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縷晨光（贺晓丹）
2020-05-17 03:46
我们身无分文上路了。
这里借用了严歌苓的“心怀善意的人，往往能遇见美好”一文中的第一句话。只是把主语换成了复数。正是她的这句话，让我陷入了对一段童年往事的深深的回忆中......
我们是北京十一学校五年级一班的三名女生：王小兰，蔡竖华和我，贺小丹。
我们要去北京市委告状。
那是1966年5月的北京，是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季节。学校虽然还没有停课但已有工作组进驻，校领导和老师们可能都已经感到了春寒的降临。可年少懵懂的我们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是隐约地感到一种机会来了 - 就是可以帮助校领导认识问题的机会。
由于我们班上男生长期欺凌女生的事情校方一直不给解决。这天我们三个人决定逃课去北京巿委状告学校领导无视和纵容这种欺凌行为。
我们谁都没有告诉，一清早就悄悄地溜出了校门。五月的春风迎面拂来，我们像三只快乐的小鸟飞出了鸟笼，那种被某种使命所召喚的兴奋就像是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要投奔革命似的。
玉泉路
可这种兴奋并没有持续多久，当我们到了玉泉路38路公共汽车站时，当我们发现我们身无分文的时候，这种热情就突然降了温。
正当我们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小兰想起我们无线电小组的李辅导员就在万寿路的解放军通信兵总部。小兰说：我们可以去找他，他一定会帮助我们的。
这时太阳从云彩后面钻了出来，阳光照在她的脸上。
玉泉路 —> 万寿路 约3.6公里
从玉泉路到万寿路的距离，是我在写这篇文章时从百度上查到的。当时我们并不觉得走了很久，就来到了万寿路通信兵总部的大门口。
那儿有二个站的笔直面部严肃持着枪的哨兵。我们向离传达室比较近的那位哨兵走去。听我们说明来意后，他很有礼貌地说：请你们稍等一下。说完就转过身去打了一个电话。
我们高兴地想李辅导员马上就会出来了。
不一会儿，一位军官从大院里走了出来，但他不是李辅导员。他很和气地告诉我们：李辅导员工作很忙不能见我们，请我们回去。
不管我们怎么央求，他都毫不心软，仍旧面带微笑重复着同样的话。无奈之下我们只好离开。
万寿路 —> 公主坟 约1.5公里
我们继续徏步向东前行，当来到公主坟的大一路公共汽车站时，双腿变的十分沉重再也走不动了。
当时的大一路在北京是很有名气的公共汽车。它从公主坟发车终点建国门，途经长安街上的所有主要街道。它的特点是不论坐几站都是票价一毛钱。所以要想上大一路，我们需要三毛钱。
我们把眼光投向了站在那里等车的人。
在人群中有一位军人很显眼，他的军装上有四个兜，所以我们就向他走了过去。
我开口说：”解放军叔叔，您好。我们是三位小学生想去北京巿委反映学校的问题。可是我们没有钱坐公共汽车，您能帮助我们吗？”
这位军人稍微楞了一下，用奇怪的眼光看了我们一会儿，然后他笑了，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小本子，从那里面抽出了三毛钱放在我的手上，那一刻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时候一辆汽车正好开了过来，我们仨正想说些什么，他摆摆手让我们赶紧上车。只来得及说了一声：谢谢！我们就转身跳上了这辆开过来的大一路。
今天如果有哪位老前辈曾经在公主坟大一路车站被三名小学生要走了三毛钱又凑巧读到了我的这篇回忆，请接受我隆重的感谢🙏🏻
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一直都记得您的慷慨解囊。
大一路开动了，我们的心也随着车轮滚动而飞奔着。可新的问题也接踵而来，我们应该在哪里下车？北京市委在哪里呢？蔡竖华勇敢地走到车头去问司机叔叔：叔叔，我们想去北京巿委，请问应该在哪里下车？司机叔叔想了一会儿说：我也不太清楚。听到这样的回答，我们仨面面相觑。可随继又听到他接着说：我把你们放在中南海吧，你们可以去那里问一下。中南海？！我们又不是去找毛主席！可想想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谁让我们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就出门了呢。
一会儿，中南海就到了，司机叔叔开门让我们下了车。大一路在我们身后门一关就绝情地开走了。那好不容易要来的三毛钱也就消失在这飞扬的尘土中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中南海新华门
中南海 - 新华门。是中国最高行政权力的所在地。虽然路经过多次但从末如此近距离的对视过。那弥漫在空气中的庄严无端端地让走近它的人心生敬畏。我们仨在那里站了很久都不敢走上前去问话。那里的哨兵更加威武且目不斜视。我们站在那里即奇怪又可疑，可他们就是不看我们一眼把我们当空气。
鼓起了十二分的勇气我们仨一起走上前去：请问去北京巿委应该怎么走？哨兵礼貌地回答说：北京市委在王府井附近的台基厂大街。他用手指了指他的左前方说：你们顺着长安街往前走应该不难找到。咦，一丁点儿都不可怕。原来有的时候真的是自己在吓自己。
中南海 —> 台基厂大街 约3.7公里
几经周折，数次向路人打听，我们终于站在了北京市政府位于台基厂大街的革命群众接待站的大门口。
那里有很多人，个个都似忧心忡忡。
这时的我们又累又饿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接待站旁边有一个小卖部。那里的维生素面包很是诱人。可当时买面包不光要钱还要有粮票，一个面包二毛五加一两粮票。实在经不起这巨大的诱惑，我们走进了小卖部。
柜台后面有一个穿深蓝衣服的阿姨，袖子上戴着两个白袖套。
竖华小心翼翼地问：我们, 可以借三个面包吗？
那尴尬的瞬间，真恨不得找一条地缝钻进去......
