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黄季刚先生的文字学研究》

2003年12月14日民俗典籍文字中心邀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李运富教授在教九402给全校师生作了《章太炎黄季刚先生的文字学研究》的报告。民俗典籍文字中心主任、著名语言文字学家王宁教授担任主持人。

李运富教授主要讲了三个问题：（一）国学背景，（二）章黄文字学著作述略，（三）章黄文字学研究的主要特点。

晚清和民国初期，爱国救亡的先进知识分子主张学习西方的强国之路，风气所向，至于极端，有些学校的学生居然只会西文而不懂祖国的语言，传统文化遭到毁灭性的冲击，这又引起另一批以章太炎先生等为代表的爱国知识分子的忧虑。章太炎先生说：“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之心，一日衰薄一日。”（见《演说录》，《民报》1906年第6期。）于是章先生他们提倡“研究国学，保存国粹”，要“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从而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国粹派”。章太炎和黄侃先生以其深厚的国学功底，被称为国学大师，自然是国粹派的代表人物。“国学”的含义，王淄尘在1935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国学讲话》中认为，整理中国固有之学术，当时叫做“整理国故”， 研究此项学术者称为“国故学”，简称“国学”。 章太炎黄侃先生特别注重“独有”的国学，有日本记者问章太炎：“先生讲何种学？”答曰：“中国之小学及历史，此二者，中国独有之学，非共同之学。’”小学就是中国的语言文字之学，“历史”是广义的，“六经皆史”，诸子亦史，因为他们都记载着历史上的典章制度和人物事迹。

章太炎黄侃先生重视国学中之“小学”，因而在小学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传统小学大别为三：曰文字、曰音韵、曰训诂。其中有关文字学的著作有：

章太炎： 《訄书?订文》、《小学略说》（国学讲演录之一）、《论语言文字之学》、《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国故论衡》、《小学答问》、《新出三体石经考》、《说文部首均语》、《文始》

黄 侃： 《说文略说》、《黄侃论学杂著》、《说文笺识四种》（说文同文、字通、说文段注小笺、说文新附考源）、《字正初编》、《黄侃手批说文解字》、《说文小笺》、《文字声韵训诂笔记》、《黄侃手批尔雅正名》、《量守庐群书笺识》（除李义山诗偶评外）、《黄季刚先生手写日记》（潘重规先生整理）、《黄侃日记》（程千帆先生整理）

这些著作涉及文字学的内容主要表现为四种形式：一是专题论文，二是文字之间的系联集合，三是对个体字符的形音义用等各种属性加以笺注和考求，四是综合性的讲义及其他。

章黄文字学研究中几个比较突出的特点：

（一）材料上以文献文字为正统。汉字材料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世代相传的以《说文解字》为代表的文献文字（又可分为字书文字和语篇文字），一是偶然发现（主要是地下出土）的以金文和甲骨文为代表的文物文字。章黄文字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文献文字。但是说章黄不相信甲骨金文，由此认为章黄思想保守却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在黄侃给友人和学生的书信中，多次提到甲骨金文的重要性，而且要求代购有关书籍。如在给徐行可的信说：“近日闲居深念，平生虽好许书，而于数百年所出之古文字所见未宏。夫山川鼎彝，洨长所信。今不信其所信，徒执木版传刻之篆书，以为足以羽翼《说文》，抑何隘耶！洨长之书，岂非要籍，枣木传刻，盖已失真。是用勤探金石之书，冀获壤流之助。近世洹上发得古龟，断缺之馀，亦有环宝，惜搜寻未遍，难以详言。倘于此追索变易之情，以正谬悠之说，实所愿也。”1932年6月9日给陆宗达先生写信说：“所言治文字学，私意宜分三期：一即古籀文，下至唐世所云文字学；二则宋世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吕（大临《考古图》及《考古图释文》）、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洪（适《隶释》《隶辨》、遵《泉志》）、三王（王黼《博古图录》、王厚之《钟鼎款识》、王俅《啸堂集古录》）、张（？）之书；三乃近代钟鼎甲骨之学耳。”“又言思治文字学以赞说文，亦望勉力为之。然当分为二类。一则宋以前古文字之学，自《说文》所载外，如《周礼》故书，《仪礼》古文及字林、古文官书、《一切经音义》所称古文悉为董治；一则宋以后迄于今，兹所号为古文字之学，先欧阳、赵、吕、薛、三王、洪氏之书，细为审湜，然后治清世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二吴（吴大澂《愙斋集古录》、吴式芬《攈古录金文》）三书，参以孙君（诒让《契文举例》《古籀拾遗》）之见，次及龟甲，亦从孙氏入门。”“前属求河南关君（罗叔言门人）殷墟文字存真，勿望致之，虽价昂亦不惜。”（《训诂研究》，北京师大出版社1981年版。）在黄侃的日记中，有他买古文字书籍的大量记载，据台湾学者孔仲温先生统计在黄侃弟子潘重规先生所保存和整理的1922年至1935年并不太全的黄侃手写日记中，记载购阅的古文字书籍多达67种之多，包括甲骨、金石、陶瓦、货币、玺印、竹简及其他文字资料，其中记载的甲骨文字书籍有13种。但实际上显然还不只这些，因为1929年10月26日的日记说：“在中央大学借得《殷虚书契前编》四册，拟于石禅（按，即弟子潘重规）钞此，并钞刘鹗《藏龟》，则龟甲之书于是乎全。”黄侃先生并非重金购买这些古董来装门面，而是认认真真按照“繙、钞、点、校”等方式对这些书籍进行了系统阅读和研究的，所以《黄季刚先生年谱》记载：1929年12月读毕诸家金文，1930年间阅龟甲书殆遍（《蘄春黄氏文存》也有类似记载）。黄侃先生对甲骨金文还不只是看看写写研究研究而已，而且还利用来印证或纠正《说文解字》，翻翻黄侃先生的《说文小笺》以及在大徐本《说文解字》上所作的批注，就能看到很多引用来作对照的甲骨金文字形。

