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川.D
每当提起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50后”与“60后”一代人时，人们常常会用“金色的童年”来形容他们最初的成长阶段。这是因为他们是1949年后第一批摆脱了连年战乱与颠沛流离、得以安全降生在这片和平土地上的一群“幸运儿”，特别是对于生长在如北京、上海等这样的大城市的群体而言，更是如此。
回想起来，于我，真正开始具有清晰记忆的，是从幼儿园开始。尽管那记忆断续而琐碎，并不连贯。
北京六一幼儿园，曾经的三角形屋顶建筑保留至今（引自网络）
说到当年上的幼儿园，它的全名是“北京六一幼儿院”。很久以后才弄清，之所以叫“院”而不叫“园”，隐含着一种历史的延续——它的前身，是战争年代成立的“延安第二保育院”。
原谅这含糊不清的老照片，毕竟让我们看到了当年保育院的样子（引自网络）
那是一所根据战争需要而筹建的寄宿制保育院，诞生于中国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1945年6月1日。最初，保育院的孩子主要都是些前方作战将士的子女、烈士遗孤和部分后方机关干部的子女。而直接促成保育院创立的，是开国元帅之首朱德总司令夫妇！这对于一所幼儿园而言，大概是绝无仅有的。
朱德总司令与孩子们（引自网络）
保育院成立伊始，便经受着内战爆发的严峻考验。1946年冬，胡宗南部进攻延安，党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撤离延安前，康克清亲自来到保育院进行动员。当时向保育院提出的要求是：一切为了战争，一切为了革命，一切为了孩子。大人在，孩子要在；大人不在，孩子也要在！
于是，固定的保育院成为流动的“军中保育院”，保育院全体人员和136个孩子，借助于骡马和摇篮，在枪林弹雨的几年间，居然完成了1670公里的艰苦行军！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抵达北平。136个孩子、包括他们的全部档案一个不少，安全无恙！自此，“马背摇篮”的称谓不胫而走，一度成为美谈。
曾经的保育院（引自网络）
而这些，对于当时懵懂之中的我则完全没有概念。只清楚地记得，在我毕业之际，正逢“六一幼儿院建院20周年庆典”，这使得那次毕业仪式成为一个异常隆重的盛典。其中最令我自豪的是，我画的画也成为这一盛典的点缀之一，整个幼儿院充满了过节般的气氛。在那天的来人当中，有一批我们从未见过、比我们大很多“哥哥姐姐”们。让人诧异的是，这些生机勃勃的青年人竟然流着眼泪纷纷与幼儿院的阿姨们一一拥抱！这画面深深定格在我那天的记忆中。之后听姥姥说才知道（姥姥代表毕业生的家长参加了庆典，大概因为年龄大，还被安排在庆典聚餐的主桌），那天前来参加活动的，除了当年应届毕业生的家长之外，还有延安时期那一百多名经受过战争洗礼的毕业孩子，包括他们的家长……
我的毕业照
我在“六一”度过了四年，从小小班、小班、中班直到大班。记忆中的“六一”岁月，既有无尽的快乐，也有时而涌起的“悲伤”，但首先是它的大而遥远。说它大，是因为“六一”的占地面积多达200多亩，好像在全国也属罕见；说它远，是因为“六一”远离市区，地处北京西郊香山脚下的青龙桥，而当时，它的周边没有街道，没有商店，放眼望去，是一片荒凉的乡村。
记得从帽儿胡同家中到“六一”真不容易，要先坐一段几位小朋友合用的儿童车到地安门，再乘7路电车到动物园，而后再乘32路郊区长途车到颐和园，最后还要乘33路郊区长途汽车才能到达。
当年的“六一”为全寄宿制，采用准军事化的封闭式管理。入院的儿童每两周才能回家一天，通常的情形是周六下午被家长接回，周日晚之前再由家长送回。今天看来，这样的安排对于3岁左右的小孩来说，实在是太过漫长与“残忍”。于是最初的两年，想家，占据了童年记忆中的大部分：因生活不习惯而想家，因遇事不开心而想家，因生病被隔离而想家……
不知是什么原因，从小我就时常生病，最经常的是扁桃体发炎加高烧。进入幼儿院后更是如此。或许是对新环境的不适应，好像当时儿童常见的疾病我都得过：急性痢疾、出水痘、腮腺炎、淋巴腺、猩红热……。得病还不算，关键是这些病大都传染，所以生病后常常被送入隔离病房。每到此时，病房中就只剩下独自一人的我，只能无奈地躺在床上仰望天花板，心中充满了远离喧闹与玩伴的孤独。雪上加霜的是，一旦被隔离，也就意味着不能回家。于是，姥姥便专程到幼儿院来探视，陪我待上半天时间，那是我最感安慰的时刻。
也许是在幼儿院已经将各类疾病得了个遍，有了免疫力，长大后反而再没有生过什么病，身体也变得越来越“皮实”，可谓“苦尽甘来”。
当年为许多小朋友所熟悉的孙敬修爷爷正在讲故事（引自网络）
