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1628

公元1637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二世在一片战火声中死去。这位亲手开启欧洲三十年战争的皇帝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坚信主会给他和他的帝国带来福音。

而他不会想到的是，他和他的这场战争成为了遥远东方一个大帝国毁灭的加速器，由于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一个曾经强大的东方帝国轰然倒下了。这个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以勤勉著称，却无法避免亡国的命运，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旧怀着不甘的心情，但无法看透冥冥之中的天意。

时间回到1493年（明朝弘治六年），意大利航海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登上加勒比海中的瓜纳哈尼岛，此后欧洲人便开始了长达百年的美洲大冒险和大开发。西班牙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获得了美洲开发的第一桶金，美洲天量的黄金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西班牙，一夜暴富的西班牙人开始在全世界疯狂地买买买，而其中最受欢迎的消费品便是中国的瓷器、丝绸和茶叶。

世界贸易也开始以白银为媒介把中国制造带向欧洲，而中国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以及作为世界最强的制造品大国，又使得这片土地的人不太需要购买外国产品，因此美洲的白银在全世界兜兜转转最后流入中国并扎根下来，正如同时代的葡萄牙商人所说：白银在全世界到处流荡，直至流到中国，它留在那里，好像到了它的天然中心。

到明朝万历年间，海量涌入的白银造就了江南繁荣的市场经济。丝织品的旺盛需求使得江南农村大量改稻为桑，种植利润高产量大的商品作物，而又由于江南地区大量种植商品作物，导致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南京、苏州、杭州、常州、无锡等都是富甲天下的商业重镇，并且相应的承担着全国近一半的赋税。

商业的繁荣又助推生产关系的改变，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关系渐渐在江南市镇出现，现在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萌芽。繁荣的市场经济为政府带来源源不断的财政收入，万历初年的财政收入远远高于百年前的洪武、永乐时期。雄厚的财政收入支撑着张居正的变法改革以及万历年间大大小小的平叛战争，尤其是吞金数千万的万历三大征。可以说是美洲的白银让大明朝在中后期回光返照，并维护了领土统一。

但这种白银流入的盛况在1618年（明朝万历四十六年）戛然而止。1618年5月23日，波希米亚首都布拉格的新教徒发动起义，以侵害宗教自由的罪行将两名神圣罗马帝国的大臣及一位书记官从窗口扔出。三人侥幸坠落堆肥中而未受伤，随即逃至斐迪南二世的住处报告造反。随后斐迪南二世以强硬而酷烈的手段镇压新教徒，由此引发全欧洲新教徒的不满，进而酿成欧洲三十年战争。

战争的酷烈程度在欧洲前所未见，作为天主教国家的灯塔西班牙，义不容辞地将海量财富投入到这场信仰之战中。于是此前不断流向中国的白银开始消耗在欧洲的宗教修罗场上，步入晚期的大明王朝突然发现，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银子越来越少了。

而此时屋漏偏逢连夜雨，东北的女真人在天才领袖努尔哈赤的带领下开始崛起，纵横关外所向披靡，无视大明朝在关外的权威并对其进行挑战。万历皇帝无法容忍这个关外蛮族酋长的挑衅，于是集中全国精兵打算教一教这个不知好歹的民族重新做做人，但是逐渐恶化的财政已经难以支撑一场灭国级的大战，上战场的士兵基本拿不到军饷，也就没什么战斗力了，再加上三大征的消耗和战场主帅的瞎指挥，几万精兵在萨尔浒灰飞烟灭。无法再次开战的大明朝从此失去对关外的控制，而万历皇帝也在萨尔浒大战后含恨而终。

与流入中国的白银越来越少的同时，整个中国的气候也在发生着变化。明朝中叶，即1500年后，气温骤然下降，连一贯以温暖湿润著称的江南和两广都下起了漫天大雪，太湖和南运河结着厚厚的冰层以致于马车可以在冰上行驶，这一时期被称为“小冰河时期”。