如果说黄侃和章太炎不信甲骨金文，那也只能说他们不信假的甲骨金文。他们担心材料有假和识字无据，用假的或不可靠的文字来篡乱正统的文字。当甲骨文出土，收藏的人纷纷出钱按字计值高价收买时，作伪之风蜂起。梁启超1927年在燕京大学讲授古书辩伪时就曾讲到：“不过发现以后，二十年来至如今，琉璃厂的假甲骨就很多。因为从前不贵，现在很贵，小者数元，大者数十元，自然有人伪造牟利了。”另有汉川徐英（澄宇）者，著《甲骨文字理惑》一书，条列二十二事力指甲骨之伪，又从字形上一一辩驳孙、罗二家考释之不可信。可见当时甲骨文字造伪和胡乱解释的现象确实存在，因而不信甲骨者非止章氏一人。黄侃也在日记中多次批评那些不踏实研究，试图凭运气发现新的考古文献来获取名利的坏风气，如他在1928年5月12日的日记里说：“自鸣沙石室书出，罗振玉辈印之以得利，王国维辈考之以得名，于是发丘中郎乘轺四出，人人冀幸得之，今之考古家，虑无不怀宋元之所怀者。……傥见诚亦有之，然必以发得为急务，至于坏人冢墓而不恤。嘻！亦甚矣！”又在6月18日的日记里说“要之经史正文忽略不讲，而希冀发见新知以掩前古儒先，自矜曰：我不为古人奴，六经注我。此近日风气所趋，世或以整理国故之名予之，县（悬）牛头，卖马脯，举秀才，不知书，信在于今矣。”

对于可靠的出土文物，章黄是相信的。这从章太炎先生相信《三体石经》和《陈仓石鼓》就可以得到证明。而且他说：“然则吉金著录，宁皆雁（赝）器？而情伪相杂，不可审知。必令数器相雠，文皆同体，斯隺（确）然无疑耳。”“曩令发玉牒于泰岱，探翮翼于泗渊，万人贞观，不容作伪者，以补七十二家之微文，备铸器象物之遗法，庶亦可矣。若乃奉矫诬之器，信荒忽之文，以与召陵正书相角，斯于六书之学，未有云补。”随着古文字辨伪工作的逐步完善，章氏对古文字资料的态度也有所改变，这从他并不反对黄侃学习和研究金甲石刻文字就可以看出。而且太炎先生过生日时还接受了黄侃送给他的一份特殊礼物——罗振玉著的《殷墟书契前编》，并常把此书放在床头翻阅。后来在他答复金祖同关于甲骨文字的第四封信中，口气就变得委婉了：“龟甲且勿论真伪。即是真物，所著占繇，不过晴雨弋获诸琐事，何足以补商史？”这就不是信不信的问题而是重要不重要的问题了。

在重要不重要的问题上，章黄是有自己的传统思想的。他们要传国学之正统，那就是内容完整的文献体系，文字也不例外。在他们眼里，偶然发现的来路不明的古文字材料自然没有正统的文献材料重要。章黄治学确实反对以甲骨文为正宗，但这种学术观点并不完全是出于意气之争，而是秉着一种强烈而又固执的文化理念。这种理念就是反对治学一味地趋新、走偏锋，鄙视一心只想在局部的问题上突破先贤，而忽略甚至放弃继承千百年来人们视之最为重要的经史学问。从总体着眼，注重《说文解字》的权威性和历代学者对它殚精竭虑研究阐释的智慧结晶，注重中国传世典籍丰厚的历史积淀和几千年来无数智者学人一代一代累积的知识成果，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这正是章黄重视“正统”的学术思想的积极意义所在。

