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总督府

说尽多少风流

        推送去年一篇旧文。

       保定的天气在十一月下旬就已是相当冷峭了，早晨七八点时的气温甚至可以逼近零下10摄氏度，大街小巷肆虐着的凛冽钢风砍在脸上，不时有种撕扯感，火辣辣的，但这并不能吹灭我参观保定直隶总督府的热情。  为拥有更好的参观体验，我特意选了个周末前往。早上七点多，我就已经徘徊在总督府门口的广场上，在两座石狮之间来回踱步，等待着八点的正式开门售票。早晨这个时候的总督府门口与晚上七八点时截然相反，彼时的总督府虽已关门谢客，但却依然人声嘈杂，各式各样的车横七竖八停在门前广场上，拥堵不堪，行人甚至难以通行，而此时的总督府门前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少了漫天的喧嚣，多了几分历史的静谧。

       站在广场上，仔细端详总督府，少了一丝想象中“疆臣之首”官邸应有的气派，多了一份朴实低调的气质。若不是那一溜四盏大红灯笼正中间的雍正帝亲书“直隶总督部院”六个大字，还真以为是一个普通的四合院呢。院子大门的门槛倒是颇高，估摸着大概有30公分，对于那些宦海沉浮一辈子的满清官僚们而言，其高度恐怕还远不止于此。早晨八点刚过，我第一个买票入场，跨过该门槛，穿过仪门，一眼就望见“公生明”三个鎏金大字，嵌在朱红色背景的匾额之中，为黄庭坚所书，作为官场箴规，提醒官员们公正方能明察事体之本末。匾额背后亦刻有黄庭坚手书“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字，虽朱漆有些已剥落，但内容时刻令人警醒。匾额两旁是树龄300年以上的松柏，参天蔽日，威不可言，给人以肃穆森森之感。岁月流逝，物是人非，朱红虽去，警钟常鸣，松柏老矣，庄严犹存。

        再往前，就到了大堂，面阔五间，前有抱厦三间，三方蓝底金字匾额从西向东依次排开，气派非常，分别是“钧衡笃祜”、“旗镇冀门”、“调鼎凝釐”。堂前柱子上有四副对联，分别是光绪皇帝、慈禧太后赐予李鸿章70大寿时的两幅寿联和曾国藩的两幅劝诫联，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慈禧那幅“栋梁华夏资良辅，带砺河山锡大年”寿联，可见朝廷对李鸿章倚重之深。大堂正中竖有一座屏风，绘有丹顶鹤、海潮和初升的太阳，象征一品文职大员，正上方悬挂有雍正帝亲书的黄底黑字“恪恭首牧”匾额。早晨的阳光透过木窗洒在堂内，朦胧的光线照耀下，堂内四周的浩封架、职衔牌、万民伞等愈发显得庄严肃穆，仪味森严，彰显出封建社会封疆大吏的赫赫权威。直隶总督就在此拜牌应旨，举行隆重贺典和重大政务活动。大堂两侧，东西各九间科房依次排开，东为吏、户、礼科，西为兵、刑、工科，与中央六部对应，分头掌管全省相应要务，可谓直隶地区之“中枢神经”。

      再往里走，就到了二堂，又称“退思堂”、“思补堂”，是总督日常办公和接见外地官员的地方，院内古槐荫蔽，颇显雅致，堂前有孙嘉淦所书“居官八约”，官员们在此办公，抬头所望，便是这“八约”，统治者望其能约束这一帮子官员们，但不知道最终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有多少。东侧室为议事厅，西侧室为启事厅，总督与幕僚们就在此议事，院子整体建筑风格带有些许江南韵味。堂内悬有“政肃风清”匾额，其下是一三座木雕屏风，中间雕有一头跃跃欲试的麒麟，象征一品武职大员，诗情画意之美掩饰其中，庄严肃穆之威不言自达。

        再往深走，过了内宅门，就到了三堂和四堂，三堂又称“官邸”，是总督的“书房”和“办公室”。四堂又称“上房”，花木繁茂，是总督及其家眷生活居住的地方。对此二堂之描述略去不表。总督府内两个展览倒是吸引了我的兴趣和思考：

