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作者
刘子健：旅美华裔历史学家，祖籍贵阳，生于上海。曾就读于清华大学、燕京大学，1948年赴美，获匹兹堡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20世纪50年代，研究重心转向宋史，先后于斯坦福大学与普林斯顿大学任教，主要专注有《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两宋史研究汇编》等。
关于本书
本书出版于1959年1月，作者刘子健原本的初衷，是撰写一篇关于宋代士大夫政治生态，以及官僚与君权在政治运作中互动关系与衍变的专题论文，却最终成为一部以北宋知名官僚政治家王安石及其变法运动为中心的专著。以变法运动为核心，刘子健的探讨范畴其实涵盖了整个北宋中后期，创建性地运用了政治学研究方法，来剖析北宋官僚阶层在这场改革中的行为模式与心理动机，并首次将王安石“新党”与司马光“旧党”的斗争，归结到北宋儒学知识分子的门派分歧中去，这让本书在问世70多年后，依旧富于新意，堪称宋代政治学研究的经典。
核心内容
王安石主导的变法，是北宋内外危机，以及新儒家与士大夫政治崛起的共同结果。王安石改革的核心，即是要通过一支经过改造的官僚队伍，部分实现政府管理功能与财政收入的现代化，然而这一宏大任务却超过了北宋传统政治体制能承受的范围，从而导致了意想不到的负面后果，也破坏了北宋朝廷原有的政治生态。
前言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朱步冲，今天我要为你讲述的书，是旅美历史学家刘子健的《宋代中国的改革》，副标题是“王安石及其新政”。
刚过去不久的2021年12月，正好是王安石诞辰1000周年。传统中国历史研究里，特别讲究一个词“千年之变”，也就是从一千年这种大尺度来观察历史发展的走向，和历代政治人事的兴衰成败。那么，我们现在跨越千年的时光，来重新观察审视这位北宋中期的著名政治家，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和结论呢？
对于这个问题，作者刘子健在回忆往事时，给出了这样一个答案，那就是，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特殊的一个朝代，商业经济与文化高度繁盛，政治上讲求包容开放，几乎已经一只脚踏进了近代化的门槛，然而最终功败垂成。自宋代统治终结，直到明清，中国再也没有出现如此生机勃勃的时代，反过来说，宋代社会中那些因循守旧的保守因素，却被存留发扬光大，直至近代。所以说，研究中国历史走向的大脉络，不得不回到宋朝。
谈到中国传统社会的特性与现代化变革，王安石改革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罗振宇老师的“启发俱乐部”，有三期内容都是谈王安石改革。他是中国历史上首屈一指的政治家与改革家，但又同时被指责不能容人，专横独断。他呕心沥血推进的改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被视为巧立名目，搜刮民财，陷人民于水深火热的恶政。比如，南宋文学家罗大经就说，宋朝有两个大罪人，第一个是卖国求和杀了忠臣岳飞的秦桧，第二个就是搞变法的王安石。
然而，到了近代，追求富强的中国人开始研究欧洲各国与日本的改革经验，才发现，早在11世纪，西方资本主义萌芽诞生于意大利城邦之时，在遥远的东方，王安石曾做过同样的探索与试验。王安石变法，可以说是随后欧洲国家一系列近代化运动的先声。从意大利各城邦，到荷兰、英、法等国，纷纷通过类似的重商主义政策与财政革命，走上了近代化之路。从某种意义上说，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和这些成功同样伟大。
