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历史最美作者团队-阴魂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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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拿头和汉朝比。
汉朝和罗马，都可以称之为“帝国”。何为“帝国”呢？我参考以色列学者尤瓦尔·赫拉利对“帝国”的定义，得出一个结论：“帝国”就是一种可以超越“战争与和平”的讨论，携带着一种毋庸置疑的正义性——“把蛮荒变成文明，为混乱注入秩序”，以此将四方蛮夷纳入中央秩序，成为认知范围内的世界文明的中心。
而我大唐的大多数战争，其实都不具备这种正义性。就以很多人津津乐道的屠灭高句丽来说吧：
实际上唐朝灭高句丽是妥妥的亏本买卖，因为高句丽作为东北亚小霸起到了维持东北亚和平秩序的作用，尤其是高句丽对于管理契丹、靺鞨（女真的祖先）很有经验，这些都保证了东北地区在当时“沃野千里、人民富足”。唐朝自己都承认，所掠高句丽居民，手工艺水平高，有文化，善于农作。
唐朝在版图上抹掉高句丽的行为，虽然可以让21世纪知乎网上的军国主义者们骄傲地挺起胸膛，但是讨论实控这就是妥妥的地图开疆，大唐根本无力在东北亚构建和平的秩序，没办法恢复汉朝那个“衣冠礼乐”的辽东，高句丽灭亡之后，东北亚地区就此陷入了民不聊生的糜烂状态，整整三百年的血腥乱战就此拉开帷幕。这都是大唐那一套浮夸的宏大叙事带给中国的深重灾难。
《旧唐书·高丽传》：自是高丽旧户在安东者渐寡少，分投突厥及靺鞨
《通典》：其后、余众不能自保，散投新罗，靺鞨。
正是因为唐朝无法保证高句丽遗民的安全，高句丽遗民大量逃离安东都护府而蛮族化，极大增加了东北地区的混乱程度。
而唐灭高句丽、百济的战争在后期实际上就体现出由于地方过于遥远，补给线太长，而力不从心了。灭高句丽前夕，百济叛乱竟然需要主要依靠新罗援兵镇压。后来新罗反戈攻击唐朝，面对新罗与高句丽百济起义军联合的局势，即使是刘仁轨、薛仁贵这样的名将也无法扭转颓势，这是唐对于朝鲜半岛南部资源投送能力不足的结果。
唐朝显然根本没能力维持东北的秩序，而高句丽本身就在东北地区，他们有若干个贵族家族可以和蛮子联姻，唐能完成这种精准化制衡吗？不可能的。高句丽每座山城都有分化、控制蛮子的任务，小霸有小霸的好处，做事足够精细。当时正确做法是让高句丽归还十六国乱世从中国夺取的辽东半岛，这种不义之地还是得让它吐出来的，有高句丽作为邻邦，唐朝维持辽东辽西秩序也会更容易。至于高句丽惹事，把它打怕了就不会再动歪念头，高句丽毕竟农耕国家，攻击性没那么强。杨广打高句丽的理由是“高句丽不朝贡”“勾结突厥”（实际上高句丽刚和突厥干了一架），李世民打高句丽的理由是“高句丽不听唐朝劝告，拒绝与新罗罢兵”和“为辽东将士报仇”，都不是高句丽自己挑起的战争。
至于高句丽对于唐朝的威胁，常常被拿来与前后金比较。然而高句丽离最强盛的好太王时代已经过去了200年，人民农耕化程度更是极高，攻击性是非常弱的，山城林立，权力离散化，集权程度很低，防守强进攻弱，压根不具备像前后金那样大举侵犯中原的条件。鼓吹高句丽威胁论，也是一种强行夸大敌人威胁为穷兵黩武找借口的招核行为。反观后金，在努尔哈赤崛起之前，其五世祖董山就已经大肆杀掠明朝辽东边民，最后被明朝捕杀，其外公王杲也疯狂侵犯明朝边疆，最后被李成梁击败消灭。后金这种渔猎蛮族的攻击性，和高句丽根本不是一回事，拿两者强行对比是完全不合适的。
所谓高句丽生产方式以渔猎为主，是初期在吉林，还没入主北朝鲜的时候，到隋唐时期，高句丽的渔猎民主要是靺鞨蛮族了，不是高句丽本族，高句丽还会约束靺鞨人不让他们随意劫掠。事实上高句丽当时吸收了大量汉族流民，血统本身也汉化严重了。
而且，唐重兵长期集结在东方进攻高句丽、百济，导致了西线空虚，吐蕃趁机吞并唐朝属国吐谷浑，占领青海北部，才能够对唐朝发动全面进攻，揭开了接近200年唐吐战争的序幕。
现代人吹高句丽很像韩国ptsd，仿佛是当代对半岛失控的怨念体现。一般古代的叙事里灭高句丽这事没啥存在感。
▲唐太宗剧照
唐朝为灭亡高句丽付出的代价也长期被忽视，可以说李世民要是多活几年，有可能成为杨广第二。不信？我直接上资料：
