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之水的书，正越卖越贵，最近新出的一种“金银器图鉴”更是定价近九百元，也就似乎少了些面向普通读者的诚意。浏览了图书广告，这些装帧精美、满是图片的“名物研究”，怕写法上多少有点类似于博物馆藏品介绍，想了想还是先不买。倒是她从没当名山事业来做的《〈读书〉十年》日记，却三卷五卷地再版，很有吸引人之处。我感兴趣的是这些日记不经意间提供的一些解谜线索，以及由此而生的破案功能。不知这算不算读法上的“别裁”呢？
有一套舒展编选的六卷本《钱锺书论学文选》，自问世以来，就引发了某些读者的好奇。彼时尚健在且声望正如日中天的钱锺书，会同意别人给自己编选这样一套文集吗？我也早有类似的疑惑。因为清楚记得，他的知交周振甫曾经和冀勤编了本《钱锺书〈谈艺录〉读本》，和这套“论学文选”相隔两年出版，出版后钱本人的反应是反感和不满：“周先生后来与人合作出了一本《〈谈艺录〉读本》，钱公看后，却极为反感。”（刘衍文《漫话钱锺书先生》）“他接受了稿约，去征求钱先生意见，钱先生不大同意，但是不便反对，就婉转地表示了一点意见。……周先生说：'我自以为做得很起劲，很卖力，也以为有质量。排印本经钱先生过目，钱先生却很不满意，指出了许多错误与不精确之处，特别是涉及外国著作的地方。不过钱先生知道我是三十年代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出身，没有出洋留学过，外文不行，便原谅了我。”（吴海发《学术河上乌篷船》）舒展是当代颇有影响的杂文家。他发表在《文汇月刊》1989年第1期上的《书外余音——关于〈钱锺书论学文选〉的话题》，说了一通当时某些钱学出版物策划经过，“钱先生对我们这些举动，着实恼火，但又无可奈何”，却正面无一言谈及自己所编的这套文选，想来有不便明言的尴尬。这就更平添了后人的好奇心。看扬之水1990年7月26日的日记，我忽然有找到了答案的感觉：书是整套一起出版的，为什么独独抽出其中第六册相赠呢？
钱锺书论学文选(全套六卷，图中缺第六卷)
围绕这个问号查探下去，发现不止扬之水，其他一众友人都只收到了“第六册”：“那天而复先生还谈起，锺书先生只送了他《钱锺书论学文选》第六卷一册。舒展先生编选的《钱锺书论学文选》共六卷六册，广东花城出版社出版。他问我锺书先生给了我这套书没有。我说也只送了我第六卷一册，并告诉他，钱先生在给我这本书时说：'这册还有点意思，可以看看。’而复先生说：从他对你说的这句话，再联系信中所说为何只送我第六卷一册，可见锺书先生的谦逊了。”（吴泰昌《亲历文坛五十年》）在目击者的记忆中，舒展编这套文选很认真。李辉说：“编选期间，他与钱锺书往来书信频繁，不时拿来让我看。这套文选，新增加钱锺书新补手稿二十余万字的内容，可谓功德无量的事情。”（《先生们》）如果考虑到李辉与舒展在《人民日报》文艺部共事，而或许在表述上有所溢美，那么刘绪源用“被逼上梁山”五字形容舒展“编这套大书的经过”（《怀舒展》），则道出了舒展受命出版社而不得不为之的隐衷。这隐衷结合当年出版社组稿人的回忆，得到了还原：“刚坐下，钱先生就当着杨绛的面，大声对我说：'我们的冷水泼不灭你伟经的热心烈火呀！你们社一定要出我的文选，只好破例，不给你扫兴，我答应下来。’接着告诉我，选编他的文选的人，用不着从哪儿找，就舒展兄一人完全可以担当。……'有难处，我会帮你的！你放心编，放手选，这正可以练出并显示选编者的手眼！’……以鄙人（此处指舒展）读书笔记之选题为轴。……钱锺书说：'这正是你的独创！独创呀！好！就用你读书笔记这个办法。’说毕找出一大叠新作，说：我可以全部给你选！选者表现了你对我的批判（我连说不敢，不敢）和你的眼光。”（黄伟经《关于〈钱选〉出版的往事》）
