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诡辩故事
《诗经·伐檀》中有这么一句：“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它的语调是上扬的强烈反向语调，意思是：“这些大人君子们不是白吃食的吗!”它表达了奴隶们对不劳而获的奴隶主的强烈憎恨。而奴隶主、贵族、封建统治者及其文人，则将该句变为下降的感叹语调，意思是：“这些君子大人们是不会白吃食的啊!”
有人认为，这些大人君子们是要吃好菜的，“非肉不饱”;也有的人解释说，这些君子大人们是理想的圣君贤相，可使天下太平，他们是不会白吃食的，等等。
由于语调不同，人们对于同一句诗的理解竟然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别!这些封建统治者及其文人们偷换语调，严重歪曲、篡改了原意，我们不能不说他们是在玩弄语调混淆式的诡辩术。
语调是句子里声音的高低变化和快慢轻重，它不仅能表达一定的语气和情感，而且在一定语境中，可以使语义发生变化。比如，为了突出某种特殊的思想情感，就把句子中的某些词语读得较重些。同一句话，假如重读的部位不同，给人的感受也就会不完全相同，甚至还会产生完全相反的意义。诡辩论者往往是通过随意变换某一句话的重音的位置来偷梁换柱，以达到其诡辩的目的。例如：
“我们不应讲我们朋友的坏话。”在通常情况下，这是一句很好的话，用以相互告诫，有利于品德修养。但是，如果有人故意加重“我们朋友”这个片语，即，“我们不应讲我们朋友的坏话。”那就等于说，我们可以随便讲不是“我们朋友”的人的坏话，把这句话的本来意义完全改变了。
在一艘外轮上，船长和大副之间不和。大副动不动就酗酒，船长常常批评他。一日，大副又酗酒了，船长在记事簿上记道：“大副今天酗酒。”
次日，大副值班，见船长记其酗酒，灵机一动，提起笔来也记道：“船长今天没有酗酒。”
当船回港后，港务局的领导检查了记事簿，认为船长和大副都酗酒了，决定都给处分。大副玩弄的实质上是重读法诡辩。他用这种手法不仅欺骗了上司，而且害得船长也受了处分。
使用偷换重音式诡辩，有时会产生极其荒唐的诡辩效果。比如下面这一论辩：
老板对出纳员说：“有人对我讲，你偷了我们公司的钱!”出纳员说：“怎么!难道你要我在您这里当出纳员，却要到别的老板那儿去偷钱?”
老板的重音本来是在“偷”这个音节上，意思十分明确，就是不能偷钱，不应该偷钱。可是出纳员却将重音偷换到“我们”上来理解，而将对方的话歪曲成“偷的钱为什么是我们公司的而不是别的公司的”，这样，本来是鼠窃狗盗的丑行，却变得气壮如牛，盛气凌人了。
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见到一些偷换重音式诡辩，如：某工厂办公大楼的水槽上方写着“此处不准倒剩茶叶”几个大字。对此，几个青年人展开了一场争论。甲：“‘此处不准倒剩茶叶’，就是说，可以倒好茶叶。”乙：“你这理解略嫌片面。应该说，这句话的意思是：‘除了剩茶叶以外，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边倒。’”丙：“你们俩都是在瞎说!”甲和乙所以是瞎说，是因为他们使用的是偷换重音式诡辩。
偷换重音式诡辩，主要是诡辩者有意无意地歪曲语句重音的客观标准。他们在进行诡辩时，主要是诉诸于自己对该语句的主观感受，依据自身的价值取向，任意地确定或改变语句重音的位置。
一、语音语义方面的诡辩
各民族的语言都是由语音、字形、语义和语境等要素构成的。有些语词音同形不同，因之意义也不同;有些语词音同形也同，但由于语境不同，意义也不同;有些语词形同音不同，意义也不同，等等。
如果利用音同或音近的条件去表达某种含蓄的意义，就是谐音法。谐音，原本是一种修辞格，其作用在于使思想表达得更含蓄、更曲折，给人印象更深刻些。
谐音法作为修辞的作用，在于提高感染力，这是语言的艺术，而不是逻辑问题。但是，善于玩弄诡辩的人，却常常借谐音去偷换概念，以达其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目的，使之变成了诡辩术。例如：
《唐阙史》中记载这么一个故事：
戏子李可及在宫中演滑稽戏，并声称自己精通三教，于是皇帝想考考他。有一次皇帝问：“你既然精通三教，那释迦牟尼是什么人?”李可及信口答道：“妇人。”皇帝听罢大吃一惊，问道：“为什么是妇人?”他振振有词地说：[JP+1]“金刚经云：‘敷坐而坐’，有夫有儿，不是妇人又是什么?”皇帝一听哈哈大笑，又问：“太上老君是什么人?”“也是妇人。道德经云‘吾有大患，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如果不是妇人，怎么会有娠呢?”皇帝又是一笑：“文宣王是什么人?”“也是妇人。论语云：‘沽之哉!沽之哉!我待价者也。’如果不是妇人，干吗要等待出嫁呢?”