在小冰河时期，极度寒冷骤然加剧，粮食产量也随之骤然下降。北方的酷寒使降雨区域普遍南移，这导致了明朝全国各地几乎连年遭灾——先秦晋，后河洛，继之齐鲁、吴越、荆楚，出现全国性的大旱灾。而旱灾又进一步导致了瘟疫，万历、崇祯年间，在旱灾变得越来越频繁的同时，鼠疫也开始蔓延，波及华北数省的大鼠疫终于在山西爆发，至明朝末年蔓延到了京畿地区。

老百姓本来就因为粮食减产吃不饱肚子导致免疫力降低，鼠疫再添一把火让普通老百姓彻底没有活路可走，到处都是走投无路、饿殍遍野的灾民。如果此时国家财政充裕的话倒也可以扛过去，但时间走到天启、崇祯年间又恰恰是明朝银荒最严重的时候，不但拿不出钱来赈灾还要增加赋税对抗关外越来越嚣张的努尔哈赤，于是社会矛盾激增，整个国家如同火药桶一般危险。

日益匮乏的白银加上千年一遇的反常气候和瘟疫已经将帝国推向深渊的边缘，而此时大明朝失效的国家系统和萎靡的社会风气又把乱世往前推了一把。

明太祖朱元璋在王朝创立之初，为了解决军队就业和国防开支问题设计出寓兵于农的卫所制度，简单来说就是把士兵编成军户固定在一个地方，军人身份世代传承，并通过给予土地的方式让这些军户家庭自己养自己，同时通过严密的户籍制度来随时补充兵源。

军户的身份无法免除，一人从军便世代从军，让军人守护自己的家和地。为了能够让军人有动力，明太祖又清查天下土地，通过自身的威望来强力推动土地分配，让军户有自己永久产权的土地。这套借鉴隋唐府兵制的国防制度让朱元璋非常满意，他曾自豪地说:“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他觉得自己这套国防体系会永远保障大明朝江山永固。

但卫所制度要正常发挥作用，需要配套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也就要求大明朝的官僚系统要永远像明太祖时代那样高效廉洁，只有在高效的行政体系的运作下才能保证政府清楚地掌握人口和土地情况，进而让军户们有保家卫国的动力以及补充兵员的血液。

可到了明朝中后期，官僚系统已经完全处于低效运转的状态，无论土地情况还是人口状况都是两眼一抹黑，记录土地情况的鱼鳞册和记录人口情况的黄册都成为一笔烂账，制度的惰性在明朝中晚期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虽然张居正曾经通过考成法一度提高过官僚系统的效率，但他死后这一考核制度便被整个明朝官员废掉。

张居正无疑是看到了制度的弊端，在中央集权式的帝国体制中，要想保持官僚系统的活力就必须用严格的考核和监察。朱元璋和张居正这种优秀的政治家都是通过自上而下的严格监管来保持行政效率和国家部门的良性运转。可一旦失去顶层的监管和约束，制度的惰性和人性的贪婪便会日益滋长。

行政官员们掌握着国家权力和政治资源，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要想保持高尚就只能靠自身的觉悟，但大多数人是缺乏这种自觉意识的。荀子曾写道：夫薄愿厚，恶愿美，狭愿广，贫愿富，贱愿贵，苟无之中者，必求于外。人性都是趋利避害、嫌贫爱富的，只要有机会都会为自身谋利益，更何况是掌握国家权力和资源的政府官员，因而自嘉靖、万历以来，大明朝的官场风气便万马齐喑、每况日下、贪纵成风、寡廉鲜耻。

土地制度便在这样的官场环境下逐渐瓦解，因为官员们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去大肆兼并土地，而这些地主官僚有了土地收入后又会培养自己的儿孙参加科举考试，接自己的班成为自己在朝廷的代言人。所以到了明朝后期，土地的所有权尤其是肥沃的江南地区的土地所有权，查不得也不能查更没有人敢查。

在政治风气每况愈下的同时，社会风气也开始变得萎靡不振。前面说过随着美洲白银的涌入，江南地区的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城市居民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收入得到提升，进而开始追求精神享受。人的精神追求如果不加以有效引导的话，很容易顺从基因本性向低俗的方向发展，因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精神文明建设也是需要跟上的，这实际上需要政府出面引导和宣传正能量的精神价值观。

