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无“密码” 解读关键是语言
最近，有机会在《发现之旅》中“旅行”了一次，但其间并没有充分表达关于《山海经》的一些观点。如出书年代、作者、书的性质及共历史价值等，别人的说法也并不代表我的观点；特别是不管“独立学者”也好，“假学者”也罢，有些说法不实，而且矛盾，因此有必要给予澄清。
一、《山海经》的作者、年代问题
在《山海经》的作者、出书年代上确实有不同看法，但它绝不会是“千古之谜”。早在汉代，刘向父子就已经认定：“五藏山经”为大禹之作。这是十分准确的，因为经中说的“禹父”、“禹曰”等，已明白体现出这一点。后来一些研究者，不相信这些确凿的证据，而宁可质疑，或盲目争议下去，实无必要。
在历史著作中，早有记载：在尧代之初，派大禹去考查世界，“五藏山经”就应该是汇报材料。这些可见于《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等古著。后面的《荒经》、《海外经》、《海内经》则应为夏、商和周初时“大章”（土正）的考察，有些是对现状的补正。这是当时作为世界的最高君主治理的需要，普通老百姓也可能看不到这些。到了周朝衰微，《山海经》流传于世，才开始见于“百家”。由于年代久远，语言、文字的变化，版本的错简等，内容就变得“扑朔迷离”了。
二、《山海经》的性质及其价值
唐代版本《山海经》明确标有“天下地志”字样，这本用不着解释，谁都知道它是志书，是历史地理。但为什么不少人硬说它是“小说”，“异闻”、“神话”等等。主要原因是读不懂。
《山海经》原来有图，所以又叫《山海图》。正如玛雅古籍上半为图，下半为文字那样，图是为了帮助读者明了和记忆的。后来由于印刷方面等困难，图渐失传。现在看到的一些插图，多是后人照书中记载构想出来的。有人误解，说：“古人看事物就是这样，模糊、走样。”、“原来的图是古人构想出来的”等，这反映了谈者本人对《山海经》的无知。
大家都认为：古人对事物的观察和表达是从实际出发的，《山海经》是一本信史，也是对客观事物的真实记述。因为那时用不着弄虚作假，除信仰的虔诚以外，弄虚作假没有经济效益也是主要原因。
书中的“神”就是能人和死去的能人。古时能者为师、能者为王，大禹召开的世界领导人大会，叫“众神会”，各路神人就是各地领导者，当时，神人都有旌旗，有自己独特的标志，如龙、虎、熊、鹰等，代表不同的部落；而特异的图形，又是一种图腾崇拜和神能的表示。这并不等于歪曲和胡编。例如：“帝之平圃，神英招司之”。帝是黄帝，英招就是仰韶；黄帝的平圃（北方的亲耕实验田）由英招管理，他的神状是“马身而人面，虎文而鸟翼，徇于四海，其音如榴”。“神状”就是作为能人的特殊标记，并非他就生的这样，既或在后来的仰韶神中，也未见他这样，仍然是人。
又如：“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其神状，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身；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及帝之囿时。”陆吾就是肩吾、昆吾，是颛顼之子陆终（老童）娶鬼方妹所生之子。“神”，就是能人，他是青铜器的创制者，说他的“神状”——特殊标志是虎身而九尾……”，虎身已不正常，九尾更不可能，只是一种特殊的标记而已，说这些“神状”是“怪力乱神”或“怪状”，当然是不懂。
以上两“神”都是黄帝时代的地方统治者，都有神力，所以被崇拜、被神化，但都是人。我们的研究并不是把《山海经》神话化；而相反，是把这些“神化”的历史澄清，还其本来面目，否则就是“神话派”，劳而无功。
正如一些人对《论语》等古藉的“研究”一样，缺乏语言上的功夫，至今未能真正理解其内容，在仍然自认“讲”不了《论语》的情况下，却连篇累牍地出书，谈心得，说体会，难道这不正是孔子所反对的“不知而作”么！这样做虽可名利双收，但其误导将一时半刻无法消抹。对古籍负责和对读者的负责本来应该是统一的。
三、《山海经》用什么文字写成？
有人怀疑中国历史悠久的同时，更怀疑中国文字起源于五千年之前，这几乎成了一种“顽症”。他们嘴里说“重在证据”，却连考古发现都不信。例如大地湾文化中就已有象形文字出现，确认至少有七千年以上的历史，以前在三棚文化中，也已有文字发现。但这些都扭转不了一些成见；甚至有人倒退到商代，认为只有甲骨文才是真正的文字祖。