本来，释迦牟尼、太上老君、文宣王都是男人，但是，李可及根据“敷”、“而”跟“夫”、“儿”音同，“价”跟“嫁”音同，并利用这些音同现象，把他们都说成是妇人，这就非常荒唐可笑了。李可及这种荒唐的回答，就是借助谐音进行的，这只不过是滑稽人说的滑稽话，以博得皇帝一笑而已，如果以此法进行论辩，那就成了不折不扣的诡辩。
在鲁班的传说中，有个木匠张班受骗的故事：
据说张班是鲁班的师兄弟，木工手艺也很高超。有一次，张班给一个财主修建台阁，财主和他口头约定：如果修的台阁合他的心意，赏“五马驮银子”，外带“一担米、两只猪、三坛酒”。台阁修好后，财主里里外外检查了一遍，半点毛病也找不出来，按约定条件该付给报酬了。这时，财主叫家丁牵来五匹马，并排站在一起，马背上横搁一块大木板，木板上放了一块比手指甲还小的银子。财主说：“这就是‘五马驮银子’。”接着财主拿来用鸡蛋壳装的米粒说：“这就是另外赏你的‘一蛋米’。”然后，财主又从一个纸匣子里拉出了两个蜘蛛，说：“这是‘两蜘蛛’。”最后，他把手指头在只装半杯酒的酒盅里蘸了一下，向前弹动了三下，对张班说：“这是‘三弹酒’!”
在这个故事中，财主欺骗张三的手法，主要是利用同音异义来偷换概念。把“一担米、两只猪、三坛酒”肆意偷换成“一蛋米、两蜘蛛、三弹酒”。在这里，财主就是想利用“一蛋米”、“两蜘蛛”、“三弹酒”与“一担米”、“两只猪”、“三坛酒”的谐音，利用“五马驮银子”的歧义，来混淆是非，企图赖账。这种用谐音法偷换概念的诡辩，是对同一律的粗暴违反。
在诡辩中，诡辩论者往往通过偷换不同的语调来达到其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诡辩目的，这就是语调混淆式诡辩。人们对《诗经·伐檀》一诗的不同理解，就是语调混淆式诡辩的一个典型的例子。
《诗经·伐檀》中有这么一句：“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它的语调是上扬的强烈反向语调，意思是：“这些大人君子们不是白吃食的吗!”它表达了奴隶们对不劳而获的奴隶主的强烈憎恨。而奴隶主、贵族、封建统治者及其文人，则将该句变为下降的感叹语调，意思是：“这些君子大人们是不会白吃食的啊!”
有人认为，这些大人君子们是要吃好菜的，“非肉不饱”;也有的人解释说，这些君子大人们是理想的圣君贤相，可使天下太平，他们是不会白吃食的，等等。
由于语调不同，人们对于同一句诗的理解竟然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别!这些封建统治者及其文人们偷换语调，严重歪曲、篡改了原意，我们不能不说他们是在玩弄语调混淆式的诡辩术。
语调是句子里声音的高低变化和快慢轻重，它不仅能表达一定的语气和情感，而且在一定语境中，可以使语义发生变化。比如，为了突出某种特殊的思想情感，就把句子中的某些词语读得较重些。同一句话，假如重读的部位不同，给人的感受也就会不完全相同，甚至还会产生完全相反的意义。诡辩论者往往是通过随意变换某一句话的重音的位置来偷梁换柱，以达到其诡辩的目的。例如：
“我们不应讲我们朋友的坏话。”在通常情况下，这是一句很好的话，用以相互告诫，有利于品德修养。但是，如果有人故意加重“我们朋友”这个片语，即，“我们不应讲我们朋友的坏话。”那就等于说，我们可以随便讲不是“我们朋友”的人的坏话，把这句话的本来意义完全改变了。
在一艘外轮上，船长和大副之间不和。大副动不动就酗酒，船长常常批评他。一日，大副又酗酒了，船长在记事簿上记道：“大副今天酗酒。”
次日，大副值班，见船长记其酗酒，灵机一动，提起笔来也记道：“船长今天没有酗酒。”
当船回港后，港务局的领导检查了记事簿，认为船长和大副都酗酒了，决定都给处分。大副玩弄的实质上是重读法诡辩。他用这种手法不仅欺骗了上司，而且害得船长也受了处分。
使用偷换重音式诡辩，有时会产生极其荒唐的诡辩效果。比如下面这一论辩：
老板对出纳员说：“有人对我讲，你偷了我们公司的钱!”出纳员说：“怎么!难道你要我在您这里当出纳员，却要到别的老板那儿去偷钱?”