作者刘子健的这本书，写于1959年，最近才在国内出版。它的篇幅不长，只有八万多字，干货十足，以今天的标准，也堪称王安石与宋代政治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本书囊括了王安石的简要生平、政治思想与变法改革的具体过程，以及时代背景。刘子健更从宋代儒学门派的发展与分歧、宋代官僚的行为模式、政府运作的机制等独特角度，剖析了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原因。读完这本书，你可能和我一样，会得出一个结论：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不是因为他缺乏决心、智慧、道德，或者没有皇帝与下属的支持，没有足够大的权力等等具体条件，而是因为他的主张实在太超前，超过了当时整个北宋政府和社会结构所能容纳的程度。
接下来，我就分两部分为你解读这本书。在第一部分中，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变法的时代背景，也就是北宋到了中期，遭遇了哪些挑战与危机，然后再来看看王安石的生平和变法经过。第二部分，我会从个人性格与政治思想、北宋官僚队伍的内在特征，以及中国当时农业社会运转的底层逻辑三个维度，为你剖析王安石变法为什么没能成功。
第一部分
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到整整1000年前的11世纪中叶，也就是北宋王朝的中期。从表面上看，是一片类似“清明上河图”的繁荣景象，政通人和、百业俱兴，但实际上，建立了将近百年的北宋，已经逐渐在内政外交的各个方面，显露出非常严重的危机，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不要说继续繁荣发展，就连生存都可能无法保证。
首先第一个最紧迫的危机，就是军事方面。听过之前《经略幽燕》的朋友可能还有印象，北宋建国伊始，就失去了幽云地区，也就是今天河北到山西这一条防御北方草原骑马民族南下的天然地理屏障。因此北方边境长期承受超强的军事压力，导致宋代军事力量持续膨胀，军费支出居高不下。
根据统计，北宋总兵力，宋太祖末年就已经突破50万，到了宋仁宗朝，居然突破了120万。光是养兵一项费用，就占到每年朝廷收入的80%以上。然而，北宋军队战斗力却在持续下滑，对辽和西夏，只能依靠用进贡和贿赂来购买和平。到了宋仁宗时代，北宋要向辽国和西夏缴纳沉重的“岁币”，总量达到白银27万多两，绢35万多匹。
另外，北宋的官僚队伍也在不断扩充。官员的主要出身，从唐代的豪门世家大族，变成了科举考试遴选出来的知识分子，这样带来的副作用就是官僚队伍急剧扩张，到了宋仁宗时期，全国官员人数已经超过两万，下属办事人员“吏”的数目更是配套加倍，这一笔开支也是国家沉重的财政负担。
更要命的是，北宋整体的政治管理风格，以求稳、保守为主要风格。所有行政事务的处理原则，用八个字就可以概括，叫“事之为防，曲之为制”。翻译过来就是，要出台什么新政策、措施，首先得想想可能会出什么问题，怎么去堵窟窿，围绕可能出现的问题先把一整套制度定下来。
这个原则，连同宋代自开国以来的重文轻武和地方行政权分立等大政方针，合在一起，就变成了一套不可动摇的所谓“祖宗之法”。到了北宋中期之后，它的弊端开始不断显露，让北宋无法在内政外交军事各方面打开局面。另外，沉重的养兵费用，和官僚队伍扩大造成的开支有增无减，到了宋仁宗时代，国家每年的赤字超过了1500万贯，相当于北宋朝廷年收入的四分之一，这是个非常可怕的事情。
所以，为了解决危机，就必须要进行改革。这已经是北宋中期，有见识有抱负的官僚知识分子的共识。进入政坛不久，就喊出了“祖宗之法不可守”，这样一个非常激进，甚至叛逆的口号。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王安石是当时北宋政坛上一颗突然升起的新星。公元1021年，他出生于江西临川一个官宦世家，从小就有才子的名号。据说他读书过目不忘，写文章也是下笔如有神，一气呵成，不打草稿。
在21岁的时候，王安石中了进士，先后在江苏扬州、常州等地做过几任地方官，显露出卓越的财政管理和治理水利能力，被提升为江宁知府。