贞观二十二年六月，癸酉，上以高丽困弊，议以明年发三十万众，一举灭之。或以为大军东征，须备经岁之粮，非畜乘所能载，宜具舟舰为水运。上从之。秋，七月，遣强伟于剑南道伐木造舟舰。房玄龄疾笃，上征赴玉华宫，相对流涕，因留宫下。玄龄谓诸子曰：“今天下无事，唯东征未已，群臣莫敢谏，吾知而不言，死有余责。”乃上表谏。上自临视，握手与诀，悲不自胜。癸卯，薨。柳芳曰：“玄龄佐太宗定天下，天下号为贤相，然无迹可寻，德亦至矣！王魏善谏诤而房杜让其贤，英卫善将兵而房杜行其道，理致太平，为唐宗臣宜哉。”
强伟等发民造船，蜀人苦造船之役，或乞输直雇潭州人造船；上许之。州县督迫严急，民至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剑外骚然。上闻之，遣长孙知人驰驿往视之。知人奏称：“山谷已伐之木，挽曳未毕，复征船庸，二事并集，民不能堪，宜加存养。”上乃敕潭州船庸皆从官给。二十三年，夏，五月，丁卯，疾笃。己已，今褚遂良草遗诏。有顷，上崩。壬申，太子即位。罢辽东之役及诸土木之功。
李世民试图梭哈三十万人力死磕高句丽，房玄龄临死苦谏都劝不住，只能说天佑华夏，让死神及时带走了李二。搞不好李渊之所以不喜欢李世民，就是因为觉得自己这个儿子“是不是太像他那个好大喜功的表叔”了。
这里说点题外话，杨广这个人是有才华的，文章诗赋写得非常好，也有一些战略远见，但是显然被杨坚独孤伽罗两口子宠坏了。杨坚是爱妻家，这种人容易宠坏孩子（明孝宗朱佑樘也是，他儿子朱厚照也沾点抽象，但好在打仗不菜）。杨勇比杨广更菜，所以被杨广击败夺嫡了。
杨坚的父亲杨忠是北周名帅，杨坚自己在平定三方之乱时体现了很强的战略水平，杨坚的弟弟杨爽（靠山王杨林原型）也是大败突厥的名将，杨家是有军事天赋基因的。但杨广当皇帝之前的军事履历只有跟着高熲名义挂帅平陈混战功，称帝之后变得又菜又爱玩，各种外战送人头，除了著名的三征高句丽，还曾经被突厥人围困在雁门，打吐谷浑也送了一次大的，而且穿越大斗拔谷的时候因为军衣准备不足，士卒大量冻死，连随军的他姐姐杨丽华也冻死了。反观李世民，十几岁就跟着李渊去雁门救援杨广，像一个普通骑兵一样血战，军事天赋培养起来是不足为奇的。
而杨广，能力实际上没能得到像样的培养，而天赋带来的天才则迫使他变得越来越抽象。显然，天才也需要趁早开始艰苦历练。
▲郭孝恪
贞观二十二年年末（按照公历是649年1月19日，那已经是李世民死掉那年了）郭孝恪战死，永徽元年阿史那贺鲁谋叛，永徽三年贺鲁正式称汗，西域糜烂，永徽四年陈硕真起义，东南崩溃。很多人以为绑条狗在李治的位置上都能成功，真相是历史上李治继位以后面临的烂摊子远比《雍正王朝》里被夸张化的雍正面对的烂摊子严重，最起码据说“可以在知乎宇宙代替赵构当皇帝的刘禅”是绝对解决不了李唐当时的内忧外患的。
李治此人继承了李世民的好战基因，因此也不免“屠龙勇士成为恶龙”。李治初年，面临着遍地的民愤，东部远征高句丽问题，西部阿史那贺鲁问题，安抚高昌遗民问题，还有李世民修了一堆宫殿的地基，强占民田，把这些土地如何归还给老百姓的问题。
其中阿史那贺鲁在李世民死后仅仅两年时间就重新整合了西突厥，成为雄踞西域、中亚，人口百余万，拥兵十万的大国首领。永徽二年李治派契苾何力率府兵3万，回鹘兵五万征讨，阿史那贺鲁因为刚刚整合西突厥，根基不稳，没有迎战，转进而走，讨伐大军仅仅攻击了附庸于阿史那贺鲁的处月部，斩首9000（估计是老弱妇孺都算上了），并没能对贺鲁造成有效打击——
《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五下·列传第一百四十下》：咄陆有五啜，曰处木昆律啜、胡禄屋阙啜、摄舍提暾啜、突骑施贺逻施啜、鼠尼施处半啜。弩失毕有五俟斤，曰阿悉结阙俟斤、哥舒阙俟斤、拔塞干暾沙钵俟斤、阿悉结泥孰俟斤、哥舒处半俟斤。而胡禄屋阙，贺鲁婿也。阿悉结阙俟斤最盛强，胜兵至数十万。以咥运为莫贺咄叶护。遂寇庭州，败数县，杀掠数千人去。诏左武卫大将军梁建方、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弓月道行军总管，右骁卫将军高德逸、右武卫将军萨孤吴仁副之，发府兵三万，合回纥骑五万击之。骆弘义献计曰：“安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理有变通也。贺鲁保一城，方寒积雪，谓唐兵必不来，宜乘此一举灭之。迁延及春，且生变，纵不率连诸国，必远迹遁去。且兵本诛贺鲁，而处蜜、处木昆等亦各欲自免，若留不进，彼与贺鲁复合矣。今虽严冬风劲，兵苦皲堕，又不可久留费边粮，使贼得坚党附、赊死期也。请宽处月、处蜜等罪，专诛贺鲁，除祸务本，不可先治枝叶也。愿发射脾、处月、处蜜、契苾等兵，赍一月食，急趋之，大军住凭洛水上为之景助，此驱戎狄攻豺狼也。且戎人藉唐兵为羽翼，今胡骑出前，唐兵蹑后，贺鲁穷矣。”天子然其奏，诏弘义佐建方等经略之。处月朱邪孤注者，引兵附贼，据牢山，建方等攻之，众溃，追行五百里，斩孤注，上首九千级，虏其帅六十，不如弘义所计。
