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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博文是2020年读的重磅传记，值得以五篇的篇幅详述。记得90年代初中学时期的历史课本中，伊藤博文就是一幅凶狠嘴脸——还没有吞下去，饿得慌。整个历史课本描写他的，就这么一句。
另一番景象则是——1863年，五个小年轻，井上馨、伊藤博文、野村弥吉、远藤谨助、山尾庸三从横滨偷偷登船前往伦敦。当时江户幕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出国就是死罪。
历经数月抵达伦敦后，五个人完全为英国社会的发展程度所震撼，如同海绵般吸收学习各类知识，完全放弃了攘夷思想。回国后，这五个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留学生，彻底改变了日本差点走上大清国道路的命运，为日本的近代化转型奠定了基础。
想想这个景象。
这本传记是伊藤之雄的力作，六百多页的大部头，给大家省时间。当然，建议有兴趣还是看原著。
伊藤博文的强悍和伟大，体现在他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元勋，第一任首相，第一位贵族院议长，日本宪法的创制者，君主立宪体制的创制者，中日甲午战争的主导者，先后四次组阁，缔造了近代日本的国体和政体。
他代表的，乃是一个理性发展的日本，他的被刺身亡，直接导致向往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山县有朋的崛起，为军国主义主导日本政治积蓄了力量，使得原有的伊藤-天皇体制让位于帝国主义，自此日本一头扎进了黑暗的昭和时代，走上了一条歧路。
不得不说，明治维新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日本幸运地在那个时代拥有了以伊藤博文为代表的一群杰出政治家，他们依托天皇一系权威所提供的稳定社会基础，展开了面向西方的政治改革。政治改革的成功，常常需要相对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动荡的社会政治环境常常不会带来理性的改革成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和中国就是例子。
伊藤博文的眼界，与同时期中国的革命者和改革家们最大的差异，在于他深刻认识到，政治理论必须因地制宜，要精确地把控进步与保守之间的平衡，借保守的力量维持稳定，借进步的力量改造旧体。
所以，他不像同时期中国的革命者和改革家们那么决绝地否定两千年来的政治秩序，而把明治天皇的权威作为政体改革的基础，在保守派看来，他是在改革，削弱天皇权威，而在藩阀势力看来，他又是在维护天皇权威。
在这么一个改革关头，居于权力中心的人，持有这样一种“中道”，实是日本国之大幸；同样，突然失去这么一位定海神针般的人物，也是日本国之大不幸，更是整个东亚的不幸。
伊藤博文对日本宪法设计上的独特性，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他选择的学习对象，是十九世纪晚期威廉一世的德国，而不是议会民主制的英国。当时英国毫无疑问是第一强国，不过伊藤博文始终认为，孟德斯鸠们宣扬的议会民主体制，并不适用于天皇-大将军体制下的日本。欧洲之所以能够天然适用，乃是欧洲深厚的宗教传统所致，日本没有这种宗教传统，只有天皇能起到类宗教的作用。所以，当时德国的君主立宪集权体制，更贴合日本实际。
其二，他先于同时代的人认识到，立宪要限制的，不仅是君权，更有议会和议员的权力，这作用是相等的。议会和议员，与君主一样，同受宪法约束。而且，他还认识到，要维护宪法权威，单靠议会体制不够用，必要的时候，需要君主出来调和党派政治的矛盾，维护宪法的权威。宪法既塑造议会政治，也塑造天皇。这一点，确乎是同时期很多政治家和改革者没有认识到的。
其三，他主导形成了后世所谓伊藤-天皇式的立宪改革过渡权力架构，保证了维新改革的稳定性。他沿用了天皇-大将军的传统架构，即天皇授权大将军，大将军代理执行天皇命令。伊藤则自己充任了之前的大将军角色，维系权力的稳定。
在立宪过渡期，可能出现藩阀权力斗争和后来的党派斗争情况下，维持了社会和政治的基本稳定。当然，这种权力架构有着天然的缺陷——天皇干政的可能性很大，后来这一点也被军国主义者们充分利用，导致了后来的灾难。
