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这个词最早出自《庄子》：“饰小说以干县令。”曹聚仁为章炳麟整理的《国学概论》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都是这么说的，不过章炳麟和鲁迅对这句话的解释是不一样的。章炳麟认为，战国时期有的小政客，他们不能游说各国诸侯，只能在县令这样的地方官跟前说说本地方的话。鲁迅则认为，“县”是高，言高名；“令”是美，言美誉。言外之意，把这些闲言碎语刻意拔高、美化。不过，二人都提到了一点，这里的小说就是闲言碎语，和我们今天讲的小说含义很不相同。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这里的“小说”这个词和今天的小说完全没有关系。我们看看中国的小说发展史都知道，古代早期的小说都是笔记体的短小精悍的故事，小说篇幅增加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也就是说，最初的小说都是闲言碎语，篇幅一般都不长。
南朝宋时，刘义庆组织门客编写了一部《世说新语》。我们今天把这种体裁叫做笔记体小说，那么《世说新语》中的故事到底应该看作历史还是小说呢？它毕竟是道听途说，随笔记下，介于可信和不可信之间。确实，有的历史学家就把它里面的故事当做历史材料来用。然而，它还是有小说的萌芽。例如，讲周处的故事，说周处到水里面和蛟大战三日三夜，这当然在现实世界是不可能的。
我想说的是，把《世说新语》叫做小说是有道理的，它本身有虚构的因素，也影响了后世的小说。我们读过《世说新语》，再读《三国演义》，就会发现，《三国演义》中的很多故事都是源于《世说新语》。例如，曹操在门上写一个“活”，杨修告诉工匠这是曹操嫌门宽了，这个故事《三国演义》中有，《世说新语》中也有。《世说新语》中，曹操在乳酪杯盖上写一个“合”，杨修说这是“人一口”；《三国演义》中的杨修把“一合酥”解释成“一人一口酥”，就是从这里来的。此外，望梅止渴、梦中杀人等故事，《三国演义》中写到了，源头也是在《世说新语》里。
《世说新语》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晋明帝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坐在晋元帝的膝盖上玩耍。有个客人从长安来，晋元帝就问：“你既然从北方来，知道洛阳的消息吗？”客人说着说着就流泪了。晋明帝就问父亲那个人怎么哭了，晋元帝就告诉他：“我们的先辈原来定都在北方的洛阳，后来被少数民族入侵，被迫逃到南方来。”晋元帝就问晋明帝：“你觉得长安和太阳哪一个远一些？”晋明帝说：“太阳远一些，我们没听说过哪个人从太阳那里过来。”第二天上朝时，晋元帝把这件事将给大臣听，又问晋明帝同样的问题。晋明帝却说：“长安远一些。”晋元帝很惊讶：“你怎么和昨天回答得不一样呢？”晋明帝说：“举目见日，不见长安。”
故事最后八个字“举目见日，不见长安”很沉痛。故国不堪回首，这样的亡国之痛刻骨铭心。一个小孩能讲出这样的话，不得不让人钦佩。
《世说新语》中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曹操准备接见匈奴使臣，认为自己长得丑，不能震慑别人，就让崔琰代替自己。曹操自己则扮作下属，捉刀站立在床头。后来，曹操派间谍问匈奴使：“你认为魏王怎么样？”匈奴使说：“魏王看长相的确很有威严，然而床头捉刀人才是英雄。”曹操知道后，派人追杀了这个使臣。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这里曹操已经封了魏王。崔琰是反对曹操称王的，最后被曹操下狱迫害致死。当然，历史上是否真的有这么回事也不好说。
我们如果看故事中的人物，他们性格值得分析。匈奴使的确是聪明人，慧眼识英雄。曹操扮作下属，他也能认出那是英雄，可见这个使臣不简单。然而，聪明不等于精明。和曹操这样的人打交道，首先要懂得自保，必须时刻小心。杨修就是因为恃才傲物，最后惨遭杀害，这就是很好的例证。他完全可以装在心里，没必要把自己知道的都说出来。他如果只说“魏王雅望非常”，不说“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说不定还能保住性命。就是因为他多嘴，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
