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玺
印章有着三千多年的发展历史，其实“三千多年”是一个相对的时间概念，因为迄今为止对篆刻滥觞与出现的时间仍存有争议，同时对什么类型的刻画才能称之为“篆刻”也存有争议。最早的印章可追溯到山东潍坊“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草字双印红陶罍”颈部压印的两个同文印迹，证明夏代已有在陶器上使用印戳的先例。三代以后，印章开始普遍使用。“印者，信也”，玺印已成为古代权力的象征与凭信。如《后汉书·祭祀志》中所载：“自五帝始有书契。至于三王，俗化雕文，诈伪渐兴，始有印玺，以检奸萌。”印章作为一种凭信，在汉代以前（包括汉代）更注重实用性，并不在意作者是谁。
古玺是中国最早的印章形式，商代时已经出现，距今已有三千多年历史。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在1940年出版的《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中收有三枚古玺的钤本和照片。20世纪30年代中期，这三枚青铜玺出土于河南安阳的殷墟。篆刻家与考古专家一般认为这三枚印章是殷商时期的，但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其时代及文字释读尚存争议。清华大学李学勤先生曾对这三枚印作了专门的释读与研究，提出了新的想法与见解，并在《中国书法》上发表文章来探讨相关问题。严格来讲，这三枚印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印章，它们有点像徽章，即一个部落或族群的标识。而类似这样的符号（比如像一个鸟形），在当时的青铜铭文中也经常出现。三枚古玺的共同特点是：形状呈方形，均有边框，玺面均有文字，文字安排上重视对称，富有装饰性，显现了粗犷朴素的文字美。这三枚印是已知现存最早的印章，分别珍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和北京故宫博物院。（见附图“商玺”）
作为一个独立形式，古玺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发展得比较完备了。目前能够确认的春秋时期的古玺数量较少，现存的古玺大多为战国时期的，数量很多，因此我们经常讲的“古玺”一般是指战国古玺，即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所用的印章，它们的内容、形制等是我们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依据。
“战国玺”，顾名思义就是战国时期印章的统称。战国时期礼崩乐坏、诸侯纷争，各个诸侯国的印章不尽相同，所以在篆刻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尤其是在研究战国玺时一定要关注其系别，燕国的玺、齐国的玺、楚国的玺在形状、文字、类型上存在很大不同，但不同之中也有共性。从今天的视角来审视古玺，会发现战国时期古玺在各个方面都已经非常完备。古玺类型丰富，要对其有一个整体的、综合性的归纳与认识。“玺”字的写法在古玺印中十分多样，有“金”字旁加个“尔”的，如“鉨”和“鉩”，严格地讲，它也不是“金”字旁加个“尔”，而是一个“木”字形的部分，这就需要从文字学的角度来考证和审视。吴大澂的《说文古籀补》对此有详细的说明。
战国古玺从铸刻方式上可分为朱文印和白文印。朱文古玺大都配有宽边，笔画很细，多为铸造；白文古玺大多加栏，有的在中间加界格，文字有铸有凿。如果细分，战国玺也有很多种类，有作为官员凭证的官玺；有私玺，即作为私人所用之玺；有现代篆刻中经常出现的玺，如成语玺、吉语玺；也有肖形古玺、图形玺；还有实用性质的烙马印。我们要对战国时期的官印、生动的图案印等有较全面的认识，还要关注它们钤印后的效果。
“日庚都萃车马”是一方在篆刻史中非常著名的战国玺印，年代大约在两千五百年到两千八百年之前，它不是现代意义上盖印的印章，而是燕国的烙马印，其作用是以此来表明马匹的归属和所有者。古时候的马是有编号的，其材质为青铜，颜色看起来像铁。这枚古玺在篆刻史上影响显著，为什么当代人会觉得这方印非常了不起呢？因为其尺寸是6.9厘米见方，形制很大，风格苍浑古朴，体势奇特恣肆、大开大合，具有很高的艺术审美价值，常为后世篆刻家所借鉴。此玺现藏于日本藤本有邻馆。