        一是专门介绍直隶总督官职设置以来的历史。直隶位于京畿重地、天子脚下，自雍正二年（1724年）升直隶巡抚为总督以来，直隶总督位高权重，为清代八大总督之首、疆臣领袖，有清一代74位直隶总督中，多为朝中重臣，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均曾掌印于此，其重要性不言自喻。从直隶总督驻地的变迁史来看，更能够看出直隶地区的兴衰变迁。顺治十五年（1658年）设直隶巡抚，驻大名府，顺治十七年（1660年），直隶巡抚移驻真定府，康熙八年（1660年），直隶巡抚移驻保定。伴随着直隶地区北部的治理与开发和南部的稳定发展，地区政治中心一路北移，定格在保定，以期能够更好辐射带动整个辖区。到光绪末年，直隶已成为拥有十二个府、七个直隶州、三个直隶厅的大省，跃居清代诸省之首，成为拱卫京师的屏障。保定府作为直隶总督驻地，政治功能不断凸显，称之为京师副中心亦可谓当之无愧。

      但后来随着1860年《北京条约》的签订，天津在开埠后迅猛发展，城市各项数据指标发展皆走在全国前列，天津城的综合实力迅速攀升。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后，曾国藩以一生清名为代价匆匆下台，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同时裁撤驻地在天津的“三口通商大臣”（与直隶总督平级），新设“北洋通商大臣”，由直隶总督兼任。从此直隶总督就不再常驻保定，而是“每年于海口春融开冻后，移驻天津，至冬令封河，再回省城，如天津遇有要件，亦不必拘定封河回省之制”，圣意如此，再加上李鸿章为更好地经营洋务革新运动，直隶总督衙门正式进驻天津。自此一来，天津政治地位迅急速升格，保定虽名义上是省会，但逐渐被边缘化，天津自此取代保定成为华北地区的政治中心，成为半个首都，亦成为满清帝国的“深圳”，近代中国之军工产业（天津机器局）、铁路运输业（唐胥铁路）、电报通讯业（天津电报总局）等，都在此应运而生，发展壮大，当之无愧那时代的弄潮儿，引领着整个华北乃至中国的变革大局。无论是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乃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天津就始终作为京津冀地区的第二极在蓬勃发展着。而保定副首都功能的逐渐削弱和政治地位的不断下降，使其最终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地级市，这恰恰正是河北其他地区发展的一个缩影。

       当今河北发展水平滞后于京津地区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何才能扭转这一局面？历史给出了答案，中央决定在河北设立雄安新区，划拨保定市的容城、安新、雄县三县及其周边部分区域归其统辖，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有的学者将其称之为“首都副中心”建设。若真是以“首都副中心”的标准打造，这无疑是历史的一次重要回归，虽然今日之雄安非满清之保定，但其固有地域乃是保定地界，因此两者相对比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十九大报告中又提出：“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雄安新区的明天值得期待。

        雄安新区今后的蓬勃发展必将会带动河北地区（特别是冀中南）的发展，使其缩小与京津的差距，让京津冀三者发展水平更加均衡。当今之雄安新区更像是开埠后的天津，一切都是那么欣欣向荣，各种新思潮新理念在此激荡，各种高精尖企业在此生根，各类身怀绝技的人才在此汇聚，新时代中国区域发展的弄潮儿非雄安新区莫属，它将会像当初的天津一样，引领京津冀地区乃至全国的改革发展进程。而古城保定由于地理位置离雄安新区最近，近水楼台先得月，古城第二春同样值得期待！