我们再看曹操，他的阴险、多疑在这里暴露无遗。匈奴使既然能讲出这样的话，可见他不是一般人啊！这样的人既然不能为我所用，那也不能让他活着，我得不到的让别人也得不到。另外，匈奴使既然说“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曹操可能会推测：“他是不是认出我来了？他如果回去一宣传，那别人会怎么说我？曹操长得丑还不敢承认。”当然，这是从曹操个人的性格上做的分析。如果联系当时的大背景，我们也能够理解曹操的做法。当时，孙权、刘备已经搅得曹操很头疼。匈奴这样的少数民族就希望中原内乱，他们好从背后捅刀子。匈奴在历史上曾经给汉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现在虽然势力大不如前，但狗改不了吃屎，不得不防。曹操能想不到这一点吗？匈奴中还有这样的人才，那对汉族是多大的威胁啊！当我们看到了这一点，就不觉得曹操的做法过分了。
《世说新语》里有这样一个故事，赵母的女儿出嫁，老人家对女儿说：“千万不要过分地做好事。”女儿觉得很奇怪：“不能做好事，难道可以做坏事吗？”母亲说：“好事都不能做，还能做坏事吗？”
因为，在中国越是大好人越是活得痛苦，这个母亲讲出这样的话当然是无可奈何。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不管你怎么德才兼备，总有人能挑出你的毛病，让你无地自容。存心坏到底的人反而没有多少人去批评。因为一来，批评了不起作用，白费口舌；二来，他是流氓地痞，你惹不起，批评他会招来不必要的麻烦。于是乎，越是好人越是挨骂多。李敖就说：“好人做一件坏事会被人骂，坏人做一件好事会被人捧。”好人有时候待遇还不如坏人。
放眼我们身边，有很多事情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我们看到一个小伙子很优秀，会对他的父母说：“你老人家有这样的孩子应该感到自豪。”老人家却说：“我的儿子这也不好，那也不好，我看到他就烦。我真后悔，怎么生了这样的儿子啊！”听这话，好像两代人之间有深仇大恨。我们为小伙子不平，老人家还会说：“是我的孩子我才这样对他，换了别人的孩子，请我打，请我骂，我还不答应呢！”还比如，有的地区受灾了。有的人很有钱一分也不捐，反而很少有人批评他没有爱心，甚至还有人替他辩护：“捐不捐是别人的自由，你有什么权利强迫别人捐款呢？”相反，捐了钱的，反而会挨骂。骂他的人还振振有词：“你那么有钱，怎么才捐这么点呢？分明是作秀，没有诚心啊！”
可见，当好人确实有时候很委屈，可是我们是不是就应该沉浸在这种痛苦中而不能自拔呢？那也不是。鲁迅先生说得好：“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完美的苍蝇终究不过是苍蝇。”我们只要大方向没错，即使有一些缺点又有何妨呢？我们身边战士少了，苍蝇多了，可是苍蝇掩盖不了战士的崇高和伟大。
我们前面讲到《三国演义》受了《世说新语》的影响，其实《三国演义》还受了《搜神记》的影响。《三国演义》也带有神话色彩，里面有的情节源于《搜神记》。
《三国演义》中的左慈戏弄曹操、孙策因为杀害于吉而死，这些故事《搜神记》里也有。这两个故事教育人们多行不义必自毙，统治者不能嗜杀成性，否则会遭报应。《三国演义》中写孙权的死，也源于《搜神记》。说那段时间刮大风，涨大水，把很多大树都连根拔起，不久孙权就死了。古人认为，人死之前自然界总会有些征兆。
《搜神记》中有这样一个故事，说张助种地的时候捡到一枚李子核，看到旁边有一棵空心桑树。他就把李子核种到桑树里面，并用水浇灌。后来李子树长大了，众人一看桑树里面有一棵李子树，觉得这是神。有个人眼睛有一些小毛病，在树下祈祷，不久眼睛就好了。他把这事和大家一讲，人们越传越神，都说这是神树，瞎子到了树下都能复明。后来，张助知道了，对大家说：“这是我种的李子树，哪里是什么神呢？”于是把树砍了。
《搜神记》本身是一部写鬼神的书，这个故事则独树一帜，恰恰教育人们不要迷信，防止以讹传讹。
其实，像这样类似的故事流传的有很多。罗应怀将军的回忆录《九死一生》里面就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个人看见一只野鸡被束缚得难受，就把野鸡放了。转念一想，这是别人打猎的成果，这么做不好。于是就拿出一条干鱼放在原地，然后才离去。猎人回来一看，野鸡竟然变成了干鱼，以为自己得罪了神仙，就给干鱼建了一座庙，人们都来供奉。有的人得了小病，也来这里祈求保佑。三年后，干鱼的主人故地重游，就感叹：“世界上哪里有鬼神？不过是人们的胡思乱想罢了！”
干宝的《搜神记》里面有一篇《宋定伯捉鬼》。开头写道：“南阳宋定伯年少时夜行逢鬼，问之，鬼言：'我是鬼。’”其中的“我是鬼”这三个字不简单，在汉语发展史上值得一书。我们都知道，文言文中标准的判断句通常都是像“陈胜者，阳城人也”或者“刘备，天下枭雄”等形式，这里直接用“是”表示判断，这种句式很少见，只有白话文中这种句式才普遍使用。从这里，我们知道，至少在干宝写作《搜神记》的时代，用“是”表判断的句式已经出现了。如果我们要研究文言文向白话文的演变过程，这就是很好的材料。