又如：上古曾有过蚕丝文字，其实就是“结绳而治”；却被认为用一条粗绳，系上各种符号以记事，这确实令人发笑，古人真的很“愚昧”么？在他们心中只能如是。古人说：伏羲时代是龙文，神农时代是穗文和蚕丝文，黄帝时代是云文，少昊时代是鸟文、颛顼时代是蝌蚪文，夏禹时代是象形文字，现在的东巴文字就是遗存，商代是甲骨文，周代为大篆，秦为小篆文，汉代是棣书，魏代以后是楷书等等，这些论断逐渐为考古发现所证明，在美洲发现的玛雅文字中，就有云文；还发现有缅甸文字，以及汉字，这些很符合文字的发展规律和历史。
现在却有人说：《山海经》时代无文字，口耳相传下来，造成许多模糊概念等等，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例如“羿射十日”，“十日”本来是一个人，而被理解为十个太阳；如果天上有十个太阳，全被射下来，世界岂不陷入一片黑暗！有人就改口说“羿射九日”，“留下一日”，这样一来，羿成了“神”不说，这太阳也太脆弱了，《山海经》里明明说“帝俊之妻嫦羲生十日，此始浴之”，有人不去很好理解，一味地往“神话”上领，却又不敢说“常羲（嫦娥）”生了十个太阳“，矛盾到这种程度，而不知反躬自问，还在那里“射太阳”，这学问就“大”得不着边际了！试想，《山海经》这样的宏篇巨著，不是用文字写出来，如何能顺利地流传下去！这不仅是歪曲历史，更是自我贬值！
《山海经》和许多古籍一样，在不同时代用不同文字翻版的时候，都会出现差错。最典型的例子是关于东北地区的记载。《国内经》中有：
先槛、大逄之山，河济所入。
但先槛、大逄，在后来的地理中找不到，现在也无法对号入座，“先槛”文被刊为“光槛”，这就很可研究，其实，这“大逄”就是大连，“光（先）槛”就是老槛，即乐浪、老岭；这指东北地区和古朝鲜地带，所以说是河水、济水所注入的地方，这就是渤海、黄海的两岸，大连在《史记》中书为大廉，在东北南部和山东、河北一带有鸟谷——薄姑之国；而老槛即乐浪，在东北东南部到朝鲜大部，为老岭文化，也就是龙国文化，后为新罗之国。
还有，在《大荒北经》中有
夫余之山，颛顸葬于阳，九嫔葬于阴。
……大物小物皆出卫于山。
颛顸葬于夫余，这点本来容易理解，但过去常被忽视，甚至认为“不可能”。而“卫于山”在哪里？却不去考虑。有人把“卫于山”硬改为“于卫山”，这是大错。“卫于山”的“于”，不同于简化字的“于”，古读WU；就像“于田”不可读yutian一样，“卫于”，不可读weiyu，而是衣屋闾。夫余地物产有限，高旧之国的后勤靠衣屋闾山一带的支撑；所以商灭夏，先打下衣屋闾山，《商颂·长发》中所说，“卫顾既伐，昆吾夏桀”。衣屋闾又写成卫皋之山，“卫于”即“卫皋”，拿下卫皋，就削弱了夏王朝的东部供应线，就有了前进基地，所以接着拿下华北——昆吾（当时有长狄来自非洲，故称昆吾）；再打夏桀。
语言文字是载体，没有文字，古往今来就没有历史记载，不搞清语言文字的涵义，就随便立论，就随便否定古代的历史，当然是反科学的不正确态度。
四、“圣人之邦”和“君子之国”
孔子在《论语》中，提到了“圣人之邦”、“君子之国”两个概念，说“九夷”为“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又想居九夷、“乘桴浮于海”，这并不是指“乌托邦”，而是实有其地，实有其人。
“圣人之邦”、“君子之国”指帝尧时期，舜所派出的“十六才子”在海外所建之国，“圣人”指帝喾，“君”指颛顸。古书中说舜举十六族，高阳氏有才子八人，天下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谓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济其美，不陨共名。舜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
“八恺”出海外，建君子国；“八元”出海外，建圣人之邦。“圣人之邦”即玛雅；君子国就是“昆士兰”。在美洲、澳大利亚，这些文化现象，至今犹存。在《山海经》中也有记载。
同时，舜也放了“四凶”，把鲧放于江南，称大楚，后为楚，贬称梼杌；把共工族放于美洲，即大幽之国，“荒经”写为 ，为贬意谐音词；放“三苗”（英、爱、苏）于“三危”，后又窜于欧洲，成为英伦三岛居民；放颧兜于东北（崇山），建丸都山城，为玄菟之先民。
他们都在四千七、八百年前，走向世界。
五、再谈宗教上的耶稣，历史上的颛顼
自从提出“宗教上的耶稣，历史上的颛顼”以来，网上讨论激烈，褒贬各半。在进一步澄清之后，反对的声音就少得多了。这是因为史实越来越清楚，证据也越来越多。
