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社会初期的人们并不掩埋同类的尸体，而是弃之于原野山谷。《孟子·滕文公上》有这样一段话：
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他日过之，狐狸食之，蝇蚋姑嘬（gǔ chuài，吮吸叮咬）之。其颡（sǎng额）有泚（cǐ出汗的样子），睨而不视。……归反虆（léi盛土器）梩（lí铲土器）而掩之。
孟子认为从不葬其亲到虆梩而埋之，是人们不忍心亲人的尸体遭受野兽昆虫的噬食，这是伦理观念进步的表现。大约从旧石器时代中期开始，人类已经对死者进行有意的埋葬了，这一方面固然是出于对自己集团的成员的关怀，眷恋死去的亲人，更重要的是同灵魂观念和原始宗教的产生有关。灵魂不死，就成为鬼魂。人们想象鬼魂在阴间即另一个世界，也象活人一样生活，而且能自由来往各地，具有生人不具备的神秘力量，尤其是氏族首领和家长的鬼魂，在冥冥之中仍然掌握着威权，可以降福，也可以作祸。基于对鬼魂的敬畏和对阴间生活的幻想，人们自然而然形成了对死人的崇拜，也就有必要对尸体进行一定的处置，加以保护，以讨好死者的鬼魂，由此产生了各种葬法和葬礼。
葬字篆书作■。《说文解字》用声训的方法把“葬”字的意义解释为“藏也”。并分析其字形为“从死（■）在■中，一其中，所以荐之”。亦即把尸体放在草垫或用树条捆扎而成的木床上，然后用乱草覆盖掩藏。《易·系辞下》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所谓“厚衣之以薪”，也就是用树枝杂草掩埋的意思。考古发掘证明，1万8千多年前旧石器时代晚期，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早期状态的山顶洞人已把自己居住的山洞的深处用作公共墓室，在那里覆土掩埋死者的尸体，尸体上撒有红色的赤铁矿粉屑，并随葬石器工具和石珠、穿孔兽牙等装饰品，显然是活人生活的写照。随着生产工具的发展，到了新石器时代，人们已能够深掘土坑，把尸体埋在地下。这种能更好地保护尸体的、真正意义的土葬，逐渐成为最普遍的葬法。考古工作者从距今7000年到5000年母系氏族社会繁荣时期的黄河流域仰韶文化遗址中，发掘了2000多座墓葬，其中绝大多数是土坑葬。这些遗址都有与居住区相距不远的公共墓地，墓地中葬坑鳞次栉比，其布局也同当时人们居住的村落相似。有的葬坑底部和四壁经过了加工。除了单人葬之外，还有不少同性多人葬和一坑中男女老少混葬、母亲和子女合葬等现象。同一葬坑中的人不可能都在同时死去，当系迁移合葬，即先分别进行土葬，等肉体全部腐烂后又挖出尸骨作二次葬。许多公共墓地所有尸骨的头部都朝同一方向，可能是人们心目中死后鬼魂的去向。对夭折的幼儿往往贮以瓦罐，用盆、钵覆盖罐口，埋葬在住房附近，盆、钵中央留出小孔，以备灵魂出入。到了原始社会末期，土坑葬已遍及黄河长江流域、东南沿海以及东北一带广大地区。与父系氏族的社会形态相适应，出现了一男一女、一男二女合葬的现象，这种男女合葬墓多为男子直身仰葬而女子面向男子侧体屈身。还有一些墓葬除了成年男女之外，还葬有若干儿童，可能是包括一夫一妻及其夭折的子女在内的单个家庭。当时仍然严格遵守在本氏族公共墓地下葬的传统习俗，氏族公共墓地距居住区稍远，墓葬井然有序，尸骨头向一致，墓坑四壁平直，有的已经有了梯形或长方形的墓道。
《易·系辞下》还提到上古的墓葬“不封不树”，也就是葬地不起坟，也不种树以设标志。传说中的相当于原始社会后期的上古帝王陵墓，如河南淮阳县的太昊（伏羲）陵、陕西黄陵县的黄帝陵、湖南酃县的炎帝陵、山东曲阜市的少昊陵、河北高阳县的颛顼陵、山西临汾市的尧陵、湖南宁远县的舜陵，浙江绍兴市的禹陵等，虽然都有高大的封土堆，但葬地本来出自后人的附会，并不可信，陵墓中不可能真的葬有这些上古领袖人物的尸骨，“坟堆”也是后人陆续添土加高的，不能说明当时的葬俗。即便已经进入阶级社会的夏、商、西周和春秋前期，也仍然是“墓而不坟”、“不封不树”。如西汉末刘向所说：“殷汤无葬处（意为不知葬处），文、武（周文王、武王）、周公葬于毕（陕西咸阳东北），秦穆公葬于雍橐泉宫祈年馆下（今陕西凤翔县南）……皆无丘垄之处。”(2)东汉崔寔在他作的《政论》一书中也说“古者墓而不坟，文、武之兆，与平地齐”。在河南安阳市发掘的殷王室墓群，虽然墓穴规模巨大，最大的连同墓道面积超过700平方米，但墓与地平。在陕西凤翔县雍城发掘的春秋时秦公的墓葬群，有的大墓占地超过500平方米，也未见任何迹象表示葬时曾筑大坟。这样的大型墓葬如果当时有封土堆，即使风雨剥蚀，也不可能到今天连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动用大量人力、物力经营的王公的大型墓葬如此，更不用说一般百姓的墓葬了。