当然，“六一”的四年生活，更多的是快乐。记忆中的生活既丰富又有趣：滚铁环、荡秋千、蘑菇池戏水、听广播、讲故事、做游戏（老鹰捉小鸡、丢手绢等）、学画画、手工课、玩橡皮泥、搭积木、看小人儿书，各种活动应有尽有。其中最让我感兴趣的是看书画画，大概是因为有些“天赋”，图画“作品”常常受到阿姨们的称赞，还会不断地被推荐到墙上加以展示，于是便更加得意，加倍投入地去画更多的画，以致后来每到节日来临，阿姨们会专门给我时间，安排我画一些节日的儿童画，这也算是童年训练出来的“一技之长”。
当然，我为此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记得快毕业时，母亲从西藏回来探亲，观察发现我的眼睛已经近视，带去一验光，近视300度！于是便是一连串的训斥带吓唬：谁叫你不顾眼睛画！画！画！你再不注意，以后就成瞎子了，瞎子！你知道吗？……早年是军人的母亲，教育从来就是这样的“简单粗暴”，十分让人不爽，但也因此被吓住，从此开始收敛。现在想来，多亏了母亲及时发现，要不然可能真就瞎了也不一定。
后来发现，情形并没有预料得那么糟，当时很大程度上是假性近视。一段时间后，视力便有了改善，尽管依旧近视，但发展缓慢，直到大学才开始戴眼镜。
学画画（引自网络）
通常认为，“六一”不同于普通幼儿园，似乎带有一定的“贵族”气。据资料记载，当年在北京，由苏联专家直接指导的幼儿园仅有四所：六一幼儿院、北海幼儿园、分司厅幼儿园和中央军委保育院。得以进入这样的幼儿园实属“幸运”。
1950年姚淑平陪同来院指导工作的苏联专家戈琳娜（引自图书）
然而平心而论，尽管“六一”的条件的确优越，但却绝不娇惯孩子，甚至准军事化的管理常常让人感到一种不自由的约束，倒也因此培养出一种较同龄人更为突出的独立生活能力。“文革”伊始，“六一”便首当其冲地成为“革命”的对象，被称之为“培养'修正主义’苗子”的地方，从此一蹶不振。其实当时对于什么是“修正主义”根本弄不明白，只是朦胧中觉得那不是一个什么好词。至于数年间，究竟培养出多少“修正主义”的苗子，恐怕没人能说得清楚。
如今想来，当年“六一”的生活，与其他同龄人的经历相比，的确如生活在“蜜罐”里一般。不仅居住与卫生条件一流，吃得丰富还讲求营养，而且幼儿院的阿姨们个个“专业”认真，尤其对于小小班和小班，吃喝拉撒睡一管到底，外加讲故事，做游戏，既细心又周到，十分难得。记得一天早上起床后，一位阿姨非同往常地走过来审视着我的脸，还用双手试探两腮。一照镜子，好像胖了。其实那不是胖了，是得了腮腺炎！正是因为阿姨的细心，使我的病能够及时被发现，治疗也没耽误。
活动室一角（引自网络）
或许当年这代人多多少少都有过这样的经历：父母在外工作奔波，家庭也随之动荡四散，孩子根本无暇看管，常常是东一个西一个地到处寄存，或者完全扔给托儿所、幼儿园，以至于有些小孩已经挺大了却没见过父母。记得我是到了3岁时才第一次见到回京休假的父母。初见之时，形同路人，弄得父母有些伤心。这样的情形要是放到现在，势必会导致儿童成长阶段的诸多弊端。然而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在如此长期缺失父母关爱的环境下，却依然还能造就出尚属健全的性格，实在是有些不可思议。现在想来，这与姥姥和幼儿院的管理者们所付出的爱息息相关。
当年姚院长在给孩子们讲故事（引自图书）
和蔼可亲的姚院长（引自图书）
说到当年的管理者，不能不提到六一幼儿院院长。但在当年，我并不认识这位院长，只是记得有位年龄较长的阿姨，常常会在各个班级出现，像一位和蔼的大妈，问寒问暖，毕业照里也有她的身影。直到几十年后偶尔见到一本纪念文集中的照片我才认出，那位年长的阿姨正是从1954年就开始担任六一幼儿院院长的姚淑平。
南京省立女子中学时的姚淑平（摄于1935年5月，引自图书）
1938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出身的姚院长，是一位地道的“老干部”。算起来，她担任院长时大约是37岁。然而在这个并不十分耀眼的岗位上，她一干就是32年！她将一生倾注于“六一”的幼教事业，受益者千千万万，其中也包括我。
1994年9月她被确诊为癌症时，曾恳求医生，尽量将她的生命延续到1995年6月1日，因为那是“六一”建院50周年，她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做完，包括《幼儿一日活动常规》和《马背摇篮》的书稿……
1997年，姚院长离世。这真的是一位值得人们倍加尊敬的老人！
60年代姚院长在颐和园（引自网络）
如今，离开“六一”已经54个年头，昔日的故地想必已经变得难以辨认，昔日的阿姨和小伙伴们也早已各奔东西、失去联系，只是那段记忆依然鲜活，促人向往。
那里有孩童时的多彩梦想，有一去不返的纯真快乐，有着由“爱”所组成的友情与亲情的真切回味，即便那隔离病房中的孤独，在今天看来也是幸福交响中的一段有趣插曲，同样使人留恋。
因为，那意味着令人羡慕的童年时光——纯洁、无邪，充满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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