那么，有人问了，王安石在做地方官的时候，做了哪些好事呢？他把政府仓库里的粮食，以低利率借给当地青黄不接的贫困老百姓，老百姓收获了新粮再还给政府。这样一来，官方的粮食得到了周转，放出去的是陈年粮，而收回的是新的粮食，数量也有增加。对于老百姓而言，不必受高利贷的盘剥了，这是一件对官民双方都有利的善政，也成了日后王安石变法中“青苗法”的雏形。
1067年，立志于改革弊政，富国强兵的宋神宗赵顼继位。2年后，王安石被招入朝廷面见皇帝，年轻的宋神宗和意气风发、主张改革的王安石一见如故，首先任命他为翰林学士，相当于皇帝身边侧近的御前顾问，然后又迅速提拔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就是实际上的副宰相与宰相，授予了他行政大权。
有了宋神宗的无比信任和支持，王安石就大刀阔斧地开始了改革，把自己构思的种种政治经济革新设想，付诸实施。这就是大家熟悉的“王安石变法”。
那么这次变法颁布了哪些改革措施呢？作者刘子健给我们简单总结了一下：
首先，是利用金融手段，刺激资本与货物的流动性，来增加收入。比如我们刚刚提到的青苗法，实质上就类似今天的国家小额低息农业贷款，每年夏秋两季发放，春秋收回，帮助农民购买种子或者口粮，度过春耕夏收这一段所谓“青黄不接”的艰难时光。
再比如“市易法”，是给小商人提供贷款，然后从他们手里直接购买商品，囤积在仓库里，市价太高的时候就抛售，市价太低就继续收购，起到一个国家调节，维持物价稳定，规避太大波动的作用，同时政府还能从这种大宗货物买卖中获利。
同样，对于北宋首都汴梁定期从各地收到的各种贡品，王安石也拍了板，每年要根据宫廷和有关部门的实际需要，制定贡品的数量和种类，尽量在首都汴梁附近地区征收，减少运输费用和浪费，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同时，多余出来的物资就直接摆到市场上出售，让朝廷多一份现金收入，同时也平抑了物价，这一条被称为“均输法”。
那么变法的第二类政策，我们可以称之为“政府服务货币化”。这是什么意思呢？举个例子，自从秦汉以来，国家不但要向人民收取实物或者货币形式的税收，还要让他们定期提供劳动服务，叫做“徭役”，从修路造桥、抗洪抢险，到替衙门传信跑腿，是各种各样。结果，王安石一上台，就认为，这项负担对于贫困老百姓来说，又麻烦又沉重，在春耕秋收这种关键时刻，又或者说家里有人病了走不开，这个时候你再强迫他去劳动，非常不人道。所以，王安石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把这种拉壮丁改为征收现金，而且征收的金额是累进制，按财富把百姓分成十几个等级，富裕阶层多交，贫困的少交。政府收到钱之后，就直接去市场上雇佣劳力，这也算是一种资源有效配置：有把闲力气，或者碰巧有某项特定技能的人，就可以通过给政府当差，获得收入，然后那些因为耕作繁忙而脱不开身的农民，也可以安心劳动。
接下来，第三类政策，就是运用财政与行政手段，增加国家收入，比如“方田均税法”和农田水利法，说白了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田地清查与丈量，作为国家征收赋税的依据，然后鼓励地方政府兴修水利，增加农业产量，这样国家每年的收入也会上升。
然后，为了提升军队战斗力，王安石还提出了一系列整军改革措施，比如保甲法，就是以十户或者多户家庭为一个基本单位，承担本地的治安任务，并按比例抽调壮年男子当“保丁”，接受军事训练，成为地方上的民兵，以及正规军的后备兵力。
从王安石的新法宣布实施起，王安石就遭到了守旧派大臣铺天盖地的反对。为了扳倒王安石，他们拿出了各种理由，从具体操作上的困难，到王安石个人的品德，甚至抬出了“祖宗之法不可变”这块金字招牌，然而王安石不为所动，以其超人的意志力，推动改革在全国各个地区展开。
王安石主政期间，颁布的许多变法新政，在短期内确实效果显著。比如，均输法实行之后，王安石推荐了一名得力官员，叫薛向，来担任东南地区负责财政的地方官，结果没过几年，薛向就通过贯彻执行均输法，给朝廷贡献了钱500万贯、粮食300万石这样一笔巨大的财政结余收入。另外，在王安石的支持下，名将王韶接连在北宋的西北边境打败西夏和吐蕃军队，收复了部分河湟地区，也就是今天的青海东北部。根据后世的统计，宋神宗在位期间，北宋朝廷的年度收入，比起宋仁宗在位时期，提升了63%，一时间，神宗朝的内政和军事，都有了欣欣向荣的气象。