还比如，《世说新语》里面有一篇，说“高坐道人不作汉语”，这里我们知道“汉语”这个词古代就存在，至少在刘义庆编写《世说新语》时有这个词。《世说新语》里还有个故事，桓玄、殷仲堪、顾恺之等人在一起做游戏，先说“了语”（以“了”为韵，表示事物完结的话）。顾恺之说：“火烧平原无遗燎。”桓玄说：“白布缠棺竖旒旐。”殷仲堪说：“投鱼深渊放飞鸟。”接着又说“危语”（以“危”为韵，表示事物危险的话）。桓玄说：“矛头淅米剑头炊。”殷仲堪说：“百岁老翁攀枯枝。”顾恺之说：“井上辘轳卧婴儿。”殷仲堪手下一名参军说：“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这个故事对我们了解古代的语音很有帮助。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知道，古代“燎”“旐”“鸟”和“了”同韵，“炊”“枝”“儿”“池”和“危”同韵。
读书要能够有新发现，尤其能发现一般人不大注意的细节。
唐传奇《谢小娥传》里面，谢小娥的父亲和丈夫都被强盗杀了。后来，他们给谢小娥托梦。父亲托梦说“车中猴，东门草”，丈夫托梦说“禾中走，一日夫”。谢小娥不知道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就找高人解谜。李公佐就指点说：“车中猴，车（車）字去上下各一画，是申字，又申属猴，故曰车中猴；草下有门，门中有东，乃兰（蘭）字也。又禾中走是穿田过，亦是申字也；一日夫者，夫上更一画，下有日，是春字也。杀汝父是申兰，杀汝夫是申春，足可明矣。”
《三国演义》里董卓临死时，童谣唱道：“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复生。”这里的“千里草”就是“董”，“十日卜”就是“卓”，暗示董卓死期就要到了。
我们今天看来，这是迷信，但在古代人们一般都信这一套，小说家也喜欢玩这种文字游戏，增添趣味。
《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对刘备说，曹操占天时，孙权占地利，刘备占人和。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可是，偏偏是魏国版图最大，实力最强；吴国最后一个灭亡。这又怎么解释呢？蜀国面积最小，而且最先灭亡，这不是天大的讽刺吗？就像国民党当年败退台湾后，很多人写回忆录说自己年轻时如何忧国忧民一样。李敖就讽刺说：“你们都是好人，人民为什么还帮助共产党把你们赶到台湾来呢？”这也是一样的道理，刘备、诸葛亮这一类人，你们都是好人、能人，蜀国怎么会是如此下场？我想说的是，《三国演义》是历史小说，不是历史，我们不能认为《三国演义》里写的都是真的。
假的永远是假的，你怎么圆谎都会有破绽。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欲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牛皮吹大了就会失真。刘备真的那样忠厚，怎么还打同宗的刘表、刘璋的主意呢？汉献帝还活着，他就自称汉中王，这是忠臣吗？诸葛亮总是喜欢搞锦囊妙计，别人把他的锦囊打开，照着他说的方法就可以成功。他真的这样料事如神，为什么每次出祁山都以失败而告终？为什么不能把战略战术做得更精细一些呢？诸葛亮那么有先见之明，怎么还会用马谡这样的草包呢？这些很明显都是经不起推敲的。
还比如，《三国演义》中说孙夫人和刘备如何感情深厚，这更是胡说八道。就像我前面说的白居易为李隆基、杨玉环招魂一样，纯属为统治者歌功颂德、掩盖罪恶。孙夫人那样一个一二十岁的姑娘怎么会对一个糟老头子有好感呢？历史上，是孙权为了拉拢刘备采取的权宜之计，他们之间本来就不存在感情基础。又比如，关羽当初对黄忠手下留情，英雄惜英雄，后来封五虎上将他却耻于同黄忠为伍。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你真的对一个人很敬佩，怎么还会在乎彼此地位的高下之分呢？更何况，黄忠的地位也没有超过关羽啊！可见，作者主观上想把关羽写好一点，就捏造了他对黄忠手下留情这个事实。可是，那毕竟是历史小说，不能不兼顾史实，于是就穿帮了。
我们不能否认《三国演义》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可是我们始终要明白，作者的主旨是“忠君”，他把刘备这一派人理想化了，提前预设了立场，刘备是好人，曹操是坏人。于是，刘备这一派人做什么，他都会说好，甚至不惜歪曲历史事实，没那么好也说很好。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千万不能把《三国演义》当做真实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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