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曾国藩的和气致祥之妙 和则未有不兴，不和未有不败。成事之要，首先在于人和。在为人处世上坚持“和”字，是一种深刻的人生智慧，是一种极高明的处世策略，这样可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达成己事。曾国藩在待人接物中坚持和气；在治家理政中坚持和睦；在价值取向上表现为和谐；在自我修养上坚持“中和”等，这使得他获得了家人、朋友、上级和下司的鼎力支持，终于成就了一番伟业。
待人以诚以恕
【曾国藩做人语录】 雅量虽由于性生，然亦恃学力以养之，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度量闳深矣。
俗话说，“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敌人多堵墙”。因此，如何与人相处，使自己的事业有一个良好的人际基础作为支撑，而不是到处树敌，使自己寸步难行，是一门深奥的学问。曾国藩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就是，宰相肚里可撑船，待人以“宽恕”二字为准则。他认为为人处世应该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不怨天尤人。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人，最终也不能立己达己，历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证明了这点，因为“如果无故而怨天，则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则人必不服。”这种为人处世的方式不但为曾国藩赢得了人格魅力，也为他最终成就事业打下了坚固的基础。 曾国藩为人的品德集中体现在他正确地处理与左宗棠的关系上。曾国藩为人拙诚，语言迟讷，而左氏恃才傲物，又好直言不讳，因此他时常有得罪曾国藩的地方。咸丰四年四月，曾国藩初次出兵，败于靖港，投水自尽未遂，回到省城，垂头丧气。左宗棠就责备曾国藩：事情还未到不能办的时候，自寻短见是不当的行为，何必出此下策。这使得曾国藩无言以对。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藩在江西瑞州营中闻父丧，立即返乡。左宗棠认为他不待君命，舍军奔丧，是很不应该的。湖南官绅对此也哗然应和，这也使曾国藩颇失众望。 但曾国藩做人却不计前嫌。第二年，当曾国藩奉命率师援路过长沙时，特登门拜访，并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为联，求左宗棠篆书，表示谦抑之意，使两人一度紧张的关系趋向缓和。 曾国藩的宽宏大度还表现在咸丰十年后他对左宗棠的举荐上。在这以前，曾国藩也曾举荐过左宗棠。例如，咸丰六年正月，曾国藩奏左宗棠接济军饷有功，因而，朝廷命左宗棠以兵部郎中用。但左宗棠性情刚直，又得罪了不少人，在湖南“久专军事，忌者尤众”，于是碰上了樊燮事件。樊燮为永州镇总兵，其私役兵弁，挪用公款，左宗棠为此代巡抚骆秉章拟奏折请将樊燮撤职查办。谁知樊燮受人唆耸，向湖广总督官文反告左宗棠。左宗棠被迫于咸丰十年正月离开长沙。他三月三日到达湖北襄阳，当时，正值襄阳大风雪，左宗棠想跻登庙堂之上，深感帝乡不可期，拟委身江湖之远，又忧谗畏讥。 当时，曾国藩驻军宿松，胡林翼驻军英山，议欲分三路进攻安庆。左宗棠来营暂避锋芒，曾国藩热情地接待了他，并连日与他商谈，曾国藩在左宗棠极其潦倒，“四顾苍茫”的时候，向左宗棠伸出了援助之手。并且上奏说：“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扎亟之际，或饬令办理湖南团防，或简用藩臬等官，予以地方，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裨时局。” 清廷接到曾国藩上述奏章，于四月二十日，谕令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左宗棠因而正式成了曾国藩的幕僚之一。曾国藩立即让他回湖南募勇开赴江 西战场。过了几个月，左宗棠军在江西连克德兴、婺源，曾国藩立即于十一月二十八日专折为他和部属报功请赏，并对他的战绩推崇备至，左宗棠因此得晋升为候补三品京堂。