       二是专门介绍清朝反腐倡廉做法的廉政文化展。展览门口挂着两块牌子。一块是保定市纪委和监察局树的“保定市廉政教育示范基地”，另一块是中纪委和监察部树的“廉政文化教育基地”，可见其地颇具学习价值。我认认真真看了展览的所有内容，深受震撼。唐执玉的介绍给我最深，他以“恪尽职守、清正廉洁”著称于雍正朝，之前大堂里悬挂着的“恪恭首牧”匾额就是雍正皇帝勉励他的。他把“将勤补拙，以俭养廉”八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清政府每年发给的养廉银他只用十分之三、四，其余全部上交国库，同时教育子孙不许贪图钱财，由于一生节俭，雍正十一年（1733年）死在总督任上时，竟无钱装殓，最后还是在继任总督的倡导下，由直隶省众官员捐资才将他的遗体装殓，运回原籍安葬。这样一位人物，这样的事迹，我想在当时是可以评价为“感动清朝十大人物”了。但是我深知，榜样的力量是有限的，反腐倡廉是需要制度设计的，唯有多项举措联动，才能真正遏制腐败。

       说起清朝反腐倡廉的顶层制度设计，不得不提雍正帝。雍正帝即位后，夙兴夜寐，推行一系列有效的制度改革，有效革除了康熙朝晚期以来吏治废弛，贪污腐败已然成风的官场积习，官场风气为之一新，为康乾盛世打下了坚实基础。在肃清吏治方面，他态度决断，雷厉风行，重拳打击腐败，刷新吏治，遂有“雍正一朝，无官不清”的说法；在破除利益集团方面，实行“摊丁入亩”、“火耗归公”、“改土归流”等一系列政策，刀刀砍向利益集团，让老百姓得实惠。这位封建君主壮士断腕的改革决心令人动容。

        他为反腐倡廉设计的一套组合拳，也颇有章法。一是推广“圣训法规”，他将康熙留下的训导格言《圣谕十六条》加以整理阐释，颁发《圣谕广训》，诏令全国大小官员、读书仕子学习诵读，可称之为封建时代最全面普遍深入的廉政教育。连颁十一道诏令，严谕大小臣工“奉公洁己，勤干职守，寨吏安民，惩贪除暴，不避嫌怨，刷新政治”。将六部九司职责制度归纳总结，修订成为，铸在铁牌上，树立起来给百官看，对违反的大臣进行严厉惩处，有效维护了制度的权威性。二是严格“御史监察”，选拔刚直不阿的官员担任监察御史，同时经常派出官员四处巡视，搜检官员弊政，最后推广“密折”制度，命督抚布按等地方大员在奏本之外以密折奏事，直接向皇帝呈送，使皇帝洞察下情。这样通过长期与不定期监督、明与暗监督相结合，一套较为完善的监督体系被建立起来了。三是严肃“官吏考核”，推行“百官行述”和“停轿接状”等制度，“百官行述”即是建立各级官吏的廉政档案，作为官员任免的参照；“停轿接状”即所有官员无论官职大小，凡遇百姓拦轿告状的一律停轿受理，并负追查之责。现在来看，是不是也还是挺时髦的制度设计？四是推行“高薪养廉”，实行养廉银制度，规定地方官员每年可在官俸以外加领银两，以提高俸禄待遇，促其养成廉洁的操守，养廉银按官员的品级高低、事务繁简等标准核实，从归功的火耗银中支取，即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又保证了廉政的推行，在该制度推行初期，的确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雍正评之为“自行此法以来，吏治稍等澄清，闾阎咸免扰累”。

       综上四招，刚柔并济，张弛有度，既做存量改革，又做增量创新，环环相扣，在刷新吏治的同时，最大程度地激发了全国大小官员的主观积极性，再加上雍正帝本人励精图治，废寝忘食工作，因此雍正朝成为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吏治最好的时期之一。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贯彻新时期好干部标准”、“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深入推进，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巡视利剑作用彰显，实现中央和省级党委巡视全覆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等内容，无疑都是这四招的升级加强版，可以说是最高配。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我相信我们党在进行制度设计时，肯定是吸取借鉴了中国历史上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了，“四个自信”是刻在中国共产党人骨子里的，中国共产党人完全能够把这些制度践行下去，把这些工作做细做实，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永不松懈，久久为功，中国共产党人就肯定能把这件事做好，完成历史的超越，跳出历史周期律！真正实现“风清气正，海清河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