教科书中孔茨等人归纳的计划、组织、人事、协调、控制有着不小的区别，但竟然屡试不爽，成就斐然。
管理学者的理论与管理者的理论的不同，主要决定于其目标的不同。一般而言，
管理学者的目标是唯知性的，而管理者的目标是应用性的。
似乎难以否认，现今应用管理学或者说实用主义管理的观念位居主流。由于企业管理者们的关心和影响，管理理论的发展和作用好象可以用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的进化理论来解释，最为人们所推崇并获得了最多实践机会的管理学派，不是最好的，而是最有适应能力的学派。人们经常说理论是为实践服务的，科学是实践的“仆人”。马克思也批评以往的理论家只知道“解释世界”，却不明白更重要的应该是“改造世界”。在评价北大、清华、人大三所院校校风特色的时候，人们说北大是理想主义，清华是现实主义，人大是实用主义。而人大派的管理又确实比其他两校在社会上要有影响，可能和管理学应用性强的特点有关。
表1-1给我们一个有关理论管理与应用管理的大致区别。不过，这种单纯的两元比较法虽然形式上比较完美，但仔细分析起来，有些比较确切，有些则不大妥当。比如，实践中也完全可能产生理论管理问题，而不仅仅产生应用管理的课题。再比如，虽然理论科学的总体目标是对真理的追求，而实践者、应用者的兴趣在于有效地解决具体问题，但是追求真理与解决问题之间的共同点还是很多的。因而我们要对具体理论学说做具体讨论
我的这只“筐”里有什么？
我们用两维平面空间来构筑思考的整体框架。一维是科学主义管理与人本主义管理（中间为综合主义管理），另一维是理论管理与应用管理。我们就可以用这两维将管理理论的框架分为5个部分。即科学主义理论管理学，科学主义应用管理学，人本主义理论管理学，人本主义应用管理学和综合主义管理（参看图1-4）。
如果从科学或艺术的角度来看，则可以认为越是靠近右下角，管理就越具有艺术性；越是靠近左上角，管理就越具有科学性。
按照以上这一研究的整体框架，我们就可以大概地将现有主要的管理理论“装”进去了。
比如，在科学主义理论管理（或叫事本主义理论管理）领域，有法约尔、厄威克、古利克等人的一般管理，卡斯特、罗森茨韦克、斯科特、约翰逊、福赖斯特等人的系统理论，安瑟夫的企业战略理论 康特洛维奇、蒙特卡罗、查纳斯（Chernes）、库珀（Cooper）、贝尔曼（Bellman）等人的管理科学学派。
在科学主义应用管理（或叫事本主义应用管理）领域，有泰罗、巴思、甘特、吉尔布雷思、埃默森、库克、布兰代斯等人的科学管理，特里斯特、埃默里、赖斯、班福斯、托尔曼、布伦斯威克等人的社会系统理论，西蒙、马奇的决策理论，波特的战略理论等。
在人本主义理论管理领域中包括了韦伯的行政组织理论，梅奥、罗特利斯伯格的人际关系学说，马斯洛、赫茨伯格、弗雷姆、亚当斯、凯利、韦纳、麦格雷戈、阿吉里斯、沙因等人的个体行为理论，卢因、谢里夫、莱维特、伊棋、贝尔森、斯坦纳、戴维斯、莫雷诺、布朗等人的团体行为理论，亨利、吉赛利、邓尼特、斯托格第、布莱克、穆顿、利克特、卡特赖特、卢因、卡斯特、唐纳利等人的组织行为理论等等。
属于人本主义应用管理领域的可以有森吉的第五项修炼，大内的Z理论，肯尼迪、迪尔、米勒的企业文化与企业精神理论等。
在综合主义管理阵营有巴纳德的组织理论，德鲁克、戴尔、纽曼、彼得斯、沃特曼、松下幸之助、斯隆、福特、季宁等人的经验主义管理理论，劳伦斯、洛希、伍德沃德、菲德勒、卡斯特、罗森茨韦克等人的权变管理理论，李占祥的矛盾管理理论，佩罗兹、杨杜等人的成长管理理论，德鲁克、托夫勒、野中郁次郎、杨杜等人的知识管理理论等。
以上的分类，基本上是按研究者的主要成果进行的。事实上，越到后来的研究者，其研究领域及所持的立场就越综合，即越靠近四个象限的中间。因而，我们不能机械地理解哪位研究者就一定属于一种特定的理论领域，横跨领域的人是不少的，如卡斯特、罗森茨韦克就既是系统理论学者，又是权变理论研究者等。
源自：北京知本创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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