咸丰十一年四月初二日，曾国藩又上奏请“将左宗棠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朝廷也立即照准。这年十一月十六日，曾国藩根据闽浙总督庆端、浙江巡抚王有龄之请，奏请派左宗棠援浙，并将在江西广信、广丰、玉山、饶州和安徽徽州等地的陆军及昌国内河水师，统归左宗棠就近节制调度，使左宗棠开始拥有较大的军权。但左宗棠还未奔至杭州，杭州已于十一月二十八日被太平军占领，杭州将军瑞昌与浙江巡抚王有龄均死于战事。于是曾国藩第四次上奏保举左宗棠。他于十二月十二日向左宗棠通报说：“浙江竟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失守，六十万生灵同遭浩劫，天乎酷哉!弟于二十五日复奏统辖浙江军务，已附片密请简阁下为浙江巡抚。无论是否谕允，目下经营浙事，全仗大力，责无旁贷。” 果然，左宗棠于次年二月即受命为浙江巡抚，并根据曾国藩的奏请，朝命左的部下蒋益澧为浙江布政使。曾国藩一方面请求辞掉自己节制浙江军务的谕令，一方面把左宗棠推到了浙江的最高位置上。他在奏稿中写道：“以臣遥制浙军，尚隔越于千里之外，不若以左宗棠专为浙省，其才实可独当一面。”曾国藩如此谦让，又如此真心实意地为清朝廷保举人才，心中哪有半点对左宗棠的嫌隙之意? 同治二年三月十八日，左宗棠被授命任闽浙总督，仍署浙江巡抚，从此与曾国藩平起平坐了。三年之中，左宗棠从一个被人诬告、走投无路的人，一跃而为封疆大吏，这样一日千里的仕途，固然出于他的才能与战功，而如此不断地报功保举，也只有曾国藩才能做到。所以，左宗棠在挽曾国藩的联中，深情地写道：“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时人及后世常爱谈曾、左交恶。其实二人虽仅止于有龃龉，内里却交情至深，正如左宗棠自己所说的“同心若金，攻错若石”。共同的事业——中兴清室使他们走到了一起，因而成为历史上的一段佳话，这也正是曾国藩“待人以诚恕”的最好例证。
大力结交有志之人
【曾国藩做人语录】 人生在世，个人不可成事也。欲成大事，须营运关系，借他人之力以成自己之事。
在曾国藩看来，立志对一个人来说无疑是最重要的。他将有“志”视为取得成功的首要品质，说： 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 曾国藩本人有高远之志，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在他身边也结集了不少有志之士： 刘蓉，字孟蓉，号霞仙，湖南长沙人。郭嵩焘，字筠仙，湖南湘阴人。曾国藩赴京科考，在长沙认识了“少有志节”的刘蓉，又通过刘蓉认识了正在长沙参加乡试的郭嵩焘，因为三人志趣相投，于是“为昆弟交，以学问相切磨”。这三人“均志大气盛，自视颇高，以著述立言相期许”，“其志不在温饱”。他们经常一起砥砺志向、学问，彼此都从中获得很大的启发和激励。后来，此二人皆成为曾国藩政治、军事生涯中的重要助手。 江忠源，字岷樵，湖南新宁举人。在京经由郭嵩焘引见，与曾国藩相识。交谈过后，江忠源告辞。曾国藩对郭嵩焘说：“是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当时天下承平已久，众人都十分惊异曾国藩的评语。江忠源因为有血性，有胆识，被曾国藩视为必诚必信的侠义之士，京中绝无的人才。后来，江忠源成为湘军的重要干将，官至巡抚，在与太平军的战斗中战败自杀。
罗泽南，字仲岳，号罗山，与曾国藩同是湘乡县人。他家境十分贫寒，却能“溺苦于学，夜无油柱灯，则把卷读月下，倦则露宿达旦”。他研究程朱理学，标榜自己是宋儒，时人非常推重他的道德学问。年轻时，他连遭不幸，丧母、丧兄嫂相伴而来，继而长子、次子、三子连丧，其妻连哭三子之丧，双目失明，罗泽南却并未因如此沉痛的打击而一蹶不振，反而“益自刻厉，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忧无术以资生，而忧无术以济天下”。曾国藩对他十分敬重，常在书信中表示敬慕之意，称他为家乡的颜渊。太平军攻入湖南后，罗泽南在家乡率领自己的学生组织团练抵抗太平军，后来成为曾国藩创办湘军的基本力量之一。罗泽南不久在与太平军的战斗中战死，他的学生王鑫、李续宾、李续宜等，后来都成为湘军的主要将领。 曾国藩结交的这些有志之士，为他事业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家和则福自生