和编选者的认真相比，被编选者的态度认真吗？表面上看确实：“钱锺书不仅修改、审定了舒展草拟的所有五卷六册的编目框架、条目及编者提要，还审览了第一卷的《出版说明》，他'对舒展的编选工作，始终给以非常认真、细致的帮助和指导’。”（钱之俊《晚年钱锺书》）可是更进一步的探察表明，钱锺书对此番编选的认真，主要集中在第六册的增订部分上。这一册所收的，是《七缀集》以及别的一些理论文字。按高克勤之说，钱先生后来要求上海古籍出版社“以花城版文字为准”编辑《七缀集》，按“花城本拙选……照样复制”（《拙斋书话》），可以看出他对这册中新增补和修订部分的重视。至于前五册呢，钱锺书在致周而复的信中私下吐槽：
“羊城刊拙选，前五册皆无足观，第六册尚有杂文教首不经见者。”（吴泰昌《亲历文坛五十年》）
看到了吗？在他人为自己编文选这件事上，他在乎的仅仅是自己新增订的部分而已。至于前五册，“皆无足观”。无足观的，究竟是他自己的著述呢，还是舒展为此付出巨大劳动的“读书笔记”？玩味语气，似乎狡黠地兼指两者，但若果真认定自己的著作无足观，又何必多此一举增订？觉得无足观的，恐怕还是编选工作。噫，他心中哪里把这件工作真当回事啊!
案情至此也就大白于天下。在这个不同于常情常理的赠书举动中，钱锺书寄给众人“第六册”，是因为该册增补了他最新的文字，而且相对保留了他完整的文章原貌——不像前五册那样经过舒展的重新打乱和组织。就是说，他在意和希望别人看到的，仅仅是出自自己原生态手笔的内容。这表明，半推半就间，他也并不拒绝自己著作的普及，但同时又不屑于别人对自己著作的改编，那些首肯和鼓励性的话，似属场面语，和内心真实所想不是一回事，更谈不上谦逊。复杂而微妙的骄矜性格，于此可见。要是没有借出版这套文选而增订的机会，这套文选会像《〈谈艺录〉读本》一样受到钱氏的鄙薄，大抵是可以想象到的。老文人中谁最擅长烧菜？熟谙学林掌故者，多半会推王世襄。王先生的绝活是“焖葱”，即用一捆最不起眼的葱，烹出一道让座中饕餮之徒无不大快朵颐的美食——海米（即虾米）烧大葱。此故事最早经汪曾祺的《食道寻旧——〈学人谈吃〉序》披露，说是“听黄永玉说，有一次有几个朋友在一家会餐，规定每人备料去表演一个菜。王世襄来了，提了一捆葱。他做了一个菜：焖葱。结果把所有的菜全压下去了”，结果的结果是“被大伙儿一抢而空”（周家望《老北京的吃喝》）。王先生哲嗣王敦煌的描述则是：“父亲在冬天最爱做的一个菜叫作'海米烧大葱’。这款菜名是父亲的叫法，也是我们全家人的叫法，可是只在父亲为数不多的几位老朋友中流行。更多的人，包括品尝过这款菜的一些朋友，都把它叫作'焖葱’。”（《吃主儿二编：庭院里的春华秋实》）写至此，我已是满口生津，被传得神乎其技的这道焖葱，该有多好吃呢？
奥妙当在于大道至简，用极简单的食料，做出最美味的珍馐。估计列位看官和我一样，都是这么理解的，认为玩了一辈子的王老这是“云淡风轻，潇洒至极”（牛皮明明《在裂隙中寻找微光》）。可是看扬之水1995年1月11日的日记：
王先生拿出手艺来，置办了六款：……别的都不见出色，唯烧大葱是一手绝活儿，居然一点儿没有了葱味儿。师母说，昨天为了买葱，走遍了一条街。这么一小盘子，用了一捆葱，剥下来的葱叶子就有一筐。负翁赞不绝口。最后连汤汤水水都吃净了。
“负翁”就是张中行，他也曾著文盛赞过王氏的馔艺，出现在这儿很正常。但看了这段实录，你的感觉如何呢？
