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喷学说：这样的人太少了。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这些在文天祥《正气歌》里面褒扬的史官，令人热血沸腾，不过，齐的太史没有名姓（人家死了弟兄仨），而董狐却留名千古（辩论了几句就不了了之）。
有人还批评曰：这是靠自觉，而不是制度。好像比人家高贵一样，而我们许多人是以能践踏制度而不被追究沾沾自喜的。
严格来说，弑君都是有原因的，不像我们想的就是赤裸裸的为了九五之尊，尤其是董狐说的“赵盾弑其君”，这一点孔子说：董狐，是古代的好史官，据事直书而不加隐讳。赵宣子，是古代的好大夫，因为法度而蒙受恶名。太可惜了，要是走出了国境，就可以避免背上弑君的罪名了。后世人更说：董狐之笔不直，孔子之评不确。
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目的，只要记，就会有观点，就会有爱憎，尤其是后代的史官，没有亲身经历过，又根据前人的资料，难免有道听途说的嫌疑。就是后人说的以史观来取史料，而不是以史料来推论观点。
古代有一种《起居注》的，是我国古代记录帝王言行录的东西，嘿嘿，这种东西据说不叫当事人帝王看，玄武门事件的主角唐太宗很不放心，要看，据说还对史官隐晦这件事提出了批评，呵呵，咱就不知道事实了，扒出来他也不会说话，不过我们可能看见《兰亭序》的真迹，那比什么狗屁玄武门事变的真相有趣的多。
看欧阳修等编的《新唐书》载：九年六月，大宗以兵入玄武门，杀太子建成及齐王元吉。高祖大惊，乃以太宗为皇太子。八月甲子，即皇帝位于东宫显德殿。也算是没有曲写历史。让后世人去分析吧。
我们知道有个《清史稿》，是遗老遗少们编的：国可灭，史不可灭。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据说相对还是客观的。
相比，有个“春秋笔法”的，来源于孔圣人的《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记述历史时，暗含褒贬，行文中虽然不直接阐述对人物和事件的看法，但是却通过细节描写，修辞手法（例如词汇的选取）和材料的筛选，委婉而微妙地表达作者主观看法。即通过文章的记叙表现出作者的思想倾向，而不是通过议论性文辞表达出来。咱就太落伍了，瞎议论，说不到地方，还是人家不自觉的引导你，潜移默化。什么时间才能学得会？
想起了现代公文的写作，假大空，不切实际，满篇八股文。
有种叫报告文学的，介于新闻报导和文学作品之间既有新闻性也有文学性。中学课本上曾选过《绞刑架下的报告》和《包身工》，记得《绞》说：从门口到窗户七步,从窗户到门口七步（当时我的感觉这七步可不少，若按古代的跬步来说，那就是十四步，就是七步也不小，监狱呀！我们的办公室也没有这么大）《包身工》我就记得：在离开别人头部不到一尺的马桶上很响地小便。女性所有的那种害羞的感觉，在这些被叫做“猪猡”的人们中间，似乎已经很迟钝了。她们会半裸体地起来开门，拎着裤子争夺马桶，将身体稍稍背转一下就公然在男人面前换衣服。（想到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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