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说：历史是一堆灰烬，但灰烬深处有余温。 ---题记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百废待兴。刚刚挣脱了精神枷锁的人们,变革的呼声浪潮汹涌，我也幸运地成为文革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以为自己读了四年马列的书,未来就可以一展身手。虽然在毕业分配时与城市大机关失之交臂,但处在这样的时代大潮中,我并没有太多的失落和悲观。而且那时的城乡差距也并不是很大,在小县城教书与地市以上的城市教书,并没有现在这样的云泥之别。所以我便一门心思投入到自己从事的被人们称之为“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事业”，义无反顾。
1982年春，我回到本县在县城中学当了一名老师。这年秋季招生，学校高中部由两年制改为三年制。两个改制班招生，属于地区教育局统招;两个普通班,属于县教育局招生。学校安排我担任了改制班髙一（1）班的班主任和政治学科教师。
担仼第一届改制班的班主任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是信任更是压力。我力图把所学到的教育学理论用于管理班级。学期之初便编制好班级的学期、学年工作计划，确定近远期培养目标。每堂班会课都结合学生的思想和学习、生活现状明确主题，围绕培养目标，确定阶段性工作内容，营造良性的竞争氛围，锻造良好的学风和班风，精心设计方案，包括每周的班报，都由我亲自编辑，有针对性地引导学生正确处理思想、学习和生活中出现的困惑，及时总结，循序渐进，持之以恒。
高中三年,在学校所有的歌咏比赛和各项体育项目比赛中,我们这个班囊括了全部桂冠,直至高考,仍然是独占鰲头。
我这个班城关学生人数多，科局长、医生、老师子女占了多数，学生的思想相对活跃。在县城中学这一块田地里，我初来乍到，没有仼何人脉，只有拼工作，靠成绩说话。校内所有人都比我资历老。很显然，因为我年轻而引人注目；也因为我思想活跃，让人侧目；更因为不知天高地厚，也让少数人文人相轻的劣根性发作，常常不那么舒服。
我的班主仼工作，因年轻气盛，眼里揉不得沙子，一味讲公平对待。处理班务时往往失之严苛,工作方法失之简单，很少考虑各种千丝万缕的人际关系，让少不更事的学生不理解而生畏生怨。现在回过头来反思，感觉都是自己的性子过于急躁，因而常常为孩子们的拖沓生气，批评人起来又很严厉，但我从内心里对学生从来没有亲疏之别。往往爱之深，责之切，容易招之一些误解。由于这个班级学生构成特殊，家长多半社会地位比较高，孩子优越感強，而有些老教师与他们的家长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我这个新来的年轻老师的一举一动，受到多重关注，我对学生的态度成为他们对我亲疏的尺子，他们对我的主观看法影响了学生对我的情感。这一切，我自己并未意识到。一个人在真情付出时，是不计后果的。我只知道按我的章法干事。真的是出彼校门进此校门，依旧书生气十足。
这三年，我付出了比别人多几倍的努力，当我的班级工作计划与个人利益有了冲突时，往往义无反顾，丟下自己的事。学校'五一'节组织教师去九华山旅游，而我的班级计划早就安排了学生去浮山踏春，两者相互冲突,我毅然放弃前者，精心组织学生春游，严格执行我的班级计划，学生对此并不知情。如果改变计划,学生也不会不理解。要知道八十年代初公款旅游很少啊，况且我还没去过九华山，也很想去看看这个佛教圣地。我女儿刚出生的那些日子，在母女都要人照顾的情况下,我也没有对工作有所懈怠。
女儿出生时,我还住在筒子楼的一间房子里,曾多次要求学校借一间房子临时作厨房,始终沒有同意,不得已只能在公共走道里烧饭。而公共厕所则离住房有两百多米远,每天倒尿桶的工作都是非常繁重的。母亲和岳母来了,只有在地板上打地铺。筒子楼的生活,就是一个大门里有许多间屋子住着许多人，房间是木地板的，墙璧却是用芦席隔的，放屁小解打嗝，此起彼伏相互都听得见。
1984年，因我在陕西师大校刊上发表了教学文章,引起安庆师院政教系经济学教研室的关注,不仅将此篇文章列为该院教学法教材,他们还希望调我去师院从事这门课的教学。师院派人来与学校商调,但学校坚决不同意放人，最后教育局领导也介入做劝解工作。又一次可以改变生存环境的机会,只有放弃。
1985届教材改革,将实行3＋2高考。政治课只有一个考试大纲,没有教材。依据教学大纲,只能凭自己的理解来编写教案,县教研室要我为全县同行作一次示范教学。此前,我已开始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教学文章。这之后,大凡有关的市級教学研讨会,县教研室都派我参加。我还是本校第一个也是唯一公开开讲座的老师。那年,辅导中学生参加全国小论文竞赛,获得了安徽赛区一等奖。
