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庆祝国庆70周年之际，42位杰出人士近日获得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其中，现年81岁的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获得“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也是唯一入选的文物行业代表。而就在上个月，她还刚刚获得了第四届“吕志和奖——世界文明奖”的“正能量奖”。
作为60岁上任、77岁退休的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樊锦诗在敦煌前后工作了56年，被誉为“敦煌的女儿”。樊锦诗，1938年生人，籍贯杭州，北京出生上海长大。一个江南女子，自1963年北大毕业后被分配至敦煌工作，就再也没有离开过那片大漠。几十年来，樊锦诗走遍了莫高窟大大小小735座洞窟，从青春少女到满头华发。如今在莫高窟的那尊名为“青春”的塑像，就是以她为原型塑造的。2017年在《朗读者》节目中，董卿说当她看到樊锦诗走进演播厅时，身材娇小、笑容和蔼，自己心头一热，“这样一个瘦弱的身躯里，怎么会蕴藏着这么大的能量？”用樊锦诗的话来说，就是“我感觉自己是长在敦煌这棵大树上的枝条。我离不开敦煌，敦煌也需要我”。“只有在敦煌，我的心才能安下来”。这16个字，是樊锦诗2014年在敦煌研究院建院70周年时总结的莫高精神。她和一代代莫高人，就是在这样的精神感召下走过来的。敦煌，位于河西走廊的最西端，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城市。这里有汉长城边陲玉门关、阳关遗址，也是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的所在地。鸣沙山东麓、宕泉河西岸的断崖上，莫高窟静静伫立了1650余年。1962年，樊锦诗北大毕业前的考古实习就选在莫高窟。因为“读中学时，有一篇关于敦煌莫高窟的历史课文，给我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象”。来到之后，“洞窟呢，进一个，又进一个，确实很震撼，五彩缤纷，美不胜收”。但是与精湛绝伦的艺术世界形成强烈对比的，就是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简陋的生活条件。这里风沙肆虐、没电没水，住的是土屋土炕，老鼠猖獗，进出洞窟爬上爬下都得靠树干插上树枝的“蜈蚣梯”，非常可怕。实习不到三个月，大城市来的江南妹子樊锦诗就病倒了，不得不提前回去。那时她想的是“再也不来这个地方了”，没想到第二年毕业，她就服从分配来到了敦煌，甚至拒绝了父亲要写信去为她说情的提议。那一代人接受的教育是，“国家培养了我们，我们就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不管多远、多苦、多累 。樊锦诗25岁来到敦煌，莫高窟离市区还有二三十多公里。研究所地处偏远、条件艰苦，粮食不够吃，还要大家自己开荒种地。那时洞窟外很破烂，没有楼梯，更没有今天精心修建的护栏。深藏无数精美壁画和雕塑的艺术宝库，连个门也没有，里面黑乎乎的，临摹壁画只能靠镜子和白纸反射洞外的日光，或用汽灯补充光线。由于种种原因，研究所到七十年代才有大客车通往市区，到八十年代才真正通上电，那时樊锦诗已经40多岁了。樊锦诗和爱人彭金章自1967年结婚后，两地分居长达19年。敦煌这样艰苦的条件，影响的不仅仅是大人，连带还有孩子抚养和读书教育等一系列现实问题。面对这样的环境，樊锦诗也承认，“说没有犹豫动摇，那是假话。和北京相比，那里简直就不是同一个世界。”她那时真没想过要坚守一生，也期望和争取过调回自己学校或爱人学校，但是随着时间一年又一年过去，樊锦诗对莫高窟的感情也越来越深，到1986年真有机会调回爱人所在的武汉大学阖家团圆时，她竟然犹豫了。余秋雨在描述莫高窟时这样说过：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一千年而始终活着，血脉畅通、呼吸匀停，这是一种何等壮阔的生命！这种生命的魅力，打动过敦煌研究院前两任院长常书鸿、段文杰，还有一代代莫高窟人。常书鸿先生在几十年的艰苦生活中，经历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种种不幸和打击，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仍然义无反顾。段文杰先生因为看到张大千先生的临摹作品，本想来敦煌看看，结果一干就是六十多年。这些前辈们在此前更为艰苦的环境下都能坚持下来，樊锦诗觉得自己也没有理由不坚持下去。在敦煌呆得越久，对石窟就越有感情，她想走又舍不得，总觉得还有许多事情还没做。爱人彭金章为了支持她的工作，毅然放弃自己在武汉大学的一切，调来敦煌和她并肩作战。从此，这对伉俪携手并肩坚守大漠。莫高窟又称千佛洞，自公元366年开窟，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中国、也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整的佛教艺术宝库。
历史又是坚强的，因为总有一批人愿意守护历史的真实，希望她永不磨灭。
