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论读书

2013-11-22

“实事求是”这一语词,在历史上由来已久。据考证,最早出自班固所撰写的《汉书》。在《汉书》中,班固为河间献王即汉代刘德立传,称他“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清代乾嘉年间汉学鼎盛,薄宋学为空疏,标榜“实事求是,不主一家”。因而,实事求是,实际上指的是一种求实的学风,就是在治学过程中要注意从实际出发,占有材料,然后从事实中找出真实的材料。

曾国藩也曾经在他的几篇文章中联系考据之学的不同方式反复表述过实事求是的问题。他在《翰林院庶吉士遵义府学教授真君墓表》一文中指出:“当乾隆之季,海内矜言考据,崇尚实事求是之说,号曰汉学”,这里,他比较笼统地介绍了清代中叶汉学崇尚实事求是之说。他在《圣哲画像记》一文中又肯定,“许、郑考先王制作之源,杜、马辨后世因革之要,其于实事求是也”。在这里,曾国藩清楚地告诉人们汉唐考据名家都把实事求是作为一种治学方法。其实,观察曾国藩的治学,我们可以看到其中贯穿的一条主线,一种品格,那就是实事求是。曾国藩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能占据那么重要的地位,能产生那么巨大的影响,与他实事求是的治学品格是分不开的。

一 曾国藩强调治学要甄别书中真伪,不可盲从书籍他重申孟子关于“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观点。他认为,为人做事从书本中找寻根据是很重要的。但是要慎之又慎,要从实际出发,根据自身的生活经验,根据事物的本来面目去加以认识和判断。他说,“君子这作事,既征诸古籍,诹诸人言,而又必慎思而明辨之,庶不至冒昧从事耳。”曾国藩用他行军打仗过程中,如何对待历家兵法的问题,来说明实事求是,从实战出发,从客观实际出发,不盲从古人,不盲从古书的重要性。他说,“久处兵间……自问所办皆知极拙极钝之事,于神速二字几乎相背,即手古人论兵成法亦千百中而无什一之合,私心既然得自愧叹,又因此颇怀疑古人之书皆装饰成文而不可以尽信。敝部如塔、罗、李、鲍,外间有人叙其战绩已与当时实事迥不相符。窃疑古书亦复尔尔。儒者纪兵事以迁为最善。迁史以《淮阴传》为最详,其中如木罂渡河,沙囊雍潍,国藩颇疑其并无是事。今临看之黄河尚在,果木罂所能渡乎?沙囊堵水,溢漏如故,所不能顷刻而成,水大则不能忽堵忽决,水小则无损于敌。以物理推之,迁书尚可疑如此,则此外诸史叙述兵事,其与当年实绩相合者盖寡矣。”

曾国藩读书并不是一个人云亦云的拿来主义者。他对司马迁和韩愈非常的推崇,但也不乏有批评之辞。上面提到的有行军打仗时疑古书的情况,在这里更是深入地分析了从实际出发不可盲从他人的重要性。他在同刘蓉谈及司马迁和韩愈之书时说:“今论者不究二子之识解,辄谓迁之书,愤懑不平,愈之书傲兀自喜,而足下或不深察,亦偶同于世人之说,是尤亲《盘》、《诰》之聱牙而谓《尚书》不可读,观郑卫之淫乱而谓全《诗》可删,其毋乃漫于概而末之细推也乎?”他还将理学家所不齿的“左、庄、马、班之才”,同儒家鼻祖的“文、周、孔、孟之圣”相提并论,认为他们博学贯通,不可归之于义理、辞章、考据中的任何一门,而周、张、程、朱则仅懂一门学问,与他们比较起来就不可同日而语了。曾国藩“好古人雄奇之文”。在这方面“以昌黎第一,杨子云次之”。但他又认为两人各有不足,“昌黎则造字之工夫居多,子云则选字之工夫居多”,并且认为韩愈的作品“无阴柔之美”,欧阳修的则“无阳刚之美”。所以他要儿子曾纪泽效“王羲之、陶渊明之襟韵潇洒则可,法嵇、阮之放荡则不可。”这些充分说明曾国藩不盲从古书、不盲从他人,从实际出发,勤于思考,所以能见各家之长,亦能见各家之短。

曾国藩不仅自身治学讲求一个“实”字,而且还不断地教导自己的后辈也须有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他在就《诗经注疏》讨论读书心得时,曾反复叮嘱他的长子曾纪泽注意汉唐注疏的优缺点,嘱咐他要虚心体察,深入钻研多作鉴别和比较,不可轻信盲从,即使大家、名家的见解也不一定完全站得住脚,毫无失误;凡是对于有体会和有怀疑的地方,都要随手笔记,久而久之,一切都可以明朗起来,学问自有长进。他在咸丰八年(1859年)十月十五日家信中是这样说的:“凡汉人传注、唐人之疏,其恶处在确守故训,失之穿鉴;其好处在确守故训,不参私见……朱子《集传》,一扫旧障,专在涵泳神味,虚而与之委蛇,然如《郑风》诸什,注疏以为皆刺忽者固非,朱子以为皆淫奔者亦未必是。尔治经之时,无论看注疏,看宋传,总宜虚心求之。其惬意者,则朱笔识出;其怀疑者,则另写一小条,或多为辩论,或仅著数字,将来疑者渐晰。”