伊藤博文于1841年10月16日出生于长州藩的周防，和中国各时代的风云人物都在地域上集中出现的规律一样，明治维新的杰出人物，也大多出生在长州藩。吉田松阴、木户孝允、井上馨、山县有朋、高杉晋作，都生于长州藩！
出生前一年，大英帝国打败了强大的邻居大清国，到他十二岁那年，美国的马休·佩里舰队入侵日本，强迫日本签订《日美亲和条约》，国门大开。同样是被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国门，引发革命和改革，日本没有把这作为仇恨，而是为佩里立起了雕像，拥抱改革。
他的父亲林十藏是农民，给儿子取名林利助，后来又改林利介、林利辅。伊藤5岁那年，父亲破产了，于是跑到另一个村找了个工作，侍奉一个“足轻”最低级的武士，叫伊藤直右卫门，深得这个武士的信任。
武士自己没有后人，就决定把林十藏收为养子，于是跟着父亲的林利助，就改姓了伊藤，这样就可以承接伊藤直右卫门的武士身份，改变自己的农民出身。后来，伊藤以足轻家子弟的身份入了当地著名的久保私塾，接受了优质的启蒙教育。
伊藤虽然家道中落，但由于父母的妥善安排，使他在少儿阶段始终都得到了良好的保护和教育。连新认的足轻爷爷和奶奶，也都对他宠爱有加，而家庭经济状况不佳，则又要求他须提升自理能力。——少年儿童期拥有充满爱的家庭，对于伊藤能发展出一心为公、乐观通融、用人不疑、诚实守信的个性，极其重要。
题外话——孩子或青少年，不论是发展出极度自卑不自信的个性，极度自私和敌对的个性，或是极度张扬欺凌的个性，都有同一个来源——儿童期缺乏家庭安全感。而家庭的安全感，乃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效果——父母之间的感情关系、父母对家庭的关注、家庭近亲关系氛围等等。
1856年，藩阀们为了对抗进入国门的列强，纷纷加强本地警戒，动员青少年都参与警戒。伊藤14岁就加入了青年警备队，成了警备队一个小负责人来原粮藏的随从。幸运的是，来原粮藏恰好是个学识渊博、个性耿直的有识之士，他非常喜欢伊藤，有空就教他读书写字。因为有了这个基础，使伊藤在四年后得以考入当地最富盛名的吉田松阴私塾，马上就成了大学者松阴的得意门生，直接送到东京去见习。
吉田松阴是当时长州藩少见的思想开明、学识渊博之学者，备受尊敬。他是明治维新之先声——重新设置了日本的政治价值观，他提出天皇-藩主都不是绝对唯一不变的存在，反对对藩主的绝对服从和忠诚，他认为尊崇的对象应该是天皇，同时，要以世界大势来约束和教育天皇。
这个价值观，为伊藤后来的宪法架构设计，提供了最初的理论基础。伊藤的改革，不是要废除既往，而毋宁是重新回到恢复天皇权威，限制封建领主——藩主权力，同时用宪法约束天皇。
16岁的伊藤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老师吉田松阴是这么评价的，身高一米六零，才学一般，稍弱，不过个性耿直率真，且有很强的交际能力。——说白了，天生的政治玩家。就是在东京见习期间，他结识了后来一生的朋友和政敌——山县有朋。
从东京回来不久，他在警备队的上司来原粮藏，把伊藤托付给了自己的大舅子——大名鼎鼎的维新人士木户孝允，给木户去当随从！木户孝允本人也是通过给高官当养子，获得了在长州藩任高官的机会。木户把伊藤带到了江户工作，在江户，伊藤又结识了终身挚友和日本法学牛人井上馨。
——这际遇，到哪说理去。还是吃吧。
1859年，伊藤十八岁这年发生了一件震撼他世界观的事——恩师吉田松阴，被长州藩藩主毛利敬以离通国外、污蔑幕政为名，处以斩首之刑。不论什么国体、政体，也不论什么历史阶段，对于改革先行者的判罪和处罚，基本都脱不开这里通国外这个罪名（后来叫境外势力），一千多年来就没被统治者玩腻过。
木户孝允带着伊藤回到了家乡，亲自前往监狱为吉田松阴收敛。由于吉田尸体全身赤裸，所以伊藤在洗净老师的尸体之后，用自己贴身的衣服给老师换上，放入棺木下葬。恩师的死，改变了伊藤此前的诸多想法，一时间他变得非常激进——由尊王变成了尊王攘夷。
1862年他二十一岁这年，之前的第一位恩师来原良藏因为政见与长州藩主不合，自杀身亡——来原良藏尊王，但不同意攘夷——既要忠于天皇，也要拥抱开放，正是吉田松阴的看法。紧接着，伊藤加入高杉晋作的激进队伍，攻击和焚烧英国使馆。同一年，他和朋友山尾庸三一起，刺杀了正在筹备废除天皇的学者塙次郎！
那个年代，政治暗杀成为一股潮流，还很少被追究责任——这正是天皇-幕府-藩镇体制的一种特点。只是到了后来，这一传统居然一直延续到了二十世纪初，为军国主义上台提供了“直通车”——直接杀掉要反对的领导人就可以。
当然，伊藤采用这种激进的尊王攘夷政治态度和行为，也有他的算盘——赞同尊王攘夷的长州藩很快就接受了他，并给他升了职——准士雇，士雇是候补武士，准士雇则是候补士雇。