事实上，永徽元年李世民刚死，阿史那贺鲁就有反心，只是被李治安抚住了——【方帝崩，即谋取西、庭二州，刺史骆弘义以闻，高宗遣通事舍人乔宝明驰抚，因令贺鲁遣子咥运入宿卫。咥运中悔，劫于势，不得去，拜右骁卫中郎将。帝遣还】，永徽二年阿史那贺鲁正式作乱。
那么李世民如果不死，是否有可能凭着威望阻止阿史那贺鲁作乱并整合西突厥呢？答案是不可能的，因为李世民临死前忙着30万大军讨伐高句丽，压根顾不上西线的事情，讨伐高句丽还搞得全国民不聊生。李世民死后，李治把讨伐高句丽的大军解散掉了。
永徽二年（651年）到显庆三年（658年），经过与阿史那贺鲁势力的七年苦战，才在神将苏定方的指挥下平定了西突厥汗国，征服了从西域到中亚咸海的浩瀚土地。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李世民介入西域局势的时候，西突厥处于内乱状态，虽然偶尔犯边，但对唐朝并没有太大威胁，是李世民的调略政策，接收了西突厥内战的失败者阿史那贺鲁并予以扶持，才导致一代枭雄阿史那贺鲁的崛起，以及李治早年与西突厥汗国之间艰苦的七年战争。由于李世民晚年已经民政极其恶劣，所以如果李治早年对阿史那贺鲁发生任何一次损失2万人以上的军事灾难，就有遍地爆发民变的可能性，或将重演亡隋局势。事实上，永徽四年（653年）的陈硕真起义虽然被快速平定，但官府对于民间崇拜陈硕真也不敢禁止（陈硕真崇拜至少持续到北宋方腊时期，作为方腊的同乡启发了方腊起义）。可见百姓当时的怨愤是不小的，但李治对西突厥的战争并没有发生大败，最终获得全胜，终于度过危局，重建了威望（反观赵构同志，哪怕不提杀岳飞，建炎时期给金人送几万人头也不止一次了，好在宋朝已经有200年国祚百姓认同感较强加上金人烧杀抢掠不得人心，才没导致总崩溃）。
永徽二年（651年）五月，面对百济侵犯新罗，李治也采取了审慎的态度，没有正式军事介入。当时新罗派使者金法敏恳请唐高宗“诏百济令归所侵之城”。高宗于是诏令百济国王曰：“朕万国之主，岂可不恤危籓（新罗）！王（百济国王）所兼新罗之城，并宜还其本国。”然后“解患释纷，韬戈偃革，百姓获息肩之愿，无战争之劳。”若不从命，便支持新罗同百济决战，“亦令约束高丽，不许远相救恤。高丽若不承命，即令契丹诸蕃渡辽泽入抄掠。王可深思朕言，自求多福。”
但讨灭了阿史那贺鲁叛乱后不断袭击唐朝的西突厥之后，李治即走上了乃父的老路，决定支援新罗彻底摧毁高句丽，顺便还把与高句丽结盟的百济给灭了，这一时期的战争就已经给人民造成不小的压力，后来李治自我评价“朕未始擐甲履军,往者灭高丽、百济,比岁用师,中国骚然,朕至今悔之”。
李世民临死那年爆发了大旱——“二十三年，三月，自冬旱”，并没有阻止李世民30万大军讨伐高句丽（这已经是李世民第四次征伐高句丽，和杨广一样，第四次最终没有成行）。不过老天赏脸，李治继位后前17年一直风调雨顺，让他成功度过危机。
（关于李世民第一次征伐高丽，发生在贞观十九年，出兵规模十万以上，发生了著名的驻跸山之战，斩首、俘虏数量很大，战术水平很高，是不可否认的。就是没能打下土地。
虽然唐军伤亡不大，但因为军衣准备不足，疾病风寒，导致了远高于此的非战斗减员，战马更是冻死七八成。
李世民一度对此后悔，修复了自己之前砸坏的魏征墓碑，赏赐魏征家人
上以不能成功,深悔之,叹曰:“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命驰驿祀征以少牢,复立所制碑,召其妻子诣行在,劳赐之。
但是随后又开始对高句丽整活。
李世民第二、三次进攻高句丽见《新唐书·高丽传》——