1985年,第一届改制班参加高考。学校之前确定两个改制班各15个本科达线指标,但却沒有确定超出指标的奖励标准。只有学科成绩按平行班四个班的平均分设全县名次奖。高考揭晓后,我这个班本科一次达线38人，二班达线18人,大大超出学校预定目标。这样的结果自然皆大欢喜,在全县改制班中也是达线率最高,其中应届生达到70%,由于此前未定奖励,我的班级达线人数超出了23人,也不能给奖。我知道这是极个别人坚持的结果，但这也是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因为揭晓之前没有定奖。但人家内心的小九九我明白: 你一个刚出道的年轻人，就让你一战成名？而我的学科单科单班平均分也是全县第一,又因为与另三个不是我授课的平行班在一起被“平均”了而未得奖。其他人都得奖了，恰恰我这个班级达线人数和学科成绩都创造了最高纪录，老师却得不到奖，事实上这比受了惩罚还让人不甘。三位校长共同找我谈话,口头上对我进行安抚。我面皮软，也没有争较，争较也无用。记得我只丢下了一句话: 今后学校制定任何制度，都不能这样失之偏颇。
新的一届学生又来了,城区家长都找到校领导,要求进我这个班。为了尽量减少压力,学校安排上用心良苦,让我当高一（4）班的班主仼。但我这个班仍然是城关的学生占主体,班级管理依然难度大,学生思想活跃,社会关系比较复杂。1987年学潮波及到中学时,我这个班的学生向学校提出许多问题,敢于公开演说辩论。特别是与食堂工人对立情绪很大,把饭莱端到校长办公室。我奉命与学生对话,为化解矛盾,做了大量思想工作。到1988年高考，还是我这个班考得最好,那年全县本科达线仅三百余人,我所在的学校4个班本科达线38人,但我一个班就占了18席,另三个班一共才20人达线。
1987年，中小学教师第一次可以评职称。对照文件，我具备所有的条件，而且群众投票也是全票，教学成果更是有目共睹，在国家级刊物发表教学文章也是校内唯一的，评上职称似乎是毫无悬念。但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意外。评审方案的设计中，工作年限的赋分值被提到了很高，评委划圈投票的分值也就失去决定性作用。这分明是为了确保那几位专科毕业，但比我早几年的同事能评上职称。工作年限的分数+评委投票数=总分，教学成果与实绩全部撇开了，这完全背离了评审文件。这种方案，即使评委全票推我也于事无补。最后我以一分之差落败‚一时引起轰动。许多同事也都愤愤不平。但要改变结果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一个“合法“程序下的结果,学校领导也始料未及,校长为此还亲自登门做安抚工作。
但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种结果，被评上的那几位在对照文件时，连自己也觉得只有放弃申报了。据说有人办了一席螃蠏宴,就产生了这样的评审方案，就把工作年限的赋分值提高到足以保证他们评上为止。为此，我与其他同事到县委上访，得到县委分管副书记兼职评领导小组组长操和生同志的高度重视，他亲自到学校暗访，了解到真相后，果断冻结了学校评审工作。指示教育局和学校研究办法，如不公正解决问题，所有人一个也不准上报审批。教育局长到学校开座谈会征求意见，私下和我谈条件，说是给你一个指标直接上报，就不要再说话了。我当场断然拒绝！我决不要这种名不正言不顺的结果，必须合法合规。教育局最终不得不调整指标，学校重新召开了评审会，才还了我以公道。重提这件事，主要的还是操和生书记的风范,至今令人感佩，他是我平生接触到的最务实最雷厉风行的好领导。遗憾的是,天妒英才，操公英年早逝，不禁令人扼腕叹息。
1988年的暑期，校长找我谈话，要我担仼教导处副主仼,分管文科教学，我委婉地拒绝了。几年前,校长要我仼共青团专职书记时,我就坚辞不干。我不想做行政和社会工作,后来只答应做兼职书记,还是以教书为主。教导工作是个事务性很强的岗位,必须业务过硬,老师才会买帐,更何况繁琐的事务又特别耗费精力,一定程度上也影响本学科的教学。后来,一位关心我的老前辈知道了这个事，找我谈了一个晚上，批评我不识时务，今后还要不要混下去，并列举种种理由,劝我不要再推辞。一个月后，我接受了安排，做了教务行政工作。
送走了88届学生,我没有再当班主仼。但高三复读班三个班政治学科授课的任务年年全都压在我一个人肩上，加上教导处、共青团的事务,还有校长办公室的公文处理，总觉得时间和精力永远不够用。
1996年，我辅导的中学生小论文竞赛又获得全国一等奖,本人也因此获得辅导教师特等奖。师生一同参加中宣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的授奖仪式和夏令营活动。到京后,老师被安排在中央党校宿食,学生被安排在武警部队宿食。在人民大会堂的活动有专车接送,警车开道，有中央领导人出席授奖大会并与全体与会人员在人民大会堂合影。大会堂活动结束后,我们集体参观毛主席纪念堂,观看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学生全部由武警部队管理,老师则可以自由活动。会后,我们安庆地区的几位老师一道,先后游览了故宫、颐和园、圆明园遗址等古跡名胜,直到夏令营结束。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去北京,更是第一次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会。