【曾国藩做人语录】 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
中国文化以“和”作为重要的价值取向，“贵和谐，尚中道”，与西方文化重“分别和对抗”形成了相异成趣的文化传统。“和”在待人接物中体现为“和气”；在治家中体现为“和睦”；在成人取向上体现为“和谐”；在自我修养上体现为“中和”，即“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不同的事物相配合达到平衡叫“和”，“和”能产生新事物；相同的事物累加只有量的变化而没有质的变化。重“和”去同，肯定事物是多样性的统一。儒家思想“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的“太和”境界“兼容并包，遐迩一体”，着重宇宙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和”在理论上是一种修为、一种信念；在实践上往往体现为一种策略。“和”不仅是目的，也是手段。曾国藩在治军、治家上重“和”，精诚团结，终于成就了一番伟业。 治家是儒学理想的一部分。在宗法观念下，个人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曾国藩在治家方面也颇有心得。他说： 家和则福自生。兄言弟从，弟请兄允，一家人融洽相处肯定会发达，相反兄弟阋墙，婆媳扯皮，夫妻计较，这样的家没有不败落的。要守得住“和”字才好。 曾国藩全家兄弟姊妹共九人，曾国藩作为长子，对待兄弟竭力爱护，而不是姑息纵容。他常说：“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曾国藩无论在京做官，还是戎马倥偬，总是百忙中写信教导诸弟做人，督促他们的学业，尤其注重孝友耕读，绵延世泽。他说： 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于“孝悌”二字上，尽一分便是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务使祖父母叔父母无一时不安乐，无一时不顺适，下而兄弟妻子，皆蔼然有恩，秩然有序，此真大学问也。 曾国藩兄弟五人有四人上了战场。曾国华战死三河镇，曾国葆病殁天京围，以曾国藩、曾国荃成就最大。曾国藩家书致曾国荃最多。曾国荃勇且狂，曾国藩既为之喜又为之惧，百般维护。为避猜忌，“晓得下塘，须要晓得上岸”，曾国藩一度要自愿牺牲，退出仕途，以成全曾国荃的发展。另一个弟弟曾国潢则长期操持家事，解除兄弟们治军从政的后顾之忧。 “凡家道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不恃一二人之骤发，而恃大众之维持。”亲人之间当坦诚相待，相互帮助。曾国荃就给曾国藩提过意见，说他表情太严肃，常给人下不了台，在兄弟骨肉间也不能营造活泼的气氛。曾国藩虚心听取。 “和气致祥，自有可昌盛之理。”曾国藩教子“爱之以其道”。他教育儿子只求读书明理，不求做官发财，居家持勤持俭戒奢戒傲。曾国藩“身教重于言教”，常从自己的亲身体会出发，以商讨研究的口吻，指出儿子在学习中的进步和不足，收效显著。曾国藩曾说： 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 正因为有曾国藩的这种警醒，才使得曾家成为罕见的特例：曾国藩封侯拜相；两个儿子中，曾纪泽成为清末颇有影响的外交家；曾纪鸿有极高的算学天赋，是清末著名的数学家。其第三、四代也人才辈出，成为一个百年常盛家族。
与人为善，取人为善
【曾国藩做人语录】 为之不厌，即取人为善也；诲人不倦，即与人为善也。
“与人为善，取人为善”源自《孟子》。曾国藩继承这个思想并对其做了详尽的解释：“思古圣人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以言诲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薰人，是以善养人也，皆与人为善之事也。然徒与人则我之善有限，故又贵取诸人以为善。人有善，则取以益我；我有善，则予以益人。连环相生，故善端无穷，彼此挹注，故善源不竭。君相之道，莫大乎此，师儒之道，亦莫大乎此。”这段话是说孟子强调虚心采纳别人的意见，在曾国藩那里，取和予成为相互推动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 与此同时，曾国藩把“与人为善，取人为善”确定为处理人际关系的根本原则。