又明年三月，诏左武卫大将军牛进达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右武卫将军李海岸副之，自莱州度海；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右武卫将军孙贰朗、右屯卫大将军郑仁泰副之，率营州都督兵，繇新城道以进。次南苏、木底，虏兵战不胜，焚其郛。七月，进达等取石城，进攻积利城，斩级数千，乃皆还。藏遣子莫离支高任武来朝，因谢罪。
二十二年，诏右武卫大将军薛万彻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右卫将军裴行方副之，自海道入。部将古神感与虏战曷山，虏溃；虏乘暝袭我舟，伏兵破之。万彻度鸭渌，次泊灼城，拒四十里而舍。虏惧，皆弃邑居去。大酋所夫孙拒战，万彻击斩之，遂围城，破其援兵三万，乃还。
也就是贞观21、22年，李世民又连续发兵数万进攻高丽，并计划贞观23年发兵30万继续进攻高丽，其造船行动导致了——“诏剑南大治船，蜀人愿输财江南，计直作舟，舟取缣千二百。巴、蜀大骚，邛、眉、雅三州獠皆反，发陇西、峡内兵二万击定之”。
《贞观政要》记载，贞观二十二年，“时军旅亟动,宫室互兴,百姓颇倦劳役”。李世民宠妃徐惠进谏说——
窃见顷年以来，力役兼总，东有辽海之军，西有昆丘之役，士马疲于甲胄，舟车倦于转输。且召募役戍，去留怀死生之痛，因风阻浪，人米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年无数十之获；一船致损，则倾覆数百之粮。是犹运有尽之农功，填无穷之巨浪；图未获之他众，丧已成之我军。虽除凶伐暴，有国常规，然黩武玩兵，先哲所戒。昔秦皇并吞六国，反速危祸之基；晋武奄有三方，翻成覆败之业。岂非矜功恃大，弃德轻邦，图利忘害，肆情纵欲？遂使悠悠六合，虽广不救其亡；嗷嗷黎庶，因弊以成其祸。是知地广非常安之术，人劳乃易乱之源。愿陛下布泽流人，矜弊恤乏，减行役之烦。增雨露之惠。
李世民十分感动，然而拒绝了她的进谏。
另外，贞观二十一年，李世民还发汉、突厥兵合计十余万，进行了灭龟兹国的战事。由于龟兹残部的反扑，安西都护郭孝恪在贞观贞观二十二年年末（按照公历是649年1月19日，那已经是李世民死掉那年了）战死，西域局势发生动荡。）
总章2年，李治统治下的唐朝疆域达到最大（1239万平方公里）。但过度扩张，以及吐蕃的背刺，加上李治后期天灾接踵而来，人口增长导致的土地兼并也引发了均田制府兵制瓦解，流民增加，李治晚期被迫为了维持庞大的帝国在各个战线上陷入苦战，败绩甚多，将士死于草野。武则天时期的外战难堪局面，李治晚年就显出明显趋势了。
李治对于吐蕃的背刺也完全缺乏准备，以至于吐蕃背叛，突然陷入三线作战之后，马上手足无措。李治有着李家人独特的双标，误以为自己的堂姐文成公主嫁给了松赞干布（但是松赞干布与唐太宗同一年去世了，继承人还不是文成公主的后代，因为文成公主无子，松赞干布之孙，吐蕃新赞普芒松芒赞只是名义上是李治的外甥），吐蕃就一定不会背刺自己。因此在吐蕃与唐开战之后，马上陷入了十分艰难的局面，而天灾饥荒也接踵而至。
咸亨元年（670年），谷物严重短缺，致使政府禁止酿酒。7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歉收、洪水、干旱、虫灾和饥馑接踵而来，一直达到危机的程度。
永隆元年（680年），粮价之高，前所未有，唐政府认为高物价是流通货币过多的结果，因此大量减少铸造新币，对私铸的惩办也比以前更加严厉。与此同时，从原有登记地区逃往其他地区而成为不登记、不纳税的占地者的流民占有令人不安的比例。李治是在经济和财政危机依然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去世的。
虽存在这一系列问题，但唐高宗的政府仍提出了控制物价的措施，并取得部分成功，它们后来继续使用于整个唐朝。政府周期性地从自己的中央谷仓中拿出谷物以低价卖出。
调露元年（679年）甚至用谷物换回私铸钱。更重要的措施是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年）在部分重要城市进一步发展常平仓。
670年大非川之战撕破盛世画皮，此前府兵被告知打完这一战大家都可以回家了。李世民、李治时代的穷兵黩武付出了多少“必要的代价”可见一斑。
李治晚年抽象程度也可以说不下杨广。