老板的重音本来是在“偷”这个音节上，意思十分明确，就是不能偷钱，不应该偷钱。可是出纳员却将重音偷换到“我们”上来理解，而将对方的话歪曲成“偷的钱为什么是我们公司的而不是别的公司的”，这样，本来是鼠窃狗盗的丑行，却变得气壮如牛，盛气凌人了。
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见到一些偷换重音式诡辩，如：某工厂办公大楼的水槽上方写着“此处不准倒剩茶叶”几个大字。对此，几个青年人展开了一场争论。甲：“‘此处不准倒剩茶叶’，就是说，可以倒好茶叶。”乙：“你这理解略嫌片面。应该说，这句话的意思是：‘除了剩茶叶以外，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边倒。’”丙：“你们俩都是在瞎说!”甲和乙所以是瞎说，是因为他们使用的是偷换重音式诡辩。
偷换重音式诡辩，主要是诡辩者有意无意地歪曲语句重音的客观标准。他们在进行诡辩时，主要是诉诸于自己对该语句的主观感受，依据自身的价值取向，任意地确定或改变语句重音的位置。
在自然语言中，一词多义者甚多。诡辩论者往往利用自然语言的这个特点，或制造语言歧义，或混淆语义，或偷换词义，或曲解词义，以此来达到其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诡辩目的。
日常生活中，语言歧义现象随处可见。如有师徒对话，师傅：“你怎么上班看书?”徒弟：“我看的是杂志。”师傅：“杂志也是八小时以外看的。”徒弟：“对，我看的就是《八小时之外》。”师傅无言以对。徒弟在这里就是运用语词多义法为自己的错误行为进行诡辩。第一步用看杂志否定看书。第二步，把师傅讲的“八小时之外”的业余时间，曲解成《八小时之外》杂志。
又如，有个老方丈问众僧：“有一个偈子的内容是：绵绵阴雨两人行，奈知天不淋一人?你们能说出其中的道理吗?”一个和尚说：“这里因为有一个人穿了蓑衣，另一个没穿。”另一个和尚说：“这是下的局部性阵雨，所以一个挨了淋，另一个没挨淋。”还有一个和尚说：“这是因为一个人走在路当中，另一个人走在屋檐下。”互相之间争论不休，毫无结果。
最后方丈出来解释说：“你们众人都执著于‘不淋一人’的字眼儿，当然就无法发现真相了。说是‘不淋一人’，那不是说两个人都淋湿了吗?”
这里的“不淋一人”就是有歧义的，它可以表示为有一个人没淋湿，也可以表示为不会只淋湿一个人，而是两个人都淋湿了。老方丈正是利用这种歧义将众僧难倒的。
语言歧义能造成误解，也能借此来进行诡辩。下例中的财主就是借助歧义来进行诡辩的。
有一天，几个穷人来到财主家。他们对财主说：“我们有事求你帮助，希望你不要拒绝。”财主回答说：“我将尽力而为。”来人说：“第一，请你答应借一千金币给我们的一个朋友，他急需钱用，我们大家都愿意为他担保。第二，请你答应，让他一年以后归还。”财主接着说：“朋友们，如果人家提出要求，而某人只答应一半，那也不算吝啬了吧!”大家同声回答：“那当然。”于是，狡猾的财主说：“既然这样，那么，我就答应一半吧!我同意满足你们的第二个要求，出于对各位的尊敬，我甚至可以把借期延长到两年，不过，请去向别人借吧!”