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九弟来久谈，与之言与人为善，取人为善之道……无论为上、为下、为师、为弟、为长、为幼，彼此以善相浸灌，则日见其益而不自知矣。 曾国藩在与人交往、处理政务的时候就坚持实践这一原则，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859年曾国藩在给部下的一封信中写道：“前曾语阁下以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以后望将取诸人者何事，与人者何事，随时开一清单见示，每月汇总账销算一次。”可见，曾国藩把处世的原则化为处理政务的方法了。 “与人为善，取人为善”是曾国藩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使得曾国藩的事业人才聚集，逐渐兴旺发达起来。 曾国藩与人为善的事数不胜数，他的幕僚对曾国藩尊敬有加，甚至崇拜他，事事效法他，把曾国藩当成为人处世的楷模。他们中有的学习曾国藩坚忍的性格，有的学习曾国藩勇毅的性格，有的学习曾国藩的坦诚和宽容大度。 曾国藩取人为善的事例也很多，如接受别人的谏言、采纳家属的意见、婉辞皇帝的圣旨，等等。大事如此，一件小事，如免“进场饭”也能说明曾国藩的取人为善。
曾国藩遵循父亲的教诲，天不亮就起床，随后即用早餐。在东流大营时，幕僚欧阳兆熊及李肃毅、程尚齐等人认为晚睡早起太辛苦了。曾国藩知道后，戏称早饭为“进场饭”。
在湘军克复安庆后，欧阳兆熊置酒为饯，在席间欧阳兆熊婉言提出自己的想法：“早晨起得太早，也太辛苦了，不如‘进场饭’就免了吧。”曾国藩笑着答应之，其实曾国藩早就意识到大家都对“进场饭”有意见了。 免“进场饭”这件事虽小，但由此可见曾国藩善于接受别人谏言的胸怀。曾国藩初到京师的时候恃才傲物，不愿听取别人的意见，因此得罪了不少权贵，后来卸任在家乡湖南时不断地反省自己，才选择了“与人为善，取人为善”作为自己处世为官的法宝，后半生受用无穷。
用“和”字来塑造军队
【曾国藩做人语录】 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
曾国藩以一介书生领兵疆场，挽一朝之危亡，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用“和”字治军，用“和”字塑造军队。 一是在组织上以血缘、地缘为纽带。 曾国藩变世兵制为招募制。湘军勇营之制，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曾国藩认为这种层层挑选的办法很有优势，他说： 譬之木焉，统领如根，由根而生干、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是以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 于是，各人都把自己的前途和身家性命与上司紧密相连，如果上司落职或死了，所部也全体解散，再由新统领自己挑募，成立新军。这就形成了军队私属的性质，出现“其将死，其军散；其将有，其军完”的局面。招募的勇丁大多为同乡同里之人。王鑫“专招一县之勇”；李元度“但取平江主人”；刘长佑“非臣亲党，即臣邻里”；曾国荃“不独用湘乡人，且尽用屋门口周围十余里人”。曾国藩对此说明：“盖同县之人易于合心。”基于这一理由，曾国藩又规定所招勇丁，必须“取具保结”，造具籍贯里居亲属，存档各查。从感情上笼络人，从组织上控制人，为全军达到“诸将一气，为众一心”打下了组织基础。 营官以上各将领，实行“呼朋引类”。一营之内多本家、亲戚、师友。如曾国藩兄弟四人，王鑫一族、江忠源一族，均在军中。罗泽南“纯用其弟子为营哨”，“所部将弁皆其乡党信从者，半属弟子”，其中有王鑫、李续宾、李续宜、李元度等干将。曾国藩与罗泽南、郭嵩焘、李续宾、李元度，王鑫与左宗棠、杨昌浚，江忠源与刘长佑还存在姻亲关系。这些家族、姻亲、师生及邻里关系，血缘与地缘结合，盘根错节的封建宗法关系，下属视上司“皆如子弟之事父兄”，使军队具备很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节节维系，无涣散之虞”。 “勇由将募”，“勇由将有”，勇丁和各级将领只听命于上司，“近年来江楚良将为统领时，即能大展其材，纵横如意，皆由事权归一之故。”曾国藩认为八旗、绿营溃败的原因就在于“现在大营所调之兵，东抽一百，西拨五十；卒与卒不和，将与将不和……离心离德，断不足以灭剧贼而成大功。”而他组建湘军时针对这一关键做了充分准备。 二是在精神上以“忠义血性”相维系。 曾国藩信守礼法，维护名教。湘军将领又多为儒生，曾国藩决意借此训练出一支尊长死上、辨别明威的军队。他对将领要求一要有治军之才，二要不怕死，三要不汲汲名利，四要耐受辛苦，必忠必信，保乡卫国，从而“引出一班正人，倡成一时风气”。