然而，从熙宁六年到熙宁七年，也就是1073年到1074年，整个北宋国境之内，先是遭遇了一场蝗灾，然后是严重的大旱，导致粮食严重减产。守旧派大臣们纷纷上书，说这是上天在发出警告，王安石的变法必须停止。于是，宋神宗的信心也开始有所动摇。稍后，又有一个小官员叫郑侠，给宋神宗呈上了一张“流民图”。
“流民图”是一张图画，郑侠依据自己的亲眼所见，和各地官员的报告，把旱灾导致的各路难民，流离失所，背井离乡的惨状画了下来。标榜自己爱民如子的宋神宗，面对这种景象，再也坐不住了，宣布暂停保甲法与方田均税法的实行。王安石此时，也已身心俱疲，多次请求辞职，最后终于获准，回到江宁做知府。虽然在次年，也就是1075年，王安石又被官复原职，回到了朝廷中枢。但仅仅一年之后，新旧党争日渐激烈，新法的各项措施推进迟缓，再加上王安石心爱的儿子王雱英年早逝，他终于经受不住这些纷沓而来的打击，再次请辞，回到了南京，在山水游览与吟诗作文之间，度过了自己生命中最后的十年。不过，在王安石身后，由变法引发的北宋朝廷政治斗争，却在愈演愈烈，直到北宋灭亡，也未停止。
第二部分
好了，在上一部分，我们简要地讲述了王安石变法发生的大背景，以及王安石简要的生平，和他的主要改革措施。那么在这一部分，我们就从个人思想和性格、北宋官僚群体的认知和整个帝国社会架构三个维度，来探讨一下，为什么王安石变法，最终会遭遇失败。
首先，我们来看看王安石这个人。无论是北宋当时，还是后世，在王安石的支持者心中，他都是一个意志坚定、才华横溢、大公无私，而且清廉的政治家，近乎一个完人。早年间，王安石曾经写过一首诗，其中有两句：“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深刻揭示了他的性格特征，就是坚信自己的主张正确，道德高洁，所以他可以恃才傲物，不怕舆论非议。
反过来，即使是王安石的政敌，例如司马光、吕诲这些人，他们也不得不承认，从私人道德层面看，王安石简直一点把柄都没有。
归根结底，王安石被政敌所不容，首先是因为他的执政理念。作者刘子健在书里说了，儒学到了北宋，大大兴盛，然而后果就是儒家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因为对儒学思想的理解不同，分裂为几个学派。
王安石这一支，被后人称为“新学”，特征是比较讲究经世致用，解决宋代政治社会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然而另外两派，叫朔学和洛学，分别以黄河以北地区和洛阳为根据地，王安石的主要反对者，司马光，就是朔学的领军人物。另外，还有一支位于四川的蜀学，领军人物是我们熟悉的文学名家，三苏，也就是苏洵和他的两个儿子，苏轼和苏辙。朔学和洛学这两派，注重的是道德上的自我要求，比较保守，而蜀学虽然也保守，但比较温和，在很多具体问题上，也赞同新学。
看到这里，大家可能就对王安石和他的反对者，比如司马光，为什么会产生矛盾，有了一个初步的概念。由于这些不同学派的士大夫知识分子，是当时北宋文官的主体，那么，学派之间的学术之争，也就顺理成章变成了朝廷上的政治路线斗争。
具体到政治制度上，新学主张与时俱进，对不合适的制度和管理作出改进，而保守派就会坚持，制度上的问题，可以通过士大夫官僚自己进行内省，改进道德修养来解决。
刚才我们说过，王安石变法各种措施的核心，是要通过改革富国强兵。那么，改革的主要指导思想呢，可以用他自己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供天下之费”。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靠着天下人的力量来扩大生产，生产出更多的财富，尽量把蛋糕做大，然后“收天下之财供天下之费 ”，说白了就是在经济总量扩大，流动性增加的基础上，政府不用扩大税率，增加人民的负担，但整体收入也会上升，政府面临的财政困难也就迎刃而解。
反过来，司马光等守旧派人士的意见也很鲜明，就是遵守旧制度，能不折腾就不折腾。在他们看来，天下的财富是个基本恒定的量，政府越节俭，攫取得越少，民众留存的就越多，老百姓的日子就越好过。至于王安石津津乐道的理财，司马光等守旧派出于儒家传统的道德洁癖，就认为，无非就是一些从老百姓身上薅羊毛的把戏而已，有道德操守的好人，也就是所谓的“君子”，是不会干这种事情的。