“答应条件的一半”，本来是说答应借钱数目的一半，财主却利用这句话的含混性和歧义性，将其偷换成两个条件中的一个了，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借助歧义式诡辩。
我们要想揭穿对手借助语言歧义的诡辩伎俩，首先就必须明确有关概念、命题的确切含义。概念、命题的含义明确了，借助歧义式诡辩也就无法得逞了。比如：甲、乙两人互相辩诘输赢。甲对乙说：“请你回答一个问题，如果对了，我请你喝酒;答错了，你请我喝酒，但有一个条件，就是只能回答一次。”乙说：“好，请出题吧!”甲说：“日大还是月大?”乙听了后想了想说：“在我回答之前，请你先解释一下，你所说的‘日’和‘月’的含义是什么?”甲听了难为情地一笑：“你问得好，就算你赢了!”
“日”、“月”本身就有歧义，它们谁大谁小也有歧义。它们既可以表达为天体的“太阳”、“月球”的意思，这时“日”大于“月”;它们还可以表示时间单位的“一天”、“一月”的含义，这就是“月”大于“日”。乙一眼识穿对方的诡辩意图，首先要求对方明确“日”、“月”的含义，因而使对方的诡辩宣告破产了。
语言中的词在新造出来时，意义总是单一的，这是它的原始义;随着语言的发展，后来演变出许多新的意义，这种意义称为转义。原始义和转义本来是有区别的，但是诡辩论者则经常故意在它们之间制造混乱。请看这么一段诡辩：
甲：“我最近发现，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男的。”乙：“不对，不明明还存在妇女半边天么?”甲：“我说这话是有根据的。《论语·颜渊》中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意思就是说，天下的人都是兄弟，而所有的兄弟都是男的，所以天下的人都是男的。”
“兄弟”本来是指哥哥和弟弟的意思，在这种意义的基础上，人们应用比喻的方式产生了一种转义，即“团结友爱”的意义。这种转义又叫比喻义，原始义与比喻义是有区别的，而甲却故意混淆这之间的区别以混淆是非，这只能算是诡辩。
语义有时会具有某种流变性。同样的词或句子，在不同的交际环境中，在与不同的语言单位组合的过程中，意义可能会有差异，甚至会发生意义的转移。诡辩论者常常会利用语义的这种流变性，期望它在不知不觉之中，转向有利于己而不利于对手的方面，进而将对手制服。请看下面这则推论：
人是动物，
小李是人,
所以小李是动物。
这一推论，从推理的角度来说，并没有什么错误，并且大小前提都是真的。但是这一结论，小李是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接受的。这是因为大前提中“人是动物”中的“人”是作为生物的人;小前提“小李是人”中的“人”既可以作为生物的人，又可以作为社会的人;而在结论中，小李这个人却不仅仅是指生物的人，这之间的意义呈现了明显的流变性，发生了变化和转移，所以小李当然不可能接受将他与畜牲等同这一骂人性质的结论了。
语言中的词，还有读音和形体相同，意义也有一定联系的所谓兼类现象，但它们在不同的语境中却属于不同的词类，具有不同的词汇意义。在论辩中，诡辩论者也会故意利用这种词的兼类现象，来混淆是非。比如有这么一段诡辩：
有一次，甲乙两人打赌。甲说：“铁锤锤鸡蛋锤不破!”乙说：“锤得破!”甲争辩说：“锤不破!”他们争来争去，没有结果，于是双方请来证人，立下条约：“铁锤锤鸡蛋，锤不破，乙请一桌酒席;锤破了，甲请一桌酒席。”乙拿来鸡蛋和铁锤，用铁锤使劲打下去，鸡蛋碎了。乙说：“这不是破了吗?”甲满有理由地说：“蛋是破了，可我说的是锤不破啊!”