永淳元年壬午，公元六八二年……上既封泰山，欲遍封五岳，秋，七月，作奉天宫于嵩山南。监察御史里行李善感谏曰：“陛下封泰山，告太平，致群瑞，与三皇、五帝比隆矣。数年已来，菽粟不稔，饿殍相望，四夷交侵，兵车岁驾；陛下宜恭默思道以禳灾谴，乃更广营宫室，劳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臣忝备国家耳目，窃以此为忧！”上虽不纳，亦优容之。自褚遂良、韩瑗之死，中外以言为讳，无敢逆意直谏，几二十年；及善感始谏，天下皆喜，谓之“凤鸣朝阳”
在“永淳元年，关中及山南州二十六饥，京师人相食”的情况下跑去封禅泰山，还想遍封五岳。李善进谏之后，李治十分感动，然而拒绝了他的意见，第二年还想封嵩山，这时候暴毙了。
只能说阿武虽然也很抽象，但李治的及时暴毙放在这时候绝不是什么坏事。要知道阿武也是正式称帝之后抽象才变得严重的，一开始拿儿子李显、李旦当傀儡的时候并不算太抽象。
说个唐粉不爱听的，要不是儿子李治前期相对靠谱，李二的评价可能沦落到不如杨坚（这里是假设唐朝三世而亡的结果）。
杨坚篡北周得国并不比李世民百战得天下低贱，反而减少了很多老百姓的伤亡。而且李世民杀兄逼父夺位，比起杨坚夺名义上外孙（周静帝并非杨坚之女杨丽华所生）宇文阐的位置，不合法性还要大得多，同时杨坚夺鲜卑人宇文家的位，恢复汉家礼乐衣冠，还有一重光复汉人统治的意义。而李建成虽然军事能力不如李世民，但也是个合格的太子，能力出众，在内操持有功，且性情仁厚，不肯听魏征之言谋害李世民，李世民杀兄篡位，是相当令人反感的（当我们意识到所谓的贞观之治仅限于李世民统治前中期，而贞观十三至十四年的高昌之役已经给老百姓带来不小负担时，这种反感无疑会加重；贞观十三年, 特进魏征上疏说: “ 疲于徭役，关中之人，劳弊 尤甚。杂匠当下，顾而不遣。正兵番上，复别驱任。市物襁属于廛，递子背望于道”，这一年, 唐太宗发兵进攻高昌, 令河西民供役, “然则王师初发之岁，河西供役之年，飞刍挽粟，十室九空，数郡萧然，五年不复。陛下每岁遣千余人而远事屯戍，终年离别，万里思归。去者资装，自须营办，既卖菽粟，倾其机杼。经途死亡，复在言外”，而高昌之役，只是李世民经略西域的开始，要知道贞观时期唐朝经过隋末战乱，人口不过两千余万。而刘秀接手的经过新莽末年战乱的帝国，人口要多于初唐，刘秀却并没有经略西域，大举北伐匈奴，选择保存民力，把这些事交给下一代去做，因而被唐朝粉丝嘲笑为怂比）。
杨坚虽然苛刻猜忌，多杀功臣，但晚年也没有像李世民晚年那样穷兵黩武。而杨坚的制度创建（三省六部制、州郡两级制、开皇律、改革府兵制等等）是意义极大的，废除北周的盐税酒税等商税，更是极大让利于民（“除入市之税”，“罢酒坊，通盐池盐井，与百姓共之”）。
而相比隋朝，李二也没真正搞定西域。杨坚与李二都解决了东突厥问题(但到李治时代漠北铁勒还在叛乱，李治末年后突厥复国军开始活动)，杨广时代东突厥复兴，来了个雁门之围，让杨广十分没面子。
不过相比杨二广，李治有个很大优势就是妻贤（武则天在李治时代一点也不抽象），论自恋，李治自称“天皇”，比他爹的“天可汗”还牛逼哄哄，自恋程度可不低。显庆六年（公元661年）李治想亲征高句丽，被阿武劝住了，真去了估计和杨二一样微操，结果就不好说了。相比之下，萧皇后还是太软了，没有什么卵用。李治作为李世民的儿子，没阿武压着估计也成天亲征，他很喜欢到处巡游，坐不住的，临死前还想封五岳。
不但是对高句丽，李世民除了攻灭东突厥可以说功德无量之外，跑去折腾高昌、西突厥都属于“看你不爽就想打你”的没事找事。为什么唐朝会如此地穷兵黩武呢？因为唐朝皇室是一群被关陇军事贵族集团绑架的权力的囚徒，由于那个时候经济中心已经东移，关陇集团的执政存在合法性不足的问题，就需要不断的因为一点破事发动战争来理所当然的占有大量的物资、人力和帝国特权。
当时长安及周边不事农作的人口就有百万，当时中国才多少人口啊？对于唐朝的生产力而言这种体量的帝都是非常不正常的，供养这种级别的大都会的代价就是“关东苦其漕运”。当时长安的繁华，其实是相当畸形的。日本人在《妖猫传》原著小说《沙门空海之大唐鬼宴》中鼓吹关洛之间运河的规模之大，完全不在乎这是建立在关东百姓的苦痛身上的，还是太慕权了。
