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独裁，没有审查，我们这一代电影人是幸运的。 ——奉俊昊
在今年的第72届戛纳电影节上，奉俊昊《寄生虫》获得了9位评审全票通过，并帮助韩国获得了第一座金棕榈大奖。这不仅是对奉俊昊的鼓励，更是对韩国电影工业化的成熟的阶段性支持和肯定。
从异国的角度看韩国电影，如果将韩国电影分为类型片和艺术片，那奉俊昊就是代表类型片的存在，同时不缺乏艺术性。
而以奉俊昊的《寄生虫》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的这一例事件，不难发现韩国电影类型片正在崛起，不断涌现出精品佳作，但无一例外，韩国电影的高分作品中，几乎离不开剧情、犯罪、悬疑。
如《流感》、《燃烧》等近期也因种种因素越来越多的进入内陆观众的视线。可以说虽然韩国电影有进步，尤其是犯罪类型片，灾难片，这是否和韩国的体制和社会现象有一定的关系？
韩国是一个有血泪史的国家，不论是整个民族还是民众个体，其生活状况就是一种“恨”的状态。而韩国的电影则是历史、民族行为的缩影或镜子。
在亚洲众多国家历史发展轨迹中，韩国社会阶级等级制度极具本国文化特色，在近现代民族性格形成过程中，阶级地位分明、对权威的崇尚观念更是根深蒂固。就以奉俊昊电影为例。
以《杀人回忆》中的审讯过程为例，人们无论遭受如何的对待都不能提出反抗与质疑，而社会底层的犯人面对强权统治阶层更存在着无意识的服从，反映社会底层人们的无奈和反抗的声音。
如果说《杀人回忆》代表着导演对社会阶级对立矛盾的原因和思考的话，那么《雪国列车》则为解释这一问题的原因和结果。
车尾的人民是社会底层，他们面临的是剥夺人身自由与权力的奴役生活，而车头是以威尔福德领导人为代表的社会上层资产阶层，两个阶层生活如同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一般。
《寄生虫》朴社长一家与金家的联系与断节也无非是“越界”“气味”的客观存在与不可避免。也印证了电影中“钱就是熨斗，把一切都烫平了”这一血淋淋的现实。
寄生虫：富人嫌弃自家司机身上的味道，不料司机就躲在茶几下偷听
奉俊昊的电影总是调动着观众的情绪，电影的冲突更多的来自事件及社会本身，这种自带影视风格和叙述手法的方法给韩国本土的观众一种共情感，成就了韩国民族性格。
《杀人回忆》中美国来的DNA鉴定报告，警方抓到的凶手非真凶，苏警官抛弃了冷静，竟然掏出枪行使私刑，同时影片的特殊政治背景是不容被忽视的。
《寄生虫》中朴夫人说帐篷是美国制造的所以很坚固安全，朴太太说话时不时会冒出几句英文来，朴社长一家刚搬来不久，从墙上的剪报的内容也翻译成了“南韩企业攻占纽约”。
这些都暗含了奉俊昊对被美国强力控制的韩国的忧虑。
在《汉江怪物》中表现的更加露骨，小人物自下而上的抗争充满着艰辛和坎坷。首先从“汉江奇迹”这一说法中就能体现出它在韩国人心中的重要地位。
而对于韩国人电影，一方面是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现代文明在美韩紧张的关系下受到民众强烈的反抗情绪。
另一方面是在现代文化影响下，韩国传统文化在西化中遭受着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用“韩国中下阶层家庭”的团结去战胜汉江中因人类放纵污染产生的水怪。
在历史鸿沟面前，反思现代文明前进方向上韩国民族性的传统文化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导演也巧妙的将汉江怪物设置为美国当局力量也无法解决的重大食物危机，而最终是以韩国家庭的不同成员依靠自身的力量而取得成功。
奥斯卡颁奖典礼之后，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声音，很多电影人评价其电影“用力过猛”。
曾经在《圆桌派》的节目中，王晶曾谈及一个观点：最赚钱的电影90%都是好电影。
观众们是否爱看也是评价一部电影成功与否的评论标准。纵观奉俊昊的《杀人回忆》、《母亲》、《汉江怪物》、《玉子》、《雪国列车》等等都获得了较高的票房和口碑。
可以说奉俊昊的电影史商业和艺术结合，当然也离不开韩国的政策。
同时，灾难片结合喜剧元素构成的黑色幽默，也使得恐怖元素大大降低，给观众一种更轻松的观影体验。
导演打破社会政治等矛盾问题的局限，对社会政治等矛盾问题将题材的敏感性通俗化。在喜剧和悲剧中走向一种看似平静的妥协，事件平息，但然后呢？
看似解决的背后引发了多重的思考。电影中无处不在底层失语者总是卑微的苟活，《寄生虫》中有段话：不是“有钱却很善良”，是“有钱所以善良”，懂吗？如果我有这些钱的话，我也会很善良，超级善良。
个体永远是被历史绑架的人质，观影后的人们总会反感权贵的行为，但当你置身于高层人民之中，他们的思维和行为也或多或少能被理解。
导演虽然冷嘲热讽，却始终没有将间隔于高层和底层的那张纸戳破。韩国的奉俊昊的作品登上世界电影的舞台也标志着韩国的影视行业的崛起，期待能看到更多地好导演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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