在“铁锤锤鸡蛋锤不破”这一语句中，第一个“锤”是名词，表示一种工具;第二个“锤”是动词，表示一种动作行为;第三个“锤”可以理解成名词，也可以理解成动词，似乎都说得通。甲正是利用这一类兼类现象，使乙上当受骗。类似的诡辩还有不少，例如：
“奖给你西服一套。”“套”作为量词，奖给对方一套西服;也可作动词，用西服在你身上套一下，就算是奖赏。
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有不少人利用这种诡辩手法进行欺诈。故在碰到此类诡辩者时，我们可要特别当心，千万别上当。
偷换词义，也是一种利用语义进行诡辩的方法。明朝著名作家冯梦龙在一篇《杂语》中谈及此法时，编撰了这样一个故事：或问：“孔门七十二贤人，已冠者几人?未冠者几人?”答者曰：“已冠者三十人，未冠者四十二人。”问：“何证?”曰：“论语云：‘冠者五六人’，五六得三十;‘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人也。”
《论语》中说的五六人、六七人，本指少数人，故事中的“答者”却偷换原意，把它变成乘法中的乘数和被乘数了。
过去有一种专门搞迷信活动的算命、猜字先生，吹嘘自己能推算人的命运，测定人间的吉凶祸福，其实他们往往是利用某些特殊语句结合后形成的多重含义，施以诡辩术来骗人。例如，有人想问问自己父母的生死情况，算命先生会说：“父在母先亡。”父母死亡的情形有五种可能性：父在母死;母在父死;父母均死，但父先死;父母在，但母将先死;父母同时死。在这五种可能性中，仅最后一种可能性极小，除意外事故外，一般不会出现。一句“父在母先亡”，在五种情况下全都能解释通。其实算命先生什么断定也没下，他只不过是利用“在”这个词的多义性，进行诡辩罢了。
据说，古时候有个算命先生，自称能知过去、测未来，会算出前后三百年之事。一天，有三个秀才上京赶考，看到算命先生能神机妙算，便去问他：“我们此行能考中几个?”算命先生装模作样，闭上眼睛，口里念念有词，掐指一算，神气地伸出一个指头来。秀才们问他是什么意思?算命先生故弄玄虚地说：“此天机不可泄露也!”任凭秀才们一再追问，他死也不肯再说了。秀才们走后，旁边的弟子问道：“师傅，你刚才伸出一个指头，到底是什么意思?”算命先生看看旁边无人，就轻声对弟子说：“他们一共有三个人，如果一个考中，这个指头就表示考中一人，如果有两个考中，就表示落榜一人，要是三人都考中，那就表示一齐榜上有名，若是三个人都没考中，就表示一个也没有。待他们考完回来再来问我时，我就这样见机行事。他们保准会说我是活神仙。”弟子听后若有所悟地说：“神机妙算，原来如此!”
利用语言歧义进行诡辩的方法，还有一种叫故意曲解法。这种方法，可以说是古往今来的诡辩论者惯用的一种手法。隋朝人侯白撰写的《启颜录》中有一个故事说：
隋朝有人敏慧，然而口吃。杨素每闲闷，即招与聚谈。尝岁暮无事对坐，戏之云：“有大坑深一丈，方圆亦一丈，遣公入其中，何法得出?”此人低头良久，乃问：“有梯否?”素曰：“只论无梯，若论有梯，何须更问?”其人又低头良久，问曰：“白白白白日?夜夜夜夜地?”素云：“何须白日夜地?若为得出?”乃云：“若不是夜地，眼睛不瞎，为甚误入入里许?”素大笑。
故事里杨素所问的“遣公入其中，何法得出”，问题清清楚楚是怎样从坑里出来。这点辩者也是明明白白，但辩者的回答是节外生枝，避实就虚，左旋右绕，把问题绕成：在晴天白日我怎么能掉进大坑里去呢?辩者靠故意曲解法，取消了问题，摆脱了窘境。但其方法却是诡辩。
民国初期作家徐卓呆在《笑话三千》中曾写过一个以“互迁”代替搬迁的故事：
一人极好静，而所居介于铜、铁匠之间，朝夕噪音聒耳，苦之，常曰：“此两家若有迁居之日，我愿作东款谢。”一日，二匠忽并至曰：“我等且迁矣，足下素许作东，特来叩领。”问其期日，曰：“只在明日。”其人大喜，设酒肴奉饯盛款二匠，酒后问曰：“汝二家迁于何处?”二匠同声对曰：“我迁在他屋里，他迁在我屋里。”
故事中主人所说的“迁居”，是要求二匠搬走，远离其家，以免锻击声之干扰;而二匠故意曲解主人之意，搞得主人哭笑不得。他们互迁不仅没有消除噪声，而且还白搭上一顿酒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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