曾国藩对士兵的思想教育称作“训家规”和“训营规”。每逢操练日，曾国藩亲临校场讲话， “如父母教子，有殷殷望其成立之意”，训禁扰民、禁嫖赌、禁鸦片，又向士兵发放“四书”等，把兵营当做学校，加强封建伦常教育。曾国藩还编《保守平安歌》、《爱民歌》等宣传鼓动性强的歌谣，让湘军兵勇传唱。 如此种种，儒家伦理思想潜移默化地融进将士的灵魂里，使全军在思想上达到统一。 曾国藩痛恶八旗绿营彼此“败不相救”，“彼营出队，此营张目而旁观，哆口而微笑。见其胜，则深妒之，恐其得赏银，恐其获保奏；见其败，则袖手不顾，虽全军覆没，亦无一人出而援手拯救于生死呼吸之顷者。”为此他制定的湘军建军标准是：“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利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吾官兵亦当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在《要齐心》歌谣中，曾国藩又再三重申：“只要齐心不可当……纵然平日有仇隙，此时也要解开结……百家合成一条心，千人合做手一双。”又写《忮求诗》教育将士消除彼此间的嫉妒之心。
由于曾国藩的种种努力，湘军终成“齐心相顾，不肯轻弃伴侣”的战斗群体。 一个集体或团队齐心合力之“和”是其成功的基本。一旦结成凝固的利益关系，就会痛痒相关，荣辱与共了。攻占南京、平定太平天国前后，是曾国藩湘系集团极盛时期。四年多时间共有21个湘军集团首领先后出任督抚，成为封疆大吏，把持清政府半壁江山。他们编织成一个特殊的关系网，呼吸相从，祸福相依，成为晚清实际主政的势力。 胡林翼作为湘军集团第一位出任督抚的大员，一直不肯僭越曾国藩湘军集团精神领袖的位置，处处支援、帮衬曾国藩成就大业。他所辖的湖北成为曾国藩的军粮库。曾国藩东山再起，也是胡林翼施釜底抽薪术才得以成功的。曾胡的“和”是湘军崛起的基础。
左宗棠是湘军集团的另一巨擘。左宗棠性情狷介，不合时宜，办事往往过于偏激；曾国藩则性情直爽方正，事事循规蹈矩，有时甚至固执，所以两人时常龃龉。但在多数时候，尤其在大是大非上他们是相互照应的。前期，因左宗棠任湖南巡抚张亮基的幕宾，张对左推崇敬重，所以湖南的政治、军事、财经大权，左宗棠皆可做主。曾国藩出任湖南团练大臣，左宗棠筹粮筹饷、筹兵筹械，不断接济，八年如一日，厥功至伟。左宗棠曾多次疏解曾国藩与地方官的矛盾。更让曾国藩没齿难忘的是当他靖港战败准备自杀时，左宗棠对他的恳切规劝，说“事尚可为，速死非义”，留下后路。咸丰七年(1857)，曾国藩弃军奔丧，左宗棠诘责他不该如此不分轻重。后来曾国藩特意请左宗棠为他作篆书：“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既表谦恭，亦为和解。后来左宗棠受“樊燮案”影响，走投无门，曾国藩热情地接纳了他，奏请“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襄办务”，称“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其才可以独当一面”，“思专，于军事实属确有心得”。此后，左宗棠每得胜仗，曾国藩保举一次，称其“深明将略，度越时贤”。三年之间，左宗棠由襄办军务至浙江巡抚，至闽浙总督。两人前后相互扶持，是为挚交之“和”。 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年侄，又与曾国藩有师生关系，这在封建社会是非同寻常的。李鸿章随曾国藩当幕宾期间，“受化于无形”，学到许多为人处世的学问。曾国藩称赞他：“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出于蓝亦未可知。”李鸿章则认为：”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指南针，获益匪浅”，足见曾国藩与李鸿章志趣相投。后来祁门事件，李鸿章忠谏不成，脱离曾国藩赋闲，却不肯他往求职，可见李对曾的依恋。曾国藩致书重招李入幕。后来曾国藩又直接命李鸿章仿湘军建立淮军，奔赴上海战场，不厌其烦地传授李鸿章处理人际关系和与洋人打交道的箴言。