《大荒西经》说的“炎帝之孙伯陵”就是伯利恒地名的由来，地以人名。而在这里提到“颛顼死即复稣”，说明此地与颛顼关系之密切；颛顼即耶稣就生在伯利恒。
“有池，名孟翼攻颛顼之池”。孟翼，即阿摩利；攻打耶稣于耶路撒冷，此池正是死海。“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鱼偏枯，即鱼盘古，古以色列；鱼妇正是以埽。“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这正说明耶稣传教的路线，和《圣经》中大洪水的故事。“蛇乃化为鱼，是谓鱼妇。”正说明蛇图腾改为人鱼图腾的史实，也说明古以色列人从中国的氐人国来，就是古鱼凫、鱼复；《海内南经》：“氐人国，在建木西。其为人，人面而鱼身，无足。”建木，就是橄榄树，古支那地；其西已至克什米尔，说明以色列十个家族从三峡迁往中东的路线。这从《大荒西经》的“十巫从此上下”的记载都可对照说明。
其它先不讲，就这几点，足以证明耶稣即颛顼。至于其生年，当然以历史为准，以科学考证为依据，宗教故事及其它传说，在宗教改革时期早已异化，不足为凭了。
六、大禹只能生在东北集安
这个题目，已提出十个年头了，大禹的生地，至今以生于东北集安之大禹山，论据最为翔实。现在已有25条论据。近期有本《集安百科》，勉强收入“大禹生于集安”一条，但说“褒贬不一”，“至今无定论”等，很是奇怪。
条目中说：在2001年7月集安举行“山海经与中华文化学术研讨会”上，学者们认定大禹只能生于集安，当时悬赏征集反对论据，未见应者。既然给重奖都没人出来反驳，又哪里来的“贬”呢！可见，这“贬”字是主要编书者强加上的。那么，不妨问一下：既然你们要“贬”，为何当初不去拿出反对论据，而且又有重奖可得呢！
大禹生于集安，只能如此。因为大禹的母亲是有莘氏女；有莘氏就在东北地区东南一带，而曾在集安居住过的“百济”（北齐之国），国王即称阿莘王。大禹母亲之墓即3319号古墓，有“禹母石”为证。谁也改变不了。在甲乙川，还有“启母石”（大禹夫人之石）汉武帝来东北时，曾去拜过，这也可为旁证。
随巢子说：“禹生于碣石之东”，这个地方当然在东北。《海外北经》说：“禹所积石之山，在其东，河水所入。”“禹所积石之山”就是碣石山，正是当初河水流入渤海之地。特别提到这个地方，是因为和大禹有直接关系。“碣石之东”，正是东北的东南部。随巢子是墨子弟子，居鲁国。墨子为“宋之蒙人”，为东北人，姓司徒，为商人之后，名翟（dí），居台山，为墨家，故号墨名氏。墨子对大禹治水比较了解，在书中曾记述了大禹治水时的路线。“禹治水出于紫蒙之野”，他当然十分清楚。紫蒙就是东蒙，指东北地区。《论语·季氏》：颛臾“先王命为东蒙主”，就指颛顼曾被少昊任命为东北地区首领，高阳之国就在东北。
那么，奇怪的是，为什么在大禹的故乡却有人出来不让大禹落户呢？这就是那些为“高句丽”当吹鼓手的人在作怪。
“高句丽”是汉唐间的汉人反叛集团，最后为唐王朝剿灭。现在有人招“高句丽”之魂，行分裂中国之实；而有少数伪历史学者，跟着起哄；说他们是“卖国贼”，他们还不服；实际上，他们和卖国贼的差距并不太大。正如他们公然所说：“大禹若生在集安，那高句丽往哪儿摆呢？”可见这种“认贼作父”的勾当，确有政治谋算和背景。
大禹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先人，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所崇敬的治水英雄，夏王朝及其灿烂的文化的缔造者。而丑恶的“高句丽”，一小撮民族败类，分裂国家的罪犯，早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还能往哪儿摆呢！这些人的倒行逆施，其居心已昭然若揭了！
有的人很霸道，当他们打着“学术”的旗号，搞歪曲历史，为虎作伥的勾当时，他们说这是纯“学术”问题。而当有人要纠正这一倾向，从学术角度论证大禹生于集安，反对粉饰“高句丽”叛乱武装集团时，他们又出来说：“不能用政治观点来代替学术论争。”真是耍尽两面手法，这才是真正的政治和学术“玩家”，不免令人齿冷。跟着歪曲和叛卖跳舞的，不会长久。
2010年8月14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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