当然，随着出土资料的增多，文物文字也具有了越来越丰富的内容和逐步完整的文化体系，因而现代的文物文字的价值正在提升，但这已经不属于章黄评断的范围了。如果不顾章黄所处的时代和他们的言论所针对的具体历史情况，用今天文物文字的研究去评断他们，这是有欠公允的。

（二）方法上以关系论为主导。赵诚先生认为黄侃在语言文字的研究上将“关系论”这一研究方法引入，突破了以前单纯的“本体论”研究方法。用赵诚先生“关系论”的说法，用以检验章黄的文字学研究，发现其中也是以关系论为主导的。分析章黄的文字学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归纳为三大关系网。1、文字本身的属性关系。清儒已经认识到形、音、义三者的内在联系，提出过“形、音、义互相求”的研究方法。章黄继承了前人的这一方法，既能从本体上辨析和确定每个字的形、音、义属性，又注重从形义关系和音义关系上对字的形、音、义属性作综合考察。2、同功能字的表达关系。语言中同一个词或同一个义有时可以用不同的字形来表达，前人注意到这种现象，采用了各种术语来加以描写。黄侃先生在前人的基础上写有专文《说文略说?论字体之分类》，将同功能的异形字分为“正、同、通、借、讹、变、后、别”八类，并分别作了界定或说明。3、同源字的派生关系。黄侃先生在《声韵略说》中说：“声义同条之理，清儒多能明之，而未有应用以完全解说造字之理者，侃以愚陋，盖尝陈说于我本师。本师采焉以造《文始》，于是转注假借之义大明，令诸夏文字，少则九千，多或数万，皆可绳穿条贯。”章太炎先生的《文始》以“初文、准初文”为根，按“孳乳”和“变异”两大规律将音义相关的字词系联成字族；黄侃的《说文同文》、《字通》也是把有关的字词系联在一起。

（三）目标上以语言学为归宿。我们今天虽然讲的是章黄的文字学研究，但实际上文字学在章黄眼里并不是独立的。他们把文字当作语言单位的代号，目的是要通过文字来研究语言。王宁先生在《论章太炎、黄季刚的〈说文〉学》 中正确地指出：“章黄的《说文》学不只是文字之学，更重要的是语言学。”并进而总结出章黄《说文》学的三个特点：“语言的——由文字形义学上升为语言学；历史的——用语言文字来沟通历史；民族的——采用本民族的传统方法来保存民族文化，增强民族自尊心，激起爱国热忱。”章黄一方面继承乾嘉诸老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另一方面又受到西方语言学理论的影响，能从现代语言理论的高度，结合方言中活的语言材料，深入探求语音和语义的变化规律，初步建立起音韵学体系、词义（训诂）学体系和语源学体系，既有“理”又得“法”，从而把依附于经学的传统“小学”发展成为独立的“语言文字学”，确实取得了超越前人的巨大成就。从语言的角度来研究《说文》和文献文字，正是章黄学术思想的反映。

最后，李教授总结道：章黄在文字学方面虽然也有上述不少的成果，而作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系统的文字学研究却留给了后人。学术本来就是“前修未密，后出转精”的，是要在不断继承和不断发展中前进的。我们欣喜地发现，章黄之后又有“陆王”，同样的师生情谊，同样的学术精英，章黄的《说文》之学、词义之学和语源之学都在陆宗达先生和王宁先生手里得到了发扬光大，近年来王宁先生又开创了文字构形之学，从而弥补了章黄留下的遗憾，使得传统的语言文字学更加完善。但学术还要发展，学友仍须努力。

李运富教授报告结束后，王宁先生作了总结：李老师的报告体现了对学术史上的人物的一种态度。如何面对和看待学术史的人物，我们认为应当遵循以下三条原则：

一是理解和还原历史人物，理清楚他们的学术内容、方法和背景为什么会是这样；

二是尊重和继承。我们今天继承前人的应该有个正确的态度，继承了前人，又要把前人批倒，这是很不道德的。

三是选择与推进。前修未密，后出转精。

王宁先生指出办系列讲座的目的：端正继承的态度，继承不是固守，而是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不要歧视自己，尽管欧化风气非常严重，但我们要求平等对话。李老师的报告在方法上和态度上给我们作了很好的示范。

同时，王宁先生给在座的师生推荐了三本书：

《黄侃日记》

《訄书详注》（章太炎著，徐复注释，上海古籍出版社）

《黄侃论学杂著》

报告人：李运富

（李润生根据李运富教授的报告和讲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