但恰恰在那个时间节点，明朝政府的行政效率达到历史最低点，每天忙着贪污受贿和党同伐异的大明官老爷们没闲心去管老百姓的精神生活。而主导社会思想的理学由于其过高的道德门槛导致无法被普通人所接受，于是各种低俗产业开始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盛行，并逐渐成为社会潮流，色情文学成为当时普通百姓日常的生活消费品。

久而久之社会风气变得污浊不堪，并侵蚀着上至庙堂之高与下至江湖之远的所有人的心性。社会风气体现着一个国家的精气神，一个全民积极进取的国家和一个全民集体躺平的国家，其前途和命运必然是不一样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辽东战场上满州八旗兵能够所向无敌，而明朝的官军在野战中一溃千里只能躲在城堡里打防御战的原因，说到底是民族精神使然。

到了明朝天启年间（1621年—1627年），明朝的卫所制度、户籍制度、土地制度都已经乱成一团。军户们由于无法摆脱身份，从而无法通过科举或者从事其他行业来走出阶级困境，但承担的税负却越来越重。同时由于明朝重文轻武的传统又使得军户家庭没有任何社会地位，既被人看不起还找不到任何出路而且背负着越来越重的徭役赋税。在这种情况下，军户们开始逃亡，或逃进城市务工，或称为社会流民，卫所制度到了明朝末年彻底运转不动了，但边防情况却日益恶化。

明朝政府为了国防安全只能采取募兵制，通过财政拨款来招募专业军人，但这样一来又加重了财政负担，而为了获取额外的国防支出又必须要加税，加税就又让本就无路可走的老百姓雪上加霜，进而铤而走险酿成民变，而如果政府收不上税来就无法给军队发军饷，这些拿不到军饷的士兵在欠薪的状态下要么当逃兵要么就兵变。大明朝就这样陷入了死循环。

要打破这种死循环就要去清查土地和人口，进而扩大国家税基，同时开征商业税，让国家的税收来源多样化，缓解财政压力。但正如前面所说，低效的官僚系统已经无法开展土地清理和人口普查工作了，况且这些官僚本身就是土地兼并的最大获益者，怎么可能自己查自己，他们通过行政权力兼并土地，再通过科举制培养自家人才进入朝堂，明目张胆地挖国家的墙角。崇祯皇帝在人生最后一刻喊出：天下文官皆可杀！大概就是受够了这群害虫的苦。

但明朝皇帝及宗室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嘉靖和万历都是出了名的敛财皇帝，天启是个超级败家子，国家财政恶化的根源这些皇帝都难辞其咎。同时明朝藩王们也是土地兼并的获益者，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宗室藩王占据着当地最好的土地，如万历皇帝的爱子福王朱常洵就藩时，得到万历帝所赐洛阳上等良田四万顷，在洛阳所修的王府花费白银二十八万两。各地的藩王们基本上如福王一样穷奢极欲，并且与民争利，而藩王们和官僚们的土地是不纳税的，这就导致一方面基层百姓税收负担越来越重，另一方面国家财政收入越来越少。

土地和人口查不清、财政收支一塌糊涂、国防体系四面透风、官员寡廉鲜耻、藩王欲壑难填、民众苦不堪言、天灾年年发生。这就是天启七年（1627年）年轻的皇帝朱由检面临的情况。

这一年他的败家子哥哥驾鹤西去，把一个烂摊子留给这个勤勉奋进、励精图治的亲弟弟。朱由检此时年仅17岁，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纪，尽管驾驶着一艘要沉的船，但他仍旧雄心万丈，希图挽狂澜于既倒，中兴大明于将倾。他把自己的年号定为崇祯，以示吉祥尊贵之意。但就在他登基的这一年就从遥远的陕北传来了不吉祥的消息。

17年之后，一个从陕北走出来的汉子带着几十万穷兄弟们挺进京城，将崇祯逼上了命运中的煤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