简言之，在经济增长以及政府与人民间财富的分配关系上，王安石是一种正和博弈的动态思维，也就是说，只要手段策略得当，政府和人民的收入可以同时增长，此长不会导致彼消。而司马光取的则是一种零和博弈的静态思维，认为一方的增收必然导致另一方的受损。当然，前者已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常识。
除此之外，王安石这个人，性格也有问题。他的性格非常刚烈，眼里揉不得沙子，做任何事情必须要做到极致。在他看来，所有人只分为两种，要么是坚决和自己站在一起的盟友、下属，要么就是敌人，不存在一个灰色的中间地带。
所以说，研究王安石变法这一段历史，你就会发现，王安石身边的战友越来越少，敌人却越来越多。比如，和王安石一起筹划变法的名臣苏辙、程颢，在变法开始实施后不久，就和王安石分道扬镳。王安石有个老朋友孙觉，就因为批评青苗法，直接被王安石贬去做地方官。王安石担任宰相后的左膀右臂曾布和吕惠卿，也先后因为不满变法中某些新政措施和权力分配，和王安石决裂。
不能不说，王安石这种决绝、一往无前的精神，再加上他大公无私的秉性，以及对改革的无比热忱，是他打动宋神宗的主要原因。
然而，对于宋神宗这个自己唯一的靠山和权力的来源，王安石的态度也并不客气。变法开始后，每次遇到比较大的阻力和反对声音，王安石的习惯性反应就是撂挑子，上一道奏折，请求辞职。从今天的角度看，我们可以善意地理解为，这是王安石身上的书生意气，但同时，这也未尝不是王安石胁迫皇帝，要求他无保留支持自己的策略。宋神宗为了挽留这位自己器重的大臣，精神导师，曾一度到了不顾帝王威仪，低三下四的程度。比如，熙宁五年五月，为了挽留第N次要辞职的王安石，宋神宗不得不对他说：“朕在你没有进入翰林院的时候，真的是愚顽无知。遇到你之后，才对道德的精义有所了解，心智才有所开悟。所以你对于朕来说，是恩师，你万万不能辞职。” 然而，这种事情，无疑又给反对派留下了攻击的借口，说王安石的作为，是在PUA皇帝，所谓“挟天子与天下为敌”。到了最后，宋神宗自然也失去了对王安石的信心与耐心。
所以说，变法的失败，和王安石个人性格的缺陷，是密不可分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执行变法新政的主体，北宋的官僚士大夫，出了哪些问题。
作者认为，王安石政治理想的核心，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以一个专业性上训练有素，在行政上控制良好的官僚体系，作为实现儒家理想社会的手段。” 确实，现在我们总说一句话“因人成事”，找到合适的人，是达成目标的首要因素。那么，是不是王安石的变法失败，可以归咎于用人不力呢？
对于这个问题，刘子健认为，变法的失败，确实是由于整个北宋官僚队伍的堕落与失效。他把当时的官僚划分为了三类：第一类叫理想型，特点是又有才干，道德水准高，还顾全大局，不把私人恩怨带到政治中，代表人物就是王安石本人，还有司马光等。第二类，叫仕进型，也就是以升官、获得提拔为主要目的，无论是支持变法还是反对变法，都以能否获得升迁为考量。最后一类，比较不堪，叫渎职型，中饱私囊，以权谋私是他们做官的唯一目的。
于是，刘子健得出的结论是，变法刚开始，由于来自守旧派的阻力大，而且事事都要从零到一，完成艰难的开创积累，所以依靠的主力只有少量理念型和仕进型官员。不过，到了宋神宗之子，宋哲宗亲政之后，王安石当年的新法又被恢复。这个时候，所谓的新党里就混进了大量见风使舵的仕进型和渎职型官员，比如充满争议的蔡确和著名的奸臣蔡京这种人。
讲深刻一点，这就是一种人事上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随着昔日的同道，元老名臣和王安石不断反目，王安石不得不更多地提拔和依靠那些资历浅薄、德行可疑，但出于投机而拥护新法的新官僚。