没想到阿姨从柜台下拿出一个本子说：在这里写下你们家大人的联系方式吧。
就这么简单！我们得到了三个面包。
吃完面包回到接待站登记了姓名就开始等待。
不一会儿我们就被叫进了一个房间，几位市委的接待人员坐在里面。
我们三个争着讲述班里的男生怎么欺负我们而班级老师和校领导都不闻不问。看来一路走来胆子练大了很多，不再那么羞涩了。
听了我们的陈述后，坐在中间的戴着眼镜的叔叔很认真地说：你们反映的情况很重要，我们已经了解了。我们会转告海淀区教育局妥善处理的。你们现在可以回去了。
十分钟不到，我们就已站在接待站门外了。
状告完了！
可 以 回 家 了 ！
台基厂大街 —> 西单33中 约4.7公里
回家的路容易了很多。我二姐当时在西单附近的北京三十三中上高三。只要走到西单找到姐姐就可以了。就这样，在傍晚时分，我们走进了三十三中的大门。姐姐见到我们仨的第一反应是奔向校传达室打了一个电话。我听见她几乎是用喊的在和对方说：她们都在我这里了！这时我才意识到，我们好像是闯祸了。
回家
有了姐姐的帮助，我们顺利地坐上38路公共汽车，踏上了回家的路。记得那时我最爱坐在汽车的最后一排。当时复兴门外正在修建地铁一号线，是用敞口明挖施工法，所以路面坑窪不平。随着汽车的颠颇，坐在最后一排的人可能会被一下子弹起来，头会撞到车顶上，随之而来的是一串格格的笑声......
回到玉泉路政治学院我的家，我们仨仍旧兴奋不减，唱着，跳着，笑着，高兴地像是当了一回英雄似的。当时我的父母在房山搞四清不在家，我们可以无拘无束地释放着直到小兰的父母王诤伯伯和秦岩阿姨敲响了我家的大门。
沒有一句责备，笑咪咪的王伯伯和秦阿姨接走了王小兰。
夜幕降临了......
严歌苓身无分文地在芝加哥度过了一天。而我们三个十二岁的孩子在1966年的某一天，在北京也身无分文地度过了我们的一天。
———— END ————
后记
第二天我们还是受到了学校的严厉的批评，旷课，越级反映问题，我们必须做出深刻的反省。但是还等不到我们做出检讨，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就迅速地燃遍全国。学校停课了，班级、老师和同学们都不见了，一切都有如噩梦一般但真实地发生了。
我们的小学生涯戛然而止。
为了写这篇回忆我在百度上读了很多文章以帮助自己捡回记忆中的点点滴滴。感谢这个电子数据时代，提供了很多我以前读不到的信息。
时至今日，我才真正了解到小兰有个多么显赫的爸爸。如果那天她在通信兵总部院门口轻轻地说一声 “我是王诤的女儿”，那又会是怎样的一个故事呢？
王诤 - 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中将，曾任解放军通信兵部主任，副总参谋长，四机部部长，被毛主席称其为我军通信工作的开山鼻祖。新中国电子行业的奠基人、开拓者之一。1978年8月13日病逝北京。
小兰的妈妈秦岩阿姨更是巾帼不让须眉。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主人公李侠原型李白的夫人裘慧英曾有文章写道：李白每次从上海发回的情报，都是王诤夫人秦岩在延安接收的。李白被逮捕前发出的最后六个字：永别了，同志们! 就是秦岩阿姨译收的。她是这可歌可泣的大无畏革命精神的见证人。
秦岩阿姨病逝于2017年9月17日。得到消息后，我曾委托在北京的战友唐捷替我去灵堂悼念并送上鲜花。以表达我对革命老一辈的崇高敬意和无限怀念！不巧的是当唐捷到时，小兰则是刚刚离开没能见到她。小兰，希望我们有生之年还能相见。
蔡竖华现退休在京。她是本文的第一位读者。
作者的話
我终于把这一天写下来了。
这段往事在我的记忆里像是一部老电影🎬时不时地重复播放着，但由于年代已远，胶片老化，影像已经模糊，有的地方甚至断了片。
心愿达成的喜悦是一首在心中唱给自己的歌。尽管这篇文章怎么读都像是小学生写的作文，可那一天的经历将永远不会被忘记了。
謹以此文纪念那难忘的岁月和逝去的青春年华。
感谢能坚持读到这里的每一位朋友。如果你随我一起走到了这里，请给我留言好吗？
想念你们，我幼年的同学们！祝六一儿童节快乐！愿青春永驻心中！
2020/05/27 完稿于多伦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