在江苏南部和安徽东南部湖熟文化遗址中，曾发现过少数西周时期有封土堆的墓葬，但这些墓葬并无墓穴，而是在平地上铺一层石卵作底，然后置放尸体、随葬品，再堆上封土，封土也不夯实，实际上是改“厚衣之以薪”为“厚衣之以土”。这只是潮湿低洼地区在难以解决墓穴渗水问题的情况下采取的特殊葬法，同后世真正意义的土丘坟并不相同。
从文献记载来看，中原地区的土丘坟在春秋中期已经出现，并有了一定程度的流行。《礼记·檀弓上》说孔子去世后，有人从燕国赶来观摩葬礼。孔子的弟子子夏对客人追述了孔子生前的一段话：“吾见封之若堂者矣，见若坊者矣，见若覆夏屋者矣，见若斧者矣。从若斧者焉，马鬣封之谓也。”也就是说孔子曾经见到过四种不同形状的土丘坟：坟头有的呈四方形高高隆起，就象堂基；有的狭长陡峭而上平，就象堤坝；有的宽广低矮，中间稍高，就象覆盖的门檐；有的薄削而长，就象斧刃。象斧刃的那种，俗名又叫马鬣封，因其形状与马颈上的鬣毛相似。孔子是主张把坟头修得象斧刃状的，可能同这种坟头最省工有关。孔子幼年丧父，不知葬在哪里，长大后多方访寻，才在防（今山东曲阜市东）找到了父亲的墓地，于是又迁来母亲的遗骨与父亲合葬。《檀弓》上提到孔子感叹地说：“古也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也。”孔子虽然崇尚古制，但考虑到自己是个四方奔走之人，为了便于上墓祭祀，不能不在墓地上立个标志，“于是封之，崇四尺”。这四尺高的坟头，大概就是马鬣封。孔子死后，葬地也起坟堆。《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祀孔子冢”。土丘坟一经出现，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迅速流行，由“不封不树”而变为“又封又树”。而且坟头的高低大小，坟地树木的多少已成为表明死者身份的一种标志。《周礼·冢人》所谓“以爵等为丘封之度与其树数”，“尊者丘高而树多，卑者封下而树少”，说的是土丘坟已经普及的春秋晚期以至战国时期的情况。安徽淮南市蔡家岗发现的两座春秋晚期的蔡国墓葬，都有高大的封土堆。时代约略相同的河南固始县侯古堆的一座宋墓，坟堆高7米，直径55米，规模可观。现犹残存高大封土堆的战国墓葬数以百计，分布在全国许多地方。如在燕下都（今河北易县）的一个王公墓葬区，有大墓13座，最大的封土堆底部35米见方，高11米。河北平山发现的中山王墓封土东西宽92米，南北长110米，分为台阶式的三层，最高一层距地面15米，工程量是惊人的。当时的王公贵族“丘垅必巨”(3)，“其高大若山，其树之若林”(4)，已形成风气，并且制度化。就是民间的一般墓葬，起坟植树也是普遍现象。“坟墓”、“丘墓”连称，在战国文献中已屡见不鲜。
土丘坟的普及，究其原因，当与墓祭习俗的流行与统治阶级为显示威权而率先倡导有关。
礼学家认为古不墓祭，祭祀祖先的礼仪应该在宗庙中进行，到墓地去祭奠祖先在秦汉以后才逐渐形成风气。其实不然，墓祭之事出现很早。《史记·周本纪》记武王东观兵孟津（今河南孟津县东北），准备伐纣，出发前曾去文王墓地祭祀。春秋战国时墓祭的现象已相当普遍，因为无论是怀念祖先而贡献祭品，还是为得到祖先鬼魂的保佑而有所祈祷，在一般人心目中，直接到祖先葬身之处祭告，似乎更能被祖先所接受。南宋理学家张栻说：“周盛时固亦有祭于其墓者，虽非制礼之本经，而出于人情之所不忍，而其义理不至于甚害，则先王亦从而许之。”(5)《礼记·曾子问》曾提及孔子主张可以“望墓而为坛，以时祭”。如果墓地不封不树，年远世久，就会难以确认，因而需要堆土成坟作为标志。孔子为父母合葬，又在墓上培土封之，就是出于这种考虑。《孟子·离娄下》讲到有齐人每向祭墓者乞求酒食。“卒之东郭墦（fán，墓地）间，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可见当时墓祭已是民间习俗，而土丘坟也正随着墓祭的流行而得到普及。