李鸿章在上海对曾国藩的命令奉行唯谨，尽量揣摩，依曾的意思去办。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后裁湘留淮，就是信任李鸿章的忠诚，认为李可以倚重。但随着李鸿章羽翼渐丰，在剿捻斗争中主要依靠淮军作战的曾国藩不断受到干扰。曾国藩一再谕之以理：“吾二人视剿捻为一事，须如李家、曾家之私事一般”，“常存为父为师之心肠，或责之，或激之，无非望子弟成一令名，作一时人耳。”始终以“和”字为先。其间因李鸿章咄咄逼人使双方产生了许多不快。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不快渐渐褪去。李鸿章赞曾国藩为中流砥柱，曾国藩则回敬：“来示谓中外倚鄙人为砥柱，仆实视淮军、阁下为转移。淮军利，阁下安，仆则砥柱也；淮军钝，阁下危，则仆累卵也。”两人相为倚柱，和好如初。曾国藩、李鸿章的利益是一脉的，正如李鸿章挽曾国藩说“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曾李二人互相扶持，前后相继安内抚外，构成晚清近半个世纪的政治脊骨。
和是一种好的计谋
【曾国藩做人语录】 轻财足以聚人，律己足以服人，量宽足以得人，身先足以率人。
曾国藩最重“人和”，认为举大事者不计小节，要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发扬别人的优点，而不能过于计较别人的小错。 曾国藩在这一点上，和古人大有近似之处。春秋时晋国赵武“私仇不入公门”，举荐仇人刑伯子为中牟令。祁奚举荐仇家解狐接替自己的职务。晋悼公说：“解狐不是你的仇人吗?”祁奚说：“你问的是谁能担任中军尉，没有问谁是我的仇人。”这都是从公、从国家大局利益出发，是以贤能才干为准，以事业为要。 汉光武帝刘秀在称帝前一度隶属于刘玄。刘玄因嫉妒谋杀了战功赫赫的刘秀的哥哥刘缤。刘秀悲痛之后，考虑到王莽未除，一旦与刘玄决裂，则兵力分散，必为其所乘。因而刘秀强忍悲痛，亲赴宛城向刘玄谢罪，“未尝自伐昆阳之功，又不敢为伯升(刘缤)服丧，饮食言笑如平常。”刘玄自感羞愧，只好封刘秀为破虏大将军、武信侯。刘秀因此而得生存，兵力迅速发展，终至推翻王莽，恢复汉室，一统天下。 唐代中兴大将郭子仪、李光弼原来同在朔方节度使安思顺帐下任牙门都将，但二人长期意见分歧，水火不相容。后来郭子仪升任节度使，李光弼害怕他公报私仇，欲率兵逃走。正犹豫间，安史之乱爆发。身为大将，正是报效国家的时候。李光弼找到郭子仪说：“我们共事一君却形同仇敌，如今你大权在握，要死要活，你看着办！”不料郭子仪倒地便拜：“国难当头，我们怎么能考虑私仇呢，应以江山社稷为重啊！”以后的日子里，二人携手共击叛军，立下不朽功业。 同治元年(1862)八月，湘军在军事上处于极其危难的时刻。而皖南、鄂东、赣东一带人少地荒，当时曾国藩部有七万人，每月须粮三四百万斤。就在此时雪上加霜，江西巡抚沈葆桢为确保江西本省的军队粮饷，截留了供应曾国藩雨花台大营的江西漕折银五万两，并得到朝廷允准。曾国藩“以江西诸事掣肘，闷损不堪”，“僚属不和顺，恩怨愤懑”。尽管如此，他写信给沈葆桢时还是极尽委婉商量的语气：“(近来)幸饷项来数较丰，为今年所未有，差强人意。若能如此，月之入款，即全停江西漕折犹可支持，特恐不可为常。且待万过不去之时，再行缄商尊处通融办理。”在日记中曾国藩还自我检讨，在大乱之世，像沈这样的举动说不上千分傲慢无礼，自己不该忌恨，还是要以“和”为上。 曾国藩还说：“军事危急之际，同舟患难相恤，有无相济，情也。”看重的也还是个“和”字。 “和”在许多场合也作为计谋，掩人耳目。有“假和”，还有“假不和”。“假和”多为独角戏。春秋时郑国与东胡联姻。一日郑国国君欲兴战事，就问臣下该向哪国开战好。一位大臣根据当时形势，认为应该首选东胡。郑国国君佯怒杀之，称东胡乃亲戚之国。东胡闻知大喜，更无戒备。不料数日后，郑国起兵，一举灭之。 曾国藩则是以“假不和”来保官固权的谋略高手。后人风传湘军攻克天京后，曾国藩与左宗棠断交一事，其实正是曾国藩实施这一谋略的具体表现。