唐朝初年，长安城每年的粮食缺口约为20万石（每石42公斤，约合840万公斤），最高峰时期，缺口达400万石（约合1.68亿公斤），后来虽然有所回落，但长安城每年的粮食缺口，仍然高达100万石（约合4200万公斤）。 在此情况下，即使是在“年谷丰登”的丰收年份，唐代长安城也仍然粮食紧缺“人食尚寡”，一旦发生水旱蝗等自然灾害，就不得不东迁到洛阳就食，以唐高宗为例，他在位共34年（649-683年），其中就有11年5个月是住在洛阳，其中史书有三次明确提到是因为长安缺粮迁到洛阳“就食”；而在丈夫唐高宗李治去世后，随后掌权的武则天在683-705年间，22年间更是有19年住在洛阳，其主要也是因为洛阳更加靠近江淮地区等粮食主产地，没有漕运之苦。 到了705年，宰相张柬之等人联合发动神龙政变，拥戴太子李显上位，武则天被迫退位，由于武周正式定都洛阳，为了恢复李唐，唐中宗李显于是在第二年（706年）便迫不及待地西迁回到长安。 但是回到长安的第四年（709年），关中地区就由于水旱灾害，再次发生饥荒，尽管唐廷紧急调运山东和江淮地区的谷米，但是由于路途遥远，“牛死十之八九”，而运入长安的粮食却仍然严重不足。
根据《旧唐书》的记载，开元前期的粮食运输，仅仅是从洛阳含嘉仓转运进入陕西，1石粮食就需运费五百文，早期长安城每年运粮20万石，就需要运费10万贯；而关中地区在高峰期粮食缺口达400万石，仅仅从洛阳到陕西一带的运粮费，就需要200万贯，这种沉重的经济负担使得大唐帝国不堪重负，而官吏为了催促运粮更是驱使百姓，使得民怨沸腾。 不仅如此，江淮地区的粮食、财赋，要经由黄河进入渭水，通过漕运供应到长安，但黄河三门峡段非常凶险，“多风波覆溺之患，其失尝（常）十（之）七八。” 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百姓的怨恨，以及运粮的损耗，种种原因，使得从隋文帝到唐玄宗的隋唐两代帝国多位皇帝为了“就食”，一直在长安和洛阳之间往返奔波疲于奔命。
这些无疑都加剧了关陇集团合法性不足的问题。
至于西汉为啥定都长安，因为当时关中水土还没流失，还是天府之国，而且西汉标准温暖期，比唐朝前期更加温暖，关中甚至可以种水稻，《汉书·东方朔传》所谓“关中天下陆海之地”，“又有秔稻、黎栗、桑林、竹箭之饶”，将稻米生产列为经济收益第一宗。
李渊应该确实不喜欢李二的战争狂热，李渊李建成应当是想疏散长安人口，将长安改建成军事要塞，迁都南阳（南阳有汉江水运，可以吃湖北粮食），来降低漕运浪费，安抚关东，并摆脱关陇集团控制，这一举措后来被抹黑成想要放弃关西给突厥人。
这一计划无疑是顺应了当时的经济趋势，结果李世民这个关陇集团的代言人跑来打断了正确的历史进程，让中国多走了几百年弯路。
贞观二十一年（公元 647 年），唐太宗李世民命令曾营建高祖献陵、太宗昭陵、时任工部尚书的建筑大师阎立德扩建仁智宫，改称“玉华宫”，并写了玉华宫手诏，扩建后的玉华宫占地九顷，建有五门十殿，气势恢宏。
玉华宫囊括玉华山川的凤凰谷、珊瑚谷、芝兰谷，成为唐太宗晚年处理朝政的地方。永徽二年（公元 651），唐高宗李治颁布诏书，废弃玉华宫为玉华寺，从此，玉华宫结束了其作为皇家避暑离宫的使命。
李世民晚年还大修宫殿，找长生药。所以李世民死的时候哭的都是外国使者，百姓想的是什么没有找到记载，我估计是“这个想起一出是一出的老登”终于死了。
外战管杀不管治，只负责消灭看不顺眼的敌人，不管消灭敌人需要付出的代价及其后续治理，这种军国主义疯子行为，如果过于吹捧，也未免不合适了。
所谓的“汉朝的军国主义”，也只是知乎网军国主义者们的构建，其实汉朝的外战非常的务实，汉朝会对灭国战争进行分析：能否在灭国之后建立新的秩序，如果不能，就不会发动战争，或者只是实施惩戒性作战，击杀国王换一个君主。所以汉的扩张是相当稳健的，灭国之后配套的设施马上跟进，负责教化的儒生，道路系统的修建，耕牛种子的大量安置，移民的进入和分配土地等等。
巴、蜀四郡凿山通西南夷道，千馀里戍转相饷
汉连兵三岁，诛羌、灭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赋税。
以公孙弘为御史大夫。是时，方通西南夷，东置苍海，北筑朔方之郡。公孙弘数谏，以为罢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愿罢之。天子使朱买臣等难以置朔方之便，发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谢曰：“山东鄙人，不知其便若是，愿罢西南夷、苍海而专奉朔方。”上乃许之。春，罢苍海郡。