“从常书鸿先生开始，莫高人始终有一种把这座人类文化瑰宝保护好的使命担当。”樊锦诗说，“把莫高窟完好地交给下一代人，无愧祖先、无悔后人，这就是担当，就是使命。”1987年莫高窟被列为中国首批世界文化遗产。在申遗过程中，樊锦诗对照世界公约和国际宪章，了解到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先进理念，“莫高窟是人类的无价之宝，我心想一定要保护好。万一有闪失，我就是罪人。”地处沙漠干旱的恶劣环境中，莫高窟历经千年风蚀，沙尘危害严重，窟内壁画、彩塑都有不同程度的病害，如空鼓、酥碱、起甲等。作为石窟文物保护专家，樊锦诗提出了“莫高窟治沙工程”等13项文物保护工程，后来更通过国际合作、利用先进技术监测洞窟环境，抵御沙漠侵袭，使莫高窟文物保护环境得到显著改善。作为享誉国际的敦煌学者，她潜心石窟考古研究，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断代，研究成果获得学界公认。她牵头主编的26卷大型丛书《敦煌石窟全集》等著作，更是百年敦煌石窟研究的集中展示和思考。1998年，60岁的樊锦诗在即将退休的年龄开始接任敦煌研究院院长，一干又是17年。上任初期遇到的难题之一就是莫高窟差点要被某旅游公司捆绑上市，樊锦诗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四处奔走、拼尽全力阻止此事。她明确表示，“洞子不能卖，我不能成为千古罪人。”作为管理者，她殚精竭虑，在全国率先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建设。她牵头起草的《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成为甘肃省第一部为保护一处文化遗址作出的专项立法，为莫高窟带上了“护身符”。她还主持制定了《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2006—2025）》，规划出新世纪敦煌文物保护与利用的蓝图，让后续的文保工作有据可依、有章可查。樊锦诗在任期间，带领敦煌研究院科研人员，在石窟遗址的科学保护、科学管理中不断摸索，通过国际合作、引进先进的保护理念和保护技术，构建“数字敦煌”，为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永久保存与永续利用作出了巨大贡献。千年以来，敦煌石窟都在以可见的速度和不可逆的趋势在逐步走向消亡。樊锦诗将守护石窟、守护敦煌文化当成自己这一生的责任。因为“莫高窟是唯一的，敦煌值得我认真”。虽然石窟终将消亡，樊锦诗们要做的就是通过有效保护，尽量延长它的寿命。而在倾力保护石窟之外，她也不断在为保护石窟的人们争取更多的机会和福利。她继承前辈的“爱才如命”，以广泛的国际合作引进理念技术、培养人才。多年来，樊锦诗为改善研究院的住宿条件奔波，为研究人员家庭团聚想辙，为年轻人出国进修争取机会。如今，敦煌研究院的博士生数量在全国文保界数一数二。他们不仅承担着莫高窟系列以及中国西部众多石窟的研究和保护工作，还能支持丝路沿线其他国家的相关文保和研究工作，正在为更多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做出贡献。樊锦诗说，“人这一辈子，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还能为他做出一点事，那么这一辈子就算没白来在这个世界上”。她曾说，如果我死了，让我留一句话，我就留这么一句：莫高人坚守大漠，不仅仅是艰苦奋斗，因为哪里都有人艰苦奋斗，但莫高人是要在荒漠中奋斗和坚守。莫高人谈奉献，不是讲无私奉献，而是要“甘于奉献”。他们很多人都是“自投罗网”而来，本想就来看看，可是来了就没再走。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还有更多老先生、年轻人，一代又一代人把自己的青春和热血留在了敦煌，牺牲了家庭团聚，甚至耽误了子女上大学。无愧于敦煌的樊锦诗，在面对家庭的时候，作为一个妻子和母亲，她是歉疚的。难得的是，她有一个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丈夫。“如果没有他的支持，我也不会坚持到现在”，樊锦诗不止一次表示。彭金章是樊锦诗的大学同学，毕业后分去武汉大学工作。1967年他们结婚后，就开始了长达19年的分居生活，在对夫妻团聚的向往和期待中，他们等了一年又一年。期间，两个儿子先后出生，因为莫高窟的工作条件实在难以照顾孩子，樊锦诗夫妇不得不把孩子送来送去，请家人帮忙照顾。他们经历过孩子在莫高窟滚煤堆、在河北农村变得不怎么说话、在上海想找妈妈走失街头，最后还是老彭默默把两个孩子都带在了自己身边，在工作科研之余，一个人当爹又当妈。莫高人的甘于奉献，背后都离不开家人的支持。在樊锦诗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老彭总会毫不犹豫地站出来，顶上去。夫妻俩经常互相开玩笑，一个说：谁像你这么“傻”？另一个说：那谁让你娶了一个“傻子”老婆？彭金章理解妻子对敦煌深沉的爱，他说，“人们说她是敦煌的女儿，那我就是敦煌的女婿。”1986年，在樊锦诗终于有机会调离莫高窟的时候，她犹豫了。她任性地跟老彭说，反正我走不了。老彭说，走不了，那这样吧，我走吧。