二、秦汉印
战国以后，秦统一六国，但由于秦朝国祚甚短，加之汉承秦制，因此后人常将秦印与汉印合称“秦汉印”。秦汉印对篆刻艺术的发展影响深远，“印宗秦汉”成为后世篆刻艺术发展的重要理念，明清文人篆刻家就是在取法秦汉印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篆刻艺术流派。直至今日，秦汉印对篆刻艺术的发展依旧影响巨大。
秦朝国祚虽短，但其印章却对后世影响深远。从形式、风格来看，它上接战国古玺，下启汉印，是中国印章史上的重要转折点。秦印按其公私属性可分为“官印”和“私印”。秦印大多有边栏和界格，金石学家多将传世有边栏、有界格的白文印视为秦印，这种看法是基本正确的，依据有三：一是字体，秦代摹印篆应与泰山刻石、度量衡所刻诏书的字体近似，又与战国各国玺印差别很大；二是形制，秦代官印已有一定的制度，不像战国官印大小悬殊，式样多变；三是避讳字，如《十钟山房印举》中有两枚“邦侯”印，均有边栏、界格，其中“邦”字印应该是秦印（汉印须避讳刘邦的“邦”字）。秦代私印沿用战国晚期的形式，以凿制为主，形制上以长方形为主，椭圆形、圆形为少数，但无论何种形状，其体积都较小，印文笔画多灵动而秀美，使之有“秦小印”的俗称。秦私印字体往往依形附势，结体疏朗与茂密相融，整体章法和谐。同时，秦私印凿刻精湛，又不失新颖，显示出印工高超的镌刻技巧。由于历史的变迁，加之各方影响，秦私印还沿用许多战国末期的印式，保留着古玺一些精巧的审美遗韵。
汉代是中国印章艺术的高峰，汉印根据实用性可分为“官印”和“私印”。印章以白文居多，亦有少量朱文。汉官印总体风格呈现浑厚古朴的形态，并形成外拙内巧、端庄凝重的风格特征。
汉官印的形制较为统一，制作方式一般分为“铸造”和“凿刻”两种，比如“军假司马”这样的官印就是铸造出来的。伴随新出土原印的增多，可以发现其中不少印章是凿或刻出来的，而非铸造出来的。汉印的铸造方式迄今为止仍存有争论。
汉代私印以白文印为主，布局多匀满平正。吾丘衍在《学古编》中说：“汉、晋印章，皆用白文，大不过寸许。”“白文印，必逼于边，不可有空，空便不古。”吾丘衍对汉印尤为推崇，无论是对篆书的取舍，还是印式的选择及基本特征等，都是以汉印为皈依的，这些论述为“印宗秦汉”的观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汉印按照时间可分为“西汉印”和“东汉印”，也有一部分是“新莽印”。入印文字和内容不同，汉印中还有装饰性极强的“鸟虫篆印”，以及以肖形图像入印的“肖形印”等。根据材质，又分为铜印、玉印等。相对于铜印，汉玉印数量较少。由于玉质坚硬，不易受刀，也就产生了特殊的篆刻技法，即所谓的“平刀直下”的“切刀法”。同时，由于玉质不易腐蚀受损，使此类传世印得以较好地保留了其本来面目。玉质私印中如“刘疵”“魏嫽”等，文字婉转遒劲，结字整饬而体态灵动，是汉玉印中的经典之作。
在汉代，印章的使用方式是钤印封泥，以起到封缄和凭信之用。卫宏的《汉旧仪》中有“天子信玺皆以武都紫泥封”的记载，这与当下用印章直接钤印在纸上所显示出来的效果是不同的。封泥由于线条立体感明显，在审美意蕴上更直观地体现了汉印古朴稚拙的美感。封泥在篆刻艺术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吴昌硕的很多印章便是取法封泥，他在《聋缶》一印的边款中说“力拙而锋锐，貌古而神虚，学封泥者宜守此二语”，又有“方劲处兼圆转，古封泥时或见之”。其论印诗亦曾论及封泥：“凿窥陶器铸泥封，老子精神本似龙。只手倘扶金石刻，茫茫人海且藏锋。”从中可见吴昌硕对封泥的重视。
后世伴随着印章使用方式的变化，封泥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近现代以来，伴随着印刷术、摄影术的发展，篆刻欣赏的维度不断得以丰富。当下我们在原有基础上日渐注重对印面本身的观察，关注篆刻线条的刀法表现、刀口的深浅、用刀速度等，而这些都可以从对印面的观察中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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