1997年，我分管的高三年级高考时创下了本校有史以来最高纪录,本科一次达线108人,产生了很大轰动效应,也由此开启了本校高三老师旅游奖励的先河。
暑期，我在江浙一带旅游归来的第二天清晨,接到电话去某宾馆,原来有县领导找我谈话。才知道校长已下课,原准备接替一把手的副校长调出,我被任命为副校长，并明确宣布由我分管财务审批,校长和分管教学副校长从外校调入。之前，我已当了13年毕业班教师和12年兼职团委书记、10年教导副主任，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和“才华”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我所从事的“光辉事业”。这一回,似乎时来运转,受到“重用”。其实,我根本无意于这个副校长的位子,我知道这是将我置于火炉上烧烤,因为我太熟悉校情了。此前,为争夺这个位子,有些人使出了浑身解数。而最后的结果,竟然是我这个无意于上位的教书匠夺人之所欲。更何况后勤是最复杂的摊子, 组织上明确把财权交给我,要我一枝笔审批,我该怎样才能善处? 弄不好,我这个角色会成为众矢之敌,有人会合起来把我撕成碎片也未可知。
一位校外好友曾特地来以他的切身体会告诫我，说有那么一种人，逢人满脸堆笑，心里诡计多端，心眼比针尖还小，一再嘱咐我务必谨慎善处。对此忠告,并未引起我的特别的重视，未向深处去想。
作为一个在本单位工作了十几年的老同志，真心维护学校利益,责无旁贷。这所县城高中,当时已经落伍时代和周边县中很多了,新班子只有不遗余力,团结奋进,抓住机遇,乘势而上,才是唯一的出路。我对校情相对比较熟悉,许多棘手的事需要我去沟通和推进。
朋友的警醒和告诫并非无事生非。由于我的工作得到了许多老同事的理解和积极支持，我分管的工总是能顺利推进。这似乎戳到了某些人内心的痛点。使得本来就很小的心从此惶恐不安起来。另一方面,由于组织上公开宣布由我一枝笔审批财务,也导致了一些人心态严重扭曲,从而作出了诸多反常的误判。
对于无端的猜忌和干扰，我一律置之不理。组织部的一位科长就曾经诘问我:为什么组织部的门坎你从来也没有踏过一次？我无奈地付之一笑，一言未发。
我还是以不变应万变，自顾埋头干自己份内的事。短短两年,我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有目共睹。第一,1997年上仼伊始,即启动房改、筹措资金近200万,还掉学校债务160多万,当年年终福利首次实现人均千元,不仅走出了新班子上仼后的经济困境,获得安庆市房改一等奖,也调动了教职工的积极性;笫二,搭乘福利房分配最后一班车,向计委争取了50套住宅计划,动员职工搬迁、拆除危房几十间,整体规划住宿区。1998年一期建成30套,大大缓解了教职工住房难问题,让一线教师首先住上套房；第三，建设绿色校园,调整平靣布局，合理调整前仼豪华装饰图书馆、办公楼的原计划，将缩减的35万元资金，用于改建教学用房,改造粪坑式公厕、建设水冲公厕与文化长廊,把教学区与生活区隔开,建设公共绿地,建文化墙与文化橱窗,建校园广播系统;推行文明校园建设,公共场所第一次安装垃圾桶,实现校园垃圾袋装化。第四、改革后勤用人和管理模式,推行学生公寓管理、食堂管理、生活服务管理和分类岗位责任制,设置教学和生活区服务部,让精简出来的工人竞聘上岗或停薪独立承包,自己养活自己。后勤工作一系列改革动作,提高了为教学服务的质量与效益,为校园带来前所未有的新面貌和勃勃生机。
1999年暑期，城区另一所中学因校长的经济案发，官方急需一个新的合适人选。于是,我被派往这所起点低，条件差‚人文环境比较复杂的学校当校长。这一变动几乎被普遍看成是某些人借机挤压我的结果。是与不是，我并不在乎，职场中的武大郎式上司随处可见，树挪死，人挪活。天下的锅都是仰着烧的。我也知道，这个新的工作岗位，当时的确也需要一个敢于任事、有牺牲精神、有创新思维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人。
我在大学毕业后投身工作的第一站，兢兢业业奋斗了十八年，奉献了自己最好的年华，做出了无愧于自己职业和称号的业绩。这一段过往与经历，哪怕被荒草湮没,我无愧于心。
--节选自《自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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