此后他的行动越来越倾向于激进——他得知此前在江户认识的好友井上馨在长州藩新购置的英国二手军舰上任职，就撺掇井上馨想法一起去趟英国学习。
山尾庸三这货也跟着要去，于是他们就想法给长州藩建议，提出因为不熟悉轮船操作，希望到英国学习炮法和轮船驾驶技术。当时，木户孝允正在长州藩镇里担任要职，就答应了他们，给了他们每人200两银子。
其实，当时的江湖幕府是不允许日本人出国的，出国就是死罪。这就相当于长州藩这个地方政府同意他们偷渡。三个人靠600两银子在英国是没法生存下去的，他们于是想到了盗用公款——长州藩用于购买英式武器的5000两白银。
三个人的行动实在是太大胆、太激进，可谓一不做二不休。盗用公款已经是重罪，不过相比偷渡，如果被德川幕府（中央政府）发现，就是死罪。
1863年5月，一共五个人乘坐英国船只离开了长州。伊藤随身带了一本日本人自己编的错误百出的英文词典。此前他们找到了在日本经商的英国商人休·麦迪逊，此人很佩服这些小个子年轻人的勇气，答应到了英国帮助他们能留下来。9月，他们抵达了伦敦。
这一年，人类历史上第一条铁路在伦敦开张。南北战争还在进行，林肯颁布了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在中国的安庆军械所制造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艘木质轮船；翼王石达开兵败大渡河。
伊藤一到英国，几乎是马上就喜欢上了这里。在麦迪逊安排下，他们得以进入伦敦大学学习。伊藤彻底抛弃了他之前攘夷（排外）的主张，开始认为日本必须向这里学习，向世界开放。——所以说要开阔眼界大开心胸就得出国门，到另一个人种国度看看；而要提倡民族主义和封闭敌对，就必须关门和信息控制——信息，关键就是获取信息，与控制信息，我让你们只能得到我加工过的信息即可。
在伦敦大学学习才半年，日本长州藩就发生了与英国船只的冲突事件，长州藩内一片“打倒帝国主义”喊声。听到这个消息，伊藤和井上馨急得左右为难，遂决定两人一起先返回日本，力劝长州藩不要与英国对抗。
仅仅半年时间的学习和接触，两人就已经理解了诸多冲突和矛盾，乃是日本不了解欧洲列强的现代国家体制与贸易体制的缘故，而统治者们不过是利用日本民众对世界的无知和无从获得外部信息，鼓动民众运动来保护一己私利而已，与列强对抗，于日本国民和日本的进步毫无益处。
他们找到了英国公使阿里国，说明了自己的想法，要求阿里国派船只送他们回日本。公使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1864年6月，伊藤和井上馨回到了长州藩，立刻向长州藩的领主和长老们汇报了相关情况，几乎是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取得了长州藩们对英美列强的理解，同意暂时不再对抗。其实，之所以会发生对抗，也和当时的中国一样，乃是受到中央政府的驱使——由于当时长州藩在京都的势力受到其它藩镇的袭击而被削弱，德川幕府趁机加强了对长州藩的控制，德川幕府命令长州藩对抗英美列强。
在伊藤的活动之下，长州藩的领主们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决定对德川幕府阴奉阳违，一方面派井上馨去安抚幕府，一方面派伊藤作为代表去与英美方面交涉。就此完全认可了伊藤和井上馨有关终止与列强对抗，向列强开放的想法，而他们之前的偷渡和盗用公款行为也就没有人再去追究。——类似中国在老佛爷们对全世界宣战之后，李鸿章们不理会中央而启动东南互保。
伊藤不辱使命，也发挥了他善于交际，尤其是对英美人特别青睐友好的个性，很快就跟列强达成了和平协议。协议无非也就是继续开放通商，并且为之前杀死的几个英国人提供赔偿而已。题外话——为啥同样是与列强冲突，谈判言和，伊藤这里展现的，都是双方理性克制，且讲道理，而到了我们这边的记载里，列强都是青面獠牙不可理喻呢？
很快，长州藩内部马上就起了激烈的冲突——尊王攘夷派和长州藩本部利益派，伊藤和井上馨称服从幕府那派为“俗论派”，自己则是“正义派”。服从幕府（中央政府）的势力要求继续对抗列强，对幕府绝对服从。由于德川幕府派兵进驻，给长州藩施加巨大压力，导致长州藩内开明派的几个领主和长老只能自杀谢罪。巨大的压力向基层坚持与列强言和的伊藤和井上馨袭来。井上馨险遭俗论派的刺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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