二 曾国藩主张治学要根据自身实际和研读内容,有所区别,讲求方法

曾国藩也强调传统的多读背诵和勤查典籍,不过他同时主张:“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缺一不可。”并特别指出不可“蛮读蛮记蛮温”。他认为单纯的“蛮读、蛮记、蛮温,断不能久熟,徒耗日工而已”,而且只会“愈读愈蠢”。研读他的著作、家书,可以发现,在关于读书方法上,他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思想。首先,他认为,应该根据自己的学习任务,确定适合自己的读书方法。有的人读书,无论是什么书都只随便翻翻,高兴看的时候就看,不高兴看的时候就将其抛开。还有的人则无论什么书都要从第一个字看到最后一个字。这两种方法很显然都有可取之处。曾国藩认为读书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确定。在学习的初级阶段,主要任务在于迅速摄取信息,读书时就要速点速读,不能句句求熟。曾国藩在教导儿子曾纪泽读《汉书》时说,“每日至少亦须看二十叶,不必惑于在精不在多之说。每日半页,明日数页,又明日耽搁间断,或数年而不能毕一部。如煮饭然,歇火则冷,小火则不熟,须用大柴大火乃易成也。”在学习的高级阶段,温习巩固,目的在于消化和领悟。所以读书时就应该慢读精思。据此,曾国藩把读书分为看和读两种,即泛读和精读。“看者涉猎宜多、宜速;读者宜主讽咏宜熟、宜专。看者‘日知其所亡’,读者‘月无忘其所能’。看者如商贾趣利,闻风即往,但求其多;读者如富人积钱,日夜摩挲,但求其久。看者如攻城拓地,读者如守土防隘,二者截然两事,不可缺亦不可混。”

其次,读书不要死记硬背。读书要理解记忆,不可机械地死背。曾国藩认为,读书记性好或坏并不足虑,“所虑者第一怕无恒,第二怕随笔点过一遍,并末看明白。此却是大病若着实是看明白了,久之必得些滋味,寸心若有怡悦之情,则自略记得矣。”第三,应根据自己的智力结构特点采取适合自己的读书方法。有些人记性好,有些人则悟性高,那么在读书时则必须用不同的方法,否则效果就不好。纪泽“读书记性不好,悟性较佳。若令其句句读熟,或责其不可再生,则愈读愈蠢,将来仍不能读完经书也。……若蛮读蛮记蛮温,断不能久熟,徒耗日工而已。”
三 治学要与社会现实政治相联系,经世致用
曾国藩所处的是一个洋人入侵、社稷欲倾、内忧外患的时代。在这种社会现实中,知识分子的治学就应该与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前途紧密地相连。这是一种儒家政治文化经世致用的治学原则和精神,也是曾国藩治学思想的一种突出的精神特质。

首先表现为对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1840年,中英之间发生的鸦片战争,以清政府的失败和《南京条约》的签订而告结束。当时的曾国藩正在翰林院任职,年仅30岁,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但是他对这种外侮非常痛恨,励志要报仇雪耻。他在给弟弟曾国荃的诗中说:“岂谓戈铤照京口?翻然玉帛答倭奴。”“门内生涯何足道,要须尝胆报尧天。”在同年十月,在《致诸弟》的家书中写道:“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故其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披己泽则忧之…”。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有一种类似韩退之、范希文的忧患意识。在这种忧患意识的驱使之下,他特别注重对治国安民的社会实际问题的研究。例如,他重视人才问题的研究。他曾经写过《原才》一文。1850年3月,他上书咸丰皇帝,在《应诏陈言疏》中指出,“人才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一。”这是颇有见解,而且又是可行的主张。再如,1851年,他以右部侍郎的身份上了《议汰兵疏》,指出,“天下之患,盖有二端,一曰国用不足,二曰兵伍不精。”他主张“汰兵”,建议汰兵五万人。此疏不太空谈,也是一个可行性很大的方案。又如,他针对朝廷腐败的风气,上了《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矛头还指向了皇上,险遭杀身之祸,不过反倒获得了刚直的名声。他还写过《平银价疏》、《备陈民间疾苦疏》等等。这些文章和上疏论及到了人才、军事、廉政、经济、民情等许多方面的社会实际问题。其深刻的剖析、独到的见解,超出了同时代人的水平,不仅可见其研究的深入程度,也可见他的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

其次,他认为读书要读有用之书,应该重视实用知识的学习,以便经世致用。

历史是经世致用的学问,这是古代学者所公认的。曾国藩特别喜爱读历史。1835年,曾国藩25岁,他入京会考落榜,绕道江南返回老家,在路上借钱买了《二十三史》,在家整整研读了一年。他认为《史》、《汉》、《通典》是经世之书,鉴古可以观今,“经世之务,莫备于史”。他特别爱读《资治通鉴》,他说,“窃认为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致当,开拓心胸。”除史之外,他还喜读韩愈、范仲淹、王安石等经世名臣的作品,特别推崇顾炎武的“君子之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的主张。

曾国藩并不满足于哪一学科,他说,“天下之事宜考究者几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婚礼、曰祭祀、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皆以本朝为主,而上溯前代之沿革本末,衷之以仁义,归之于简易。前代之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之所末及者可以自我创之”。他详细研读过《日知录》中的“经术”和“治道”。研读过舆图学、河工水利学、军事学等实用科学。即使在疆场与太平军厮杀的时候,他也每天坚持读徐继的《瀛环志略》和魏源的《海国图志》,以便了解世界各国情况。他还倡导“资夷力”,“师夷智”,筹办洋务,聘用外籍专家,引进先进技术。创办江南制造总局,设立翻译馆,翻译外文书籍,校印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派遣留学生出国留学等等,这些都反映了曾国藩对应用科学、实用知识的重视,也反映了他的经世致用的、务实的治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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