这些人起了什么坏作用呢？首先是挟私报复，他们对旧党发起了残酷的迫害，让北宋朝廷官员中的党争延续升级。另外，他们把新法一些内在的、对老百姓减负，发展生产有利的积极的内容都去掉了，只留下度量田地和募役法等等能直接带来收入的部分，所谓的新法彻底变成了一套如何搜刮聚敛民间财富的技术手段。这也导致了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王安石在历史上的评价不高。
变法引起的政治斗争之所以残酷而持久，严重干扰了新政的推行，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自宋代开始，官僚士大夫都染上了一个毛病。
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说，中国是个政治上超级早熟的大一统国家，疆域纵横南北，气候、民风、物产、地理、社会习俗千差万别，所以这种皇帝自上而下的治理，需要各级官吏统一共识，协调行动，才能克服疆域广大和通讯、管理技术不发达的限制，维持帝国的运转。那么，这个共识是什么呢？就是儒家道德观，也就是宋代这些士大夫知识分子终其一生，都在遵守、维护的一套意识形态。
但是，问题在于，在今天看来，过分强调抽象道德原则，会造成什么问题呢？首先就是，忽视具体技术与细节问题，把一切问题和分歧都上升到道德层面，这就非常容易引发官僚队伍的分裂与对立。而且会出现一种极端的局面：双方都认为，君子小人势不两立，所以绝无妥协的可能。更糟糕的是，双方都感觉，用尽一切手段来打击所谓“小人”，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原本相对清明、平和的北宋士大夫政治，突然出现了非常残酷的一面：新党上台，就不分青红皂白，把对立的旧党统统免职。而旧党卷土重来的时候，也不由分说，把新党统统赶走，实行的新法无论有效无效，一律废除。
这样一来，政治斗争自然就不断升级，双方开始彼此栽赃诬陷，政治斗争的底线一再被突破。比如反对变法的苏轼，就在元丰二年，也就是1079年，遭遇了一起针对自己的文字狱，叫“乌台诗案”：这一年，王安石这一边的新党成员李定等人，为了打击苏轼，就说他在湖州当地方官的时候，写了一组诗，诗文中有诽谤神宗皇帝，讥讽新政的内容，直接导致苏轼被下狱，在大牢里关了四个月。李定等人甚至还试图给苏轼定死罪，幸亏王安石和新党领袖里相对正直的章惇出面上奏宋神宗，请求豁免，苏轼这才免于一死。当然了，苏轼这边也不是完全无可指责，他之所以得罪了李定，就是因为之前李定母亲去世之后，李定因为忙于推行新政，没有回家守孝，被苏轼抓住了把柄，不依不饶，要把李定弹劾到丢官。
那么，有人要问，如果王安石改掉自己身上的坏毛病，然后当时的士大夫官僚能够和衷共济，把变法作为最高任务来推进，那么王安石的新法是不是有可能最终成功呢？很遗憾，大概也不能，这是因为变法，说白了就是一场体制改革，这场改革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北宋，乃至中国传统农业国家赖以生存的底层架构。
首先，王安石在政治舞台上的横空出世，打破了北宋朝廷原本的制度设计，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曾经指出，王安石在任上，为了推进变法，打着“非常时期做非常之事”的旗号，在宋神宗支持下，大肆扩张宰相权力。
王安石先是成立了一个由他本人完全控制的特殊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以临时机构架空朝廷常设部门，直接夺权，然后还干涉监察机构，御史台的人员配置，把属于自己这一派的新党官僚，纷纷安插进去。虽然王安石本人公忠体国，志虑忠纯，并没有使用这些权力来满足私欲，但却开启了宋代所谓“权相当道”的恶劣传统。在王安石之后，一些道德品质非常恶劣的大臣，比如蔡京、秦桧、贾似道这种人，就纷纷模仿王安石的先例，在宰相的位置上一手遮天，最终让宋朝的政治统治，陷入了一个黑暗腐败的境地。
王安石的新政不仅严重影响了北宋政治体制，更与当时中国农业社会的底层架构完全不兼容。为什么这样说呢？让我们用刚才介绍过的青苗法作为案例拆解一下。从理论上看，青苗法的本意是非常好的，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却变成了一项恶政。这是因为，熙宁变法发生在11世纪中期，纵观整个世界，现代银行金融业务，也不过是在意大利城邦如威尼斯等地刚刚诞生，还处于一个萌芽状态。而在当时的中国，没有银行信贷系统，也没有配套的法律，地方官衙门里也没有会计和核算制度，根本无法处理这种数量庞大的小额信贷业务。