使王然于以粤破及诛南夷兵威风谕滇王入朝。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劳深、靡莫皆同姓相杖，未肯听。劳、莫数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深、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滇王离西夷，滇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也，最宠焉。
以汉武帝对于西南夷的征伐为例，特点在于：1.有反复，曾经因为公孙弘进谏而收缩2.重视后勤和道路修建，推动了当地生产力发展3.不征赋税，因俗而治，尊重在地国家的自治权，降低管理成本。
当时大宛不臣，截杀汉使者，汉武帝也没真灭人国，让他们把国王首级交出来，换了国王，然后大宛贡献大量天马给汉朝，在河西养殖改良马种。
见《史记·大宛列传》，汉武帝一开始非常友好地以千金和金马想要换取大宛天马，大宛不但不给，还劫杀汉朝使者，才招来了汉军的攻击——
▲汉武帝剧照
天子既好宛马，闻之甘心，使壮士车令等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王贰师城善马。宛国饶汉物，相与谋曰：“汉去我远，而盐水中数败，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绝邑，乏食者多。汉使数百人为辈来，而常乏食，死者过半，是安能致大军乎？无柰我何。且贰师马，宛宝马也。”遂不肯予汉使。汉使怒，妄言，椎金马而去。宛贵人怒曰：“汉使至轻我！”遣汉使去，令其东边郁成遮攻杀汉使，取其财物。于是天子大怒。
汉朝一开始不想彻底消灭南越也是因为这可能成为一个无底洞，南越包括广东、广西、越南，地域过于广袤了，民族复杂，维稳成本不低，要不是南越丞相吕嘉作死，杀害亲汉的南越王赵兴拥立新王，汉很希望通过令其加盟为诸侯国，委任南越国管理，来维持当地秩序，压根不想完全灭国。
《史记·南越列传》：
婴齐薨，谥为明王。
太子兴代立，其母为太后。太后自未为婴齐姬时，尝与霸陵人安国少季通。及婴齐薨后，元鼎四年，汉使安国少季往谕王、王太后以入朝，比内诸侯；令辩士谏大夫终军等宣其辞，勇士魏臣等辅其缺，卫尉路博德将兵屯桂阳，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国人也，尝与安国少季通，其使复私焉。国人颇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乱起，亦欲倚汉威，数劝王及群臣求内属。即因使者上书，请比内诸侯，三岁一朝，除边关。于是天子许之，赐其丞相吕嘉银印，及内史、中尉、太傅印，余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汉法，比内诸侯。使者皆留填抚之。王、王太后饬治行装重赍，为入朝具。
其相吕嘉年长矣，相三王，宗族官仕为长吏者七十余人，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苍梧秦王有连。其居国中甚重，越人信之，多为耳目者，得众心愈于王。王之上书，数谏止王，王弗听。有畔心，数称病不见汉使者。使者皆注意嘉，势未能诛。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发，乃置酒，介汉使者权，谋诛嘉等。使者皆东乡，太后南乡，王北乡，相嘉、大臣皆西乡，侍坐饮。嘉弟为将，将卒居宫外。酒行，太后谓嘉曰：“南越内属，国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莫敢发。嘉见耳目非是，即起而出。太后怒，欲鏦嘉以矛，王止太后。嘉遂出，分其弟兵就舍，称病，不肯见王及使者。乃阴与大臣作乱。王素无意诛嘉，嘉知之，以故数月不发。太后有淫行，国人不附，欲独诛嘉等，力又不能。