另外，春秋战国之际社会激烈动荡，以各国国君为首的统治者们生前穷奢极欲，他们幻想死后到了另一个世界，不仅可以照旧享受原先享受的一切，而且仍能向世人显示自己的赫赫威权，高大的封土堆正象征着统治权，比“墓而不坟”更符合他们的心意，因此它一旦出现，即群相仿效。而通过坟丘的高低大小和不同的形状来区分死者的身份，比埋在地下的其它用以区别身份的东西更能使后人有所感觉，这也正体现了森严的封建秩序，由国家予以规定，有利于巩固封建统治。《吕氏春秋·孟冬记》就记载了当时专门有官员“营丘垅之小大、高卑、薄厚之度，贵贱之等级”。王公贵族的倡导和封建国家用政令来推行，也大大加快了土丘坟的普及速度。
秦汉以后，几乎可以说是无墓不坟了。在整个封建社会，坟墓等级分明，官爵越高，墓地越大，坟头越高。郑玄提到“汉律曰列侯坟高四丈，关内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6)后世制度更为严密，唐、宋、元、明、清五朝的典章对不同品官和庶人墓地的大小都有具体的规定：
坟高也尊卑有别：
帝王的坟墓规模最为宏大，称为“陵”或“山陵”。这一方面固然因为它占地之广、封土之高如同山陵，另一方面也有以崇高的山陵比喻至高无上的帝王的意思。最早称陵的是战国初赵肃侯的寿陵，秦自惠文王起，诸王葬地都取名某陵。秦始皇陵在今陕西临潼，原名“丽山”或“郦山”，前后修建了40年，曾征发70多万人从事这一浩大的工程。三国时残存的封土堆高达120多米，底部周长2167米有余，经历了二千多年的风雨沧桑；现代实测陵高64.9米，底边长485米至515米，有人测算建陵时堆土约1180多万立方米。西汉的帝陵据《汉旧仪》记载，“坟高十二丈，武帝陵高二十丈”，现代实测，高祖长陵（在今陕西咸阳市窑店）底部东西162米，南北132.3米，高31.94米；吕后陵（在长陵东）底部东西153.9米，南北135米，高31.84米；文帝霸陵（在今陕西西安市东郊）凿山为墓，未起坟堆；景帝阳陵（在今咸阳市张家湾）底部东西166.5米，南北155.4米，高31.64米；武帝茂陵（在今陕西兴平县南）底部边长231—234米，高46.5米。昭帝以后诸陵大致底部边长也都在150米以上，高30米上下。这种不惜大量耗费人力财力，为帝王修筑宏伟陵墓，以体现封建皇权威严的做法，被历代封建王朝所沿袭，只是元代皇帝死后深埋，然后纵使万马奔腾，消灭地面上的一切痕迹，使确切葬处成为永久的秘密，这是遵照蒙古习俗，当系例外。此外，唐代多因山为陵，不另起大型的坟堆，高大的封土堆原本是山的象征，反过来直接把山当作帝陵的封土，其用意并无不同。
土丘坟的形状从战国时起即以方形为贵。自秦始皇陵直至宋代的帝陵，多是在地宫（墓室）之上划出一正方形或长方形的基址，然后层层夯筑黄土，下大上小，直到一定的高度，封土堆的顶端仍呈正方形或长方形的平面。整个坟丘象是一个被截去顶部的方锥体，又象一个倒着置放的斗，考古学者称之为覆斗形。许多帝王在世时即为自己预修坟墓，为了吉利，讳称为“方中”、“方上”，就同坟丘呈方形有关。方形坟丘是最高的规格，除了帝王之外，只有极个别帝王的近亲及没有同帝王合葬的后妃可以采用。一般的贵族、官员乃至平民百姓的坟丘是圆锥形或半圆形的，但高大的方形坟丘修筑困难，更不能长期保持原状，在南方多雨地区尤其如此。所以五代时南方一些偏霸小国统治者的陵墓，封土已作半圆形，如南唐李昪的永陵、李璟的顺陵（均在今江苏省南京市牛头山），前蜀王建的永陵（在今四川省成都市区）等。从明代开始，帝陵的封土正式变方为圆，称之为宝顶，又称独龙阜，其上满栽树木，以求郁郁葱葱、佳气笼罩的神秘感。这是因为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葬在南京，其孝陵采取圆形宝顶的形式，当受长江流域无方坟习俗的影响，而其后北京昌平县的明十三陵又都以孝陵为蓝本。清代帝陵（分布在辽宁沈阳市，河北遵化县、易县三地）则又模仿明陵。所不同的是，明陵的宝顶多为圆形，而清陵多为长圆形。
帝王陵墓之外的一般坟丘，从战国秦汉以来，基本上都是圆锥形或半圆形。汉代卫青墓封土象大青山、霍去病墓封土象祁连山，只为专门纪念他们显赫的战功，是一种特例。后世或有在半圆形的土丘外再砌一层砖或涂上一层三合土的，但也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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