所以，在这种缺乏相应制度与法律支持的情况下，青苗法的实施就变成了什么样呢？就是地方官完全不统计农民的具体需求，因为也统计不过来，于是就把贷款和粮食整体发放到村一级的保甲单位，也不管农民需要不需要，就勒令他们下个季度连本带利偿还。有的地方官员品德不好，属于作者刘子健所说的渎职型，他们就串通地方土豪，做假账，贪污贷款或者提高利息。有的地方穷，官府自己库房里都没有足够的钱粮，就只好先自己借款发放青苗钱，再宣布提高田赋。
不仅如此，由于青苗钱的借贷周期太短，只有一个季度，所以过分密集的交易行为必然导致短期通货波动。说白了就是，农民借到钱后，一窝蜂去购买农具种子，必然导致农具种子价格急剧上升；而到了还贷期，农民又一窝蜂抛售刚刚收获的粮食，换来现金还贷，必然导致粮价暴跌，这一来一去之间，青苗钱作为低息贷款所带来的实惠，不仅荡然无存，还让农民蒙受了更多的损失。
当然，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北宋士大夫官僚，肯定不具备这样的现代经济与金融常识，所以他们只能从抽象的儒家道德原则出发进行解释。也就是说，王安石就认为，搞成这个样子，肯定是反对自己的司马光旧党，在从中作梗，唆使地方官故意把事情办糟。反过来，司马光旧党这边，也会觉得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就是在做坏事，为了一点财政收入把人民搞得苦不堪言。
结语
好了，这本《宋代中国的改革》的主要内容，到这里基本就介绍完了。
回首往事，我们对于王安石的崇敬，不仅是由于他远超越时代的远见、高尚的道德情操，更是因为一种惋惜：首先是惋惜，在1000年前，中国错过了一个依靠自己内在原生力量，蜕变成现代国家的机会。其次，我们是在惋惜，王安石，包括他的对手司马光，其实都是忧国忧民，公而忘私的君子，然而就是这样一群品德高尚、志向远大的人，不仅没有能够联手开创一个新局面，还生生把北宋朝廷的政治斗争和党派分裂搞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按照黄仁宇的说法，中国自秦汉至明清，始终是一个传统中央官吏农耕帝国。它存在的基础，是维持一个大量小自耕农从事生产，自给自足，并向他们直接抽税的扁平化状态。这个系统其实相当脆弱，禁不起太大的动荡与冲击。以土地和人头税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朝廷，也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与知识，去支持一个现代化的管理体系。在这样的大前提下，王安石变法的本质，就是试图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部分实现政府管理现代化，与金融商业化，我们在为他的前瞻性视野和魄力赞叹的同时，也必须看清，在当时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更遗憾的是，在王安石的激进实验之后，明清两代大一统王朝却把宋代的经验当做反面教训，在公共管理方面转向保守与内敛。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末，中国被西方殖民列强打开了大门，被迫卷入全球化为止。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中国开始了追求现代化与挽救民族危亡的长期革命。许多为中国探寻解决方案的先进分子，比如梁启超，在回首检讨历史时，吃惊地发现，800多年前的王安石，居然是引领自己的先行者和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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