反正我的感觉是，一个案子又被破了。案件总是神秘的，就像王世襄先生，在吃瓜群众的描述中仿佛《天龙八部》里那位扫地僧，一登场飞花摘叶皆能伤人，就端出一盘重剑无锋的焖葱来请你尝鲜。而如今，照扬之水的剧透，这看似得来全不费工夫的一道焖葱，却建立在“走遍了一条街”辛苦搜寻采购的基础上，尤其还落得个“剥下来的葱叶子就有一筐”的耗材工夫俗套。也就是说，这道菜不是天然去雕饰的潇洒产物，相反仍是刻意做成的——有没有一种神奇把戏顿时被拆穿了的尴尬？仿佛只剩下了苦笑。说这同样是“成如容易却艰辛”吧，肯定辜负了太多试图渲染王先生神技的好心人，比如张中行先生的好意。他们会觉得，一如此捅破真相，还有啥意思？要的就是那份引人艳羡的神秘。然而真相迟早会这样显露出来。经此祛魅后的焖葱，哪怕再鲜脆欲滴，也和饭店酒馆里名大厨煞费苦心烹制出的那些奇葩名菜，没了本质区别，或者说回归了软红十丈里的俗物本色。以无招胜有招的闲闲挥洒，被证明为仍是匠心经营的产物，让人说什么好呢？这让人联想到，一个生活在二十一世纪、喝着纯熟白话乳汁长大的人，说话流畅自如，却喜欢显露自己在文言写作方面的某种天分，满纸珠光宝气。偶尔读到这类文字，读者怕也会被镇住，而滋生出“天纵英才、吾不如也”的膜拜之情。可是作者表面上极力流露出的这光昌流丽的一切，极有可能是以背后吭哧吭哧遣词造句、模篇仿段为代价，涂涂抹抹，踉踉跄跄，拼了老命换来的。天知道他老兄为让笔下写出来的东西像古人所为，付出了多少吃奶的力气。你要是以为，眼前看到的这份潇洒就是真相，那就未免天真了。记得作家韩石山就曾在他的文学函授班讲义《浪迹文坛又一年》里，规劝过一位以复苏文言灵气为追求的中青年作家别入了魔道，以至于在词语上专力下功夫，却放懈了对文章成败而言更为至要的句子。如今细思起来可谓一针见血：明明用十五分力气憋出来的文章，你偏要硬充得像只用了五分力气，就算你写得不累，憋得也不累吗？行文至此，又油然想起了古龙长篇武侠小说《天涯·明月·刀》的开头：
他的刀如天涯般辽阔寂寞，如明月般皎洁忧郁，有时一刀挥出，又彷佛是空的……这样的开头，可以说是用力奠定了语言上的散文诗基调。单独看或许也不乏意蕴，一下子把读者给唬住了。但整部长达三十万言的小说，从头到尾都采用这种语言风格，为什么便埋下了温瑞安所说“有佳句而无佳篇”的地雷呢？因为它和铆足了劲在白话语境中写文言，穿着T恤衫追求骈四俪六，犯了同样的毛病。不排除古龙有师法海明威电报式文风的动机，我只能说，他仅得其形而未得其神。海明威是试图不借助上下文情节的直接提示，通过人物对话来营造“外聚焦”、也即叙述者少于人物所知的冰山效果，来改变传统叙述那种人大于世界、动不动这个怎么想、那个怎么说的简单叙述方式和虚假伦理模式。古龙却用这外在形式挤兑了内在实质，徒有换行分段外形，玩弄起玄虚，读者跟着他累死，便在预料中。难怪他自己事后也发自内心承认，“写这一部是他一生中最累、最痛苦的”（曹正文《武侠世界的怪才》）。是啊，假如知道吃这一口焖葱，相当于吃下整整一大捆葱在去粗存精中的葱农汗水和庖厨心血，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你还能轻松往下咽吗？话又说回来，据传古龙这样写，和商业利益驱动有关——当年香港的稿费是按行数计算的。如真是那样，此例则属于另一个案件，需要重新立案侦查了。日剧《古畑任三郎》里有个案子，说的是一女凶手故意诱男受害者进入一地下室，乘其不备锁死门窗，抽干空气而令其慢慢痛苦窒息死去。神探勘探现场后发现，死者左手拿着张白纸，右手捏着笔，那纸上空白无字。明明有在纸上写下凶手是谁的机会，却愣是没有留下任何字迹。神探于是蓦然惊觉，这是死者临终前发出的暗示：无论我写下什么，都会被第一时间检查我是否已死亡的凶手销毁，所以我用能写而偏不写的方式提醒你，那个最先看到我尸体并假意报警的人就是凶手！