当时，曾国藩上折说洪秀全之子洪福填自焚而死，太平军余党被尽数斩杀。但据浙江方面左宗棠的折奏，洪福填已率余部逃往湖州，以“幼天王”名义继续进行反清活动。清廷看后，对曾国藩谎报军情、欺世冒功大为不满，下令追查。曾国藩只得再具奏折申辩，并将奏折抄录一份，送左宗棠阅看。这些举动在世人眼里就是相互攻讦，湘军内讧。但后世的很多史家认为，这一事件是曾国藩与左宗棠自导自演的双簧戏，以曾左决裂来转移朝廷与众人的注意力，打消对湘军首领尤其是曾国藩“功高震主”的嫌疑，是湘军在谋求战后以自保的退路。 胡林翼临死前曾分别致信左宗棠、曾国藩，让他们和衷共济。他把保全曾国藩的重任托给左宗棠：“涤公(曾国藩)之德，吾楚一人。名太高、望太切，则异日之怨谤亦且不测。公且善为保全，毋使蒙千秋之诬也。”又对曾国藩说：“季高(左宗棠)待人忠，用情挚而专一。其性情偏激处，如朝有诤臣、室有烈妇。平时当小拂意，临危难乃知其可靠。”这就更证明了曾左交恶之虚。 后来左宗棠率军西征，曾国藩问幕僚吕庭芷怎么看待左宗棠，吕庭芷答道：“他处事之精详、律身之艰苦、体国之公忠，窃谓左公之所为，今日朝廷无两矣。”曾国藩击案叫好：“诚然!此时西陲之任，倘左君一旦舍去，无论我不能为之继，即起胡文忠于九原，恐亦不能为之继。君谓朝端无两，我以为天下第一耳。”这也是“曾心目中时刻有左宗棠”之实情。
曾国藩死后，左宗棠挽之曰：“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孚生。”又在家书中称：“吾与侯(曾国藩)所争者国事兵略，非争权竞势比，同时纤儒妄生揣拟之词，何直一哂耶?”足见二人之间的生死交情。 此后，左宗棠与曾国荃非常要好，共撑湘军集团大势，并推荐曾国荃接任两江总督，同时还极力照顾曾家，举荐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任用曾国藩的女婿聂缉梁。由此更可见曾、左之间的“不和”实际上隐含着“真和”。但“和”不是凑合，不能为了和而放弃原则，做“好好先生”。“面和心不和”、 “一团和气”有时会成为累赘，反而坏事。 三国时吴将吕蒙镇守陆口。吴主孙权打算趁蜀国的荆州守将关羽攻打襄樊、后备空虚之际进攻荆州，于是任命自己的堂弟孙皎与吕蒙共作领军之将。吕蒙就直言不讳地说：“主公若以蒙可用则独用蒙；若以叔明(孙皎)可用则独用叔明。”吕蒙认为军事指挥必须自主，专人专用。而孙皎作为孙权的堂弟，身份特殊，与之共事难免拘束。单纯维护个“和”字，就可能贻误战局。孙权是聪明人，听了吕蒙的意见，恍然大悟，便拜吕蒙为大都督，总制江东诸路军马，孙皎只负责在后方接应粮草。吕蒙后来白衣渡江袭取荆州，与他敢于破除“一团和气”，敢于直言取信是有重要关系的。 李元度与沈葆桢是至交。一次李元度推荐自己的一个族侄到沈葆桢处求职。沈葆桢招待了他几日，发现不堪选用，就把他召来，问他家有几口人，每年要多少银两便可生活。他回答说只百金足矣。沈葆桢立即拿出千两银子劝他回去，硬是没有分派差事。沈葆桢这样处理，既没有推却友情，又坚持了原则。这就是“为和而和”。
善于与贤人联姻来巩固势力
【曾国藩做人语录】 观古今成大事之人，无不有人鼎力相助，无不有人尽力相扶，力单势薄者无以成就大的事业。
中国作为一个关系社会，做任何事情都很难离开关系。与有实力的人、有才能的人、有权力的人联姻，这是一种很有效的建立关系的手段，这样就能够壮大自己的势力，在成就大事中多了几分力量。这是在传统社会中是司空见惯的事，深谙人情世故的曾国藩也不会例外，他当然会利用这种手段来扩张与巩固自己的阵地，而使做起事情更加容易。举例来说，早年同曾国藩换过帖子的至交好友，像刘蓉、罗泽南等人，他们后来都与曾结为亲家。 刘蓉是曾国藩的老乡，是诸生出身，年少时，就曾同曾国藩、罗泽南一起讲求程朱理学。稍长，与曾国藩共读于湘乡书院。随后，又与曾国藩、郭嵩焘同在长沙切磋学术，关系极为密切，三人曾换帖订交。他同曾国藩的气质尤为相近，立志要做建功立业的人物。曾国藩承认， 自己学业的进步，离不开好友刘蓉的启发帮助。1851年，曾国藩为母在籍守制之时，清延命他帮湖南巡抚张亮基办理本省团练事务，但他并不打算应命出山，又是在好友刘蓉和郭嵩焘的反复劝说之下才毅然毁弃前疏，出而视事。在此之前，刘蓉曾致书曾国藩说：“既已达而在上矣，则当行道于天下，以宏济艰难为心。”如果仅以“托文采以庇身”，则有华无实，舍本求末，人生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作为一个文人士子，应以 “救于治乱”为己任，以“以身殉国”为最终目的。在曾国藩应命出山之际，刘、郭二人也应其请出而助一臂之力，但与曾约定：“服劳不辞，惟不乐仕宦，不专任事，不求保举”。曾国藩对刘、郭二人的人生情趣非常钦佩，至交之情有时超过兄弟之情。三人这种相同的志趣，深厚的友情，自然是他们成为儿女亲家的牢固基础之一。 曾纪泽的元配夫人贺氏因难产死去整整一年之后，曾国藩亲自托彭玉麟、唐训方这两位湖南老乡为媒人，想把刘蓉的女儿继配给曾纪泽为妻。他在给曾国潢的家书中，满有把握肯定此事一定能够成功。过了一年多时间，即1859年11月，在曾国潢的主持之下，曾纪泽与刘蓉之女的婚事在家乡高高兴兴地举行。至此，刘蓉与曾国藩在朋友的基础上又加进了儿女亲家这一层关系。