天子闻嘉不听王，王、王太后弱孤不能制，使者怯无决。又以为王、王太后已附汉，独吕嘉为乱，不足以兴兵，欲使庄参以二千人往使。参曰：“以好往，数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无足以为也。”辞不可，天子罢参也。郏壮士故济北相韩千秋奋曰：“以区区之越，又有王、太后应，独相吕嘉为害，原得勇士二百人，必斩嘉以报。”于是天子遣千秋与王太后弟樛乐将二千人往，入越境。吕嘉等乃遂反，下令国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国人也，又与使者乱，专欲内属，尽持先王宝器入献天子以自媚，多从人，行至长安，虏卖以为僮仆。取自脱一时之利，无顾赵氏社稷，为万世虑计之意。”乃与其弟将卒攻杀王、太后及汉使者。遣人告苍梧秦王及其诸郡县，立明王长男越妻子术阳侯建德为王。而韩千秋兵入，破数小邑。其后越直开道给食，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击千秋等，遂灭之。使人函封汉使者节置塞上，好为谩辞谢罪，发兵守要害处。于是天子曰：“韩千秋虽无成功，亦军锋之冠。”封其子延年为成安侯。樛乐，其姊为王太后，首原属汉，封其子广德为龙亢侯。乃下赦曰：“天子微，诸侯力政，讥臣不讨贼。今吕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令罪人及江淮以南楼船十万师往讨之。”
汉朝甚至会选择“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比如班超把贵霜打了一顿，此后两国结为盟好，但贵霜并不老实，过了几十年又占领了新疆西部的疏勒（喀什）等地。对此汉假装不知，继续与贵霜进行友好的外交，贵霜也知趣地没有继续东进，等到贵霜帝国崩溃，西疆自然又回来了。
此外，儒家讲的一直是以有道伐无道。
《孟子·公孙丑章句下·第八节》：
沈同以其私问曰：“燕可伐与？”孟子曰：“可。
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
有仕于此，而子悦之，不告于王而私与之吾子之禄爵；夫士也，亦无王命而私受之于子，则可乎？何以异于是？”齐人伐燕。
或问曰：“劝齐伐燕，有诸？”曰：“未也。
沈同问'燕可伐与’？吾应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
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则将应之曰：'为天吏，则可以伐之。
’今有杀人者，或问之曰'人可杀与’？则将应之曰'可’。
彼如曰'孰可以杀之’？则将应之曰：'为士师，则可以杀之。
’今以燕伐燕，何为劝之哉？”
像汉朝的扩张，废除西南、岭南的人祭习俗，促进生产力发展，这就是以有道伐无道。
哪怕是罗马的扩张，从生产力角度，也是有道伐无道（迦太基拿小孩祭天；日耳曼蛮子喜欢烧杀抢掠；凯尔特人不讲秩序不爱洗澡，这个算不上大过恶，就是文明水平低了点）。
反观我大唐，则是把文明的高句丽给摧毁了，带来战乱、毁灭、破坏，并且让契丹、靺鞨、奚这些蛮子到处烧杀抢掠。高句丽本身人民富足，讲礼义，不搞人祭，不娶后妈，算不上什么无道之国。哪怕你真的把它灭了，也有责任让当地发展得更好，而不是留下一地鸡毛。
而且灭高句丽却无力收拾残局留下一地烂摊子只是唐朝穷兵黩武的一例。高宗中期开始的危机，在武则天时期总爆发，然后又经过中宗、睿宗朝的恢复，到玄宗初年改革，才真正恢复过来，然而李三郎一点不吸取教训，纵容节度使滥开边衅。譬如王忠嗣已经压制吐蕃的情况下，李隆基仍然命令哥舒翰以死伤数万人为代价取下坚城石堡城。又譬如高仙芝随意攻掠唐朝盟国石国，回师途中又污蔑突骑施反叛，袭击突骑施，劫取财富，以为战功。这种行为并没有遭到任何惩处，而被欺压的中亚诸国向阿拉伯帝国求救，引发怛罗斯之战。
另外，由于李隆基的穷兵黩武，搜刮无度，到天宝年间，哪怕是安禄山造反前夕，民间也已经是不堪重负了。天宝十四载 (755)十一月，杜甫写下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与此同时，安史之乱爆发。
整个初唐盛唐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赢赢赢”的历史，非常的招核，所以招来了安禄山。而李唐皇室那一套穷兵黩武的行为逻辑也为各地诸侯所效仿，由此拉开了残唐五代的乱战序幕。
本文系历史最美原创稿件。主编枪君，作者吴广。部分图片来源网络，如有版权问题，请与我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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