借这个电视剧里的案子，我想说，有时候，沉默与空白恰恰是最大的证据和破案关键所在。眼前就有好例。《随笔》2007年第2期刊出黄裳《忆旧不难》一文，文中如题所示忆旧：
一九九四年夏，柯灵在《读书》上发表《想起梅兰芳》一文，大肆攻击我的旧作《饯梅兰芳》。这是一支策划周密的“冷箭”。只揭出文章题目而不指明作者，因为我在《读书》上有一个常年不断的专栏，指名不大方便。文章发表后，该刊编者赵丽雅寄来好几封小楷长信，反复解释，说明不知道被攻击的文章是我写的。我相信这是实情，以赵女士的年龄，不能要求她熟知一九四七年报纸上的一篇小文章及其作者。
《随笔》2007年第2期
赵丽雅就是扬之水。有趣的是，我翻遍扬之水日记中的1994至1996年部分，始终没有发现她给黄裳“寄来好几封小楷长信，反复解释”的记事，相关记载沉默而空白。这部日记里极个别地方，作者用了方格表示某种违碍——连删除之处都不忘主动交代，可见其用意在于不删而保留原貌。据此应可认为，上述内容原本就没被写入日记，被作者回避了。
何以只字不提？固然，没有权利要求作者在私人日记中该记什么，不该记什么，可纵观整体，本就是处理迎来送往的日常编务，记这一笔实属寻常。因为不记这些内容还记什么呢？空着，会不会反而叫人产生联想？何况，百花文艺出版社2019年重编出版的《〈读书〉十年》五卷版，最后一卷附有黄裳1994年中秋来鸿，就此事回应以“我也算《读书》的老朋友了，不料竟发了一篇对我全面攻击的文章，而且又是那么蛮不讲理，不能不表示遗憾”云云。读者看至此而翻检前文，竟日寻不得之后，将怎样看待作者的讳言呢？带着这个有趣的悬念顺藤摸瓜，我感到，其实扬之水用不为人轻易察觉的笔法，在日记里作了隐晦的、间接的检讨：
两处分别见于1994年5月19日与6月15日。柯灵这篇《想起梅兰芳》，刊于1994年第6期《读书》。上文清晰展示，该期的“三校样”和“发稿”都是扬之水本人直接经手的。三校样一般即最后一道校对工序，为何在此特意用括号注明，自己的校阅范围是“一一八至一八四页”呢？可以肯定的是，校样页码和正式出刊的页码一致，这才有了她在日记中多处提及的细心拼版工作。而查整部日记，涉及稿件校阅记录时，她都并不特别注出页码范围，为什么在此处标出所校页码？细作思忖，我只能哑然失笑，因为柯文恰排在该期第一四四至一五〇页！明白过来了吗？扬之水是用这种方式，含蓄地立此存照：此文在编校上的责任确乎在我，无从推诿。和我们作为读者侦探前两个案件不同，这回是我们报案，她以作者的身份“主动投案”，用日记中的这段空白和特殊笔法澄清案情：确实是校对失察，折腾出了这道波澜。如果说对前两个案子，是从日记内容上破案，这最后一案的告破，借助的则是日记形式本身。这事牵涉出的纷争，随着当事人的陆续谢世已偃旗息鼓，在彼时双方看来却大有弄个清楚的必要。柯文不点名批评黄裳发在1947年《文汇报》上的《饯梅兰芳》一文，认为其对梅参与某祝捷演出活动的批评过于霸道。扬之水的日记只出版到1996年。这之后的1997年初，便发生了黄裳与张中行有关“第三条道路”的笔战，大抵也是触及气节问题的。后来又有学者撰文指出，黄裳曾在《古今》上发表过不少文章。扬之水日记显示，她早在1992年就向谷林借阅了全套《古今》（1月22日），并“抄录《古今》各期部目”（2月7日），又访金性尧深谈该刊（3月18日），金会不会自然地讲起黄在刊物上的化名呢？那会儿的扬之水是否有所知情，可谓案中迷团了。把这些史海鳞爪，通过合理的思维劳动串连起来，能做出很好的文章，破案只是这样的文章的表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