《清史稿》评价刘蓉是“抱负非常”， “优于课略”，这是很准确的。曾国藩刚出山时，刘蓉写信给他说：一个身居高位的人不仅仅在于自身做到“其廉可师”、 “以身殉国”，而应站在更高更远处考虑问题。也就是做到以程朱理学那套大道理去身体力行，发扬光大于世，扭转一代风气，创造出丰功伟业。曾国藩对于刘蓉的忠告，对于治军、治国谋略之论，表示接受采纳，并在后来的实践中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后来曾国藩权势日张，湘人以从军获取功名为捷径，刘蓉写信忠告：此风不可长，并请曾国藩能从大局着眼，挽回此种风气。当清王朝“中兴”无望时，刘蓉又劝曾国藩急流勇退。曾国藩回信承认“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对官场却很厌倦了。这说明刘蓉确实“优于谋略”。
曾国藩的另一个至交兼亲家郭嵩焘是湖南湘阴县人。他18岁的时候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 结识了刘蓉。因刘蓉是曾国藩的同乡旧好，所以经刘介绍郭与从京城回到长沙的曾国藩相见，两人一见如故，相互切磋学问。如前所述，曾、刘都是“笑谈都与圣贤邻”、立志要做建功立业的人物，但郭的志向与他们有所不同。他的兴趣专注于词翰之美，也就是说一心做一个真正的学者。刘蓉在一封信中说：曾国藩将来必定是一位建功立业的大人物，不是一般读书人所能比拟的。而你郭嵩焘尽管学问不错，有可能成为“文苑传人”，郭终生明显地体现出文人固有的气质。尽管他在中进士、点翰林之后，也曾担任过苏松粮储道、两淮盐运使、广东巡抚、兵部左侍郎、礼部左侍郎，出使英法公使和兵部侍郎等重要官职，但他在仕途生涯中充满着险阻，最终遭革职罢官，忧郁老死于故乡。作为郭嵩焘的好朋友，曾国藩对郭的特长也了解得清清楚楚，明确指出： “筠公芬芳悱侧，然著述之才，非繁剧之才也。”郭嵩焘喜议论，好批评，容易不满现实，近似于屈原、贾谊式的不得志而又不为当道所欢迎的人物，不是能够替封建朝廷担当匡扶社稷的“繁剧”之任的材料。曾国藩无愧为“知人之明”，郭嵩焘后来的遭遇的确证实了这一点。 尽管郭嵩焘与曾国藩志趣不同、个性特征有异，但并不影响他们之间至交好友的关系。郭嵩焘曾两度赴京会试于礼部，吃住均在曾国藩处。发榜之后，郭却名落孙山，不无忧郁之情，曾国藩“力劝之，共酌酒数杯”。后来，郭嵩焘又赴京会试，仍吃住在曾国藩那里达数月之久，这次他终于金榜高中，授翰林院庶吉士。由此可见，郭嵩焘之所以最终跻身科举考试的最高阶梯，与好友曾国藩对他在学业上和生活上的帮助、关照是分不开的。他从内心感激曾国藩；曾国藩也不时流露出对郭嵩焘才识的钦敬之情。正因为他们两人之间有着这样一种亲如兄弟般的交情，所以曾国藩的“夺情”出山，实是郭嵩焘、刘蓉两位好友苦劝的结果。当曾国藩在出山之后，感到经费紧拙而又无从筹集之际，郭嵩焘则提出立厘捐之议，规盐厘之法，解决了湘军的第一大困难。此外，湘军水师的创建，也与郭嵩焘有一定的关系。这些建议和主张，对于曾国藩能够造就出一支有别于八旗、绿营兵的新式地主阶级武装，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 由于有着这样坚实的友情基础，曾国藩的四女曾纪纯成为郭嵩焘长子郭刚基之妻：郭嵩焘与曾国藩结为儿女亲家的事也就无需媒人说合，全由他们二人做主，于1858年正式定下这门亲事。曾纪纯与郭刚基完婚日期，先是定于1865年，后因郭嵩焘被人劾参而推迟至1866年举行。然而，郭刚基虽人品好，学识广博，但天命有限，与曾纪纯结婚不到三年就病亡了。后来，曾国藩还为失去这个贤婚而感到悲伤，特地写了《郭依永墓志铭》以作纪念。 类似的例子还不少。如文武兼治有成的罗泽南，是曾国藩早年从学问道的朋友。在罗泽南驰骋疆场身亡之后，他的次子成了曾国藩的三女婿。再如李元度是曾国藩患难相依的忘年交，几次舍死护从曾国藩，曾国藩本想促成他与九弟曾国荃联姻，后来却成为了曾纪泽兄弟的儿女亲家。 曾国藩与李鸿章两家，也有姻缘。李鸿章和他的弟弟李鹤章同在曾国藩幕府。曾与李的父亲李文安是“同年”，加之李瀚章、李鸿章均正式拜曾国藩为师，属于曾的得意门生，所以李鹤章与曾纪泽后来成为儿女亲家，李的第四子娶曾纪泽的长女为妻，使曾、李两家“亲上加亲”，联为一家。
|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