就这样，人到中年的武汉大学历史系副主任、考古教研室主任彭金章，放弃一切追随爱妻来到敦煌。在这里，他开始了新的事业，主持了一直被学界轻视的莫高窟北区的考古发掘，使莫高窟现存洞窟数量从492个增加到735个，为世界瞩目。樊锦诗夫妇两人一起在敦煌工作了30多年。彭金章总说，将来工作任务完成了，就跟着樊锦诗去上海休养。2017年4月，樊锦诗破例登上《朗读者》舞台，就是因为老彭喜欢看这个节目，“他在电视里看见，他可能高兴”。但这个敦煌女婿还是不幸先走一步，当年7月底，81岁的老彭离开了他深爱的妻子。樊锦诗说，她到现在也觉得彭金章没有走，“他还在我身边，还在支持着我，看着我。”他们俩，一个是敦煌的女儿，一个是敦煌的女婿，这一身份永远不会改变。说到敦煌女儿樊锦诗的最大贡献，一定离不开“数字敦煌”这四个字。樊锦诗是在为莫高窟建档时，通过新老照片对比，明确意识到壁画和文物都在明显退化。守护敦煌需要保护，也需要研究、解读和传播。而随着文化传播和旅游开发，前来参观莫高窟的人只会越来越多，过多游客导致洞窟内温度、湿度和二氧化碳浓度不断变化，又会使窟内壁画、文物加速退化。1979年莫高窟游客只有一两万人，到1984年增加到10万人，1987年莫高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以来，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量逐年猛增。睡里梦里都想着莫高窟的樊锦诗，为此愁了一两年，“真担心有一天从梦里醒来，莫高窟不见了”。档案照片会褪色，磁带也会消磁，直到她第一次见到计算机，听说文件可以通过数字化的方式永久保存，敏感的樊锦诗才觉得看到了一丝曙光。“任何有形的物质都将归于无形。无论我们怎样努力，都只能延缓莫高窟的衰老，数字技术也许可以将洞窟的详尽信息完整地保留给后人。”
2003年，樊锦诗提交《关于建设敦煌莫高窟游客服务中心的建议》。2008年底，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正式开工。2014年8月1日，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正式对外开放，这时的樊锦诗已是76岁高龄。这一年，莫高窟的参观游客量已达81万，到之后的2018年，参观高峰期莫高窟日均客流已经过万，是当年一整年的游客量。莫高窟数字中心播放的是研究院自制的两部电影，一部《千年莫高》，讲述莫高窟的历史和文化，帮观众建立知识背景；另一部是《梦幻佛宫》，用球幕电影展示洞窟全景，让大家身临其境地加以感受，也比入洞参观看得更清晰。游客网上预约，到数字中心取票，先看45分钟的电影，能更好地感知敦煌的历史文化和艺术美感，再去实体洞窟参观时会更有感触，也节约了窟内逗留时间。莫高窟开放有约10条不同的洞窟参观线路，分A、B类票券，每组观众25-30人用耳机听讲解，核心区游人如织但繁而不乱。由此，莫高窟单日游客最大承载量由3000人次增加到6000人次，达到文物保护和开放利用的双赢。如今已经退休的樊锦诗先生，再也不用担心洞窟“被看坏了”。数字敦煌，也不仅仅是一个数字中心、两部电影，还包括有数字化的档案建设和科学的洞窟监测管理。在樊锦诗的推动下，敦煌研究院将洞窟、壁画、彩塑及与敦煌相关的一切文物加工成高智能数字图像，同时也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研究成果以及相关资料汇集成电子档案。如今，在数字敦煌网站（https://www.e-dunhuang.com），全球观众都可以足不出户地免费欣赏30个洞窟，包括10个朝代、共计4430平方米的高保真高清壁画，还能做任意角度的全景漫游。而这样的工作，还需要更多莫高人一代代坚持做下去，逐步覆盖到有壁画的全部492个洞窟。樊锦诗对促进敦煌文物的保护事业作出的贡献，得到了学术界的一致认可。学术大师季羡林在2000年敦煌百年庆典上极力称赞樊锦诗，他用了一个词：201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将莫高窟的管理与旅游开放创新模式作为典型案例向世界推广，称其是“极具意义的典范”。这是莫高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后的第23年，这一年，樊锦诗72岁。她是1985年“全国优秀边陲儿女”银质奖章获得者，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04年当选由《人物》杂志等单位组织评选的“2004年最深刻影响中国的文化人物”。2009年，国庆60周年之际，樊锦诗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获得“时代领跑者——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具影响的劳动模范”称号。2013年荣获中国公民道德最高奖“雷锋奖”。2018年12月18日，80岁的樊锦诗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获得改革先锋奖章，并被评为“文物有效保护的探索者”。这样一位功德无量的老人，当被问及一生的成就时，樊锦诗只是淡淡地说，“要不是敦煌，人家知道我是谁？那不是我的荣誉，那是敦煌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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