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冯至扭转了中国诗缺乏理性的局面。这集我们继续读冯至《十四行集》中的第16首和第21首，来看诗人如何用理性，通过诗来表达他对民族命运的担忧和思考。
文稿
你好，我是廖伟棠，这一次接着来讲理性的诗意。
其实冯至刚刚在诗坛出道的时候，他写的诗是情诗，而且深被鲁迅先生的推崇。鲁迅先生说他是新诗以来最优秀的、最好的抒情诗人，没有说之一。
但是一个如此纯粹的抒情诗人，当他成长以后，他首先去当时中国的北方，1927年的时候，他去哈尔滨任教，体验了当时严寒的东北和殖民地的东北，他写了一本诗集叫《北游及其他》，里边就有长诗，写他在哈尔滨的生活的，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他离开了中国，30年代他去德国留学，攻读文学哲学与艺术史。德国那当然是一个理性极致的国度，虽然这理性发展到某种极致的时候，它走向非理性，比如说在二战时候，他们的政治狂热。
但是冯至去德国，是因为他非常喜欢德国诗人里尔克。他学习德语，亲自去翻译里尔克的诗，并且他也是中国比较早介绍大哲学家海德格尔思想的一位文学界人士，并不是作为一个哲学家去介绍海德格尔。
所以受了这种种理性熏陶，他变得非常推崇歌德——这个德国的理性时代的巅峰诗人，写《浮士德》的歌德。
大家如果有看过《浮士德》，也能够理解到对理性精神、科学精神的推崇，是歌德和当时的狂飙突进时代的德国文学得以进步突破的一个关键。
那当这一切都准备好了，时代的机遇也给予了冯至。这样说有点不太好，但是这是中国也有说的就是“国家不幸诗人幸”。
当冯至回到中国的时候，正是抗战正浓的时候，他任教于同济大学，并且带领着他的学生跟着全校，还有当时中国的很多学校，著名的学校北大清华等等一起逃难到大后方，去到了云南。在西南联大，他担任了西南联大的外文系德语教授。
在这个时候，冯至写出了他一生最重要诗篇，也是中国新诗的一个巅峰。在那里边你看到了一个沉思的中国人，在当时中华民族面临的苦难，周围生存的不稳定之中，他竟然能够坐下来沉思，去想——人到底是什么回事，民族是什么回事？时代是怎么回事？这个地球的命运又是怎么回事？
于是就有了《十四行集》第十六首所写。
我们站立在高高的山巅
化身为一望无边的远景，
化成面前的广漠的平原，
化成平原上交错的蹊径。
哪条路，哪道水，没有关连，
哪阵风，哪片云，没有呼应；
我们走过的城市、山川，
都化成了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长，我们的忧愁
是某某山坡的一棵松树，
是某某城上的一片浓雾；
我们随着风吹，随着水流，
化成平原上交错的蹊径，
化成蹊径上行人的生命。
这首诗像是冯至在自问自答，“我们的实在”到底是什么？我们的实在，并不是有我们最后能够达到什么成果，达到什么目标，我们这一生留下了什么成就来确定的。
尤其在当时的中国，你根本不知道这个国家还能不能存在下去，战争好像已经败得一塌糊涂。你也不知道，你在有生之年还能不能看到你的山河光复，人民展开欢颜的一天。
但是冯至说，就像这首诗所说的，是我们走过的东西变成了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经历，而不是我们成果，不是我们走到哪里是我们的意义，而是我们走过了什么，成为我们的意义。
其实抗战也是一样，一个抵抗但是它节节败退的民族，比从一开始就不抵抗，把自己双手奉上的民族更有意义，更能获得世人的尊敬，也获得自己的自尊。
从这么一个政治历史的现实中，我们再提炼出来。这首诗和上一首诗假如没有了这么一个背景，假如它不是1940年代的冯至所写的，它是一个和平时期的人所写的，那又是什么样呢？
那就是理性诗歌的魅力，它拥有很清晰的结构和逻辑面向，能够让我们推导出在不同的情境下它的实用性。这首诗写的是我们从这个世界获得了很多东西，同时我们也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去给予他人很多东西。
这么一种循环、这种转换、这种因果的链条，在这首诗里面是浑然无间的。你看不出来哪里是因，哪里是果，但是又那么清晰的这一切发生着、流转着，其实宇宙本身就是这样。
我们不得不佩服诗人作为人类灵魂的某种最极致的体验者，他能够写出这首诗，其实也是前面我说的——我们的经历，而不是我们的结果成为我们的意义。
我们写一首诗，甚至是一首像上一首带有疑问、带有困惑的诗，这本身就为我们这种好像无意义的生存获得了一个意义。
当我们的疑问和我们的答案都以这么清晰的两首《十四行集》呈现出来以后，我们的诗人对世界的思索是否就完结了呢？并不是。冯至还接下去写了很多首，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比如说他周围的所用的东西；他眼前所见的劳动的人、平凡的人；他思考中、他回忆中的那些伟大的，比如说歌德、杜甫这样值得尊敬的人。
他都把他们召唤到他的《十四行集》里边，邀请他们来一起思索，一起回答——生逢乱世我们能够怎么样？我们如何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宇宙中安身立命？
接下来他所写的诗越来越深，越来越沉静。好像世界越动荡，他偏偏要越反其道而行之，去追溯世界的本源，去思考世界。假如他冷静下来，他应该是怎么样的面目？下面那一首也是我非常喜欢的第21首。
我们听着狂风里的暴雨，
我们在灯光下这样孤单，
我们在这小小的茅屋里
就是和我们用具的中间
也有了千里万里的距离：
钢炉在向往深山的矿苗
瓷壶在向往江边的陶泥；
它们都像风雨中的飞鸟
各自东西。我们紧紧抱住，
好像自身也都不能自主。
狂风把一切都吹入高空，
暴雨把一切又淋入泥土，
只剩下这点微弱的灯红
在证实我们生命的暂住。
这不但是乱世了，还是乱世中的一个暴风雨之夜。在这样的时刻，人最容易感到孤独无依，这个孤独无依具体呈现出来，是在一个非常狭窄的空间里边，你看到的一切都在慢慢地跟你拉开距离。
明明是一个躲避风雨的茅屋，但你看着这身边的一切，像在荒原上，他们都想去寻找安定，要从哪里寻找安定呢？
我们都会在我们的本源寻找安定，就像我们会从我的母亲，我们甚至会从女性的身体去寻找一种安慰，为什么女性能给整个人类带来和平？因为女性是母亲，她是我们的本源。
那在这里面，一个“钢炉”在诗人的想象之中，在他的逻辑推理之中，钢炉它肯定会想回到她的子宫，回到深山的矿场里面去，因为它是从深山采出来的，在风雨飘摇之际，它只想回到他的母亲，成为当初的“矿苗”。
而他手边的这么一把瓷壶，它向往的是江边的陶泥，那也是它铸造出来它的地方。它们不但向往着自己的过去，向往着自己的童年，向往着自己出生诞生之地，它们甚至好像要展翅飞翔，要飞回去一样。
这个风雨呈现了这么一个机会，让它们摆脱被人类使用的这么一种工具性的功利的目的，而回归到它们所来自的自然，来自于的宇宙里面。
当然从整个广阔的一个角度来看，广阔的时空感观来看，最终它们还是会回去的，就像我们人类也会回到大地里边，回到宇宙中成为一个分子，一个原子一样。
要在这么一种万物分崩离析，万物都有所归宿的情况下，人类如何寻找自己的归宿呢？冯至写到了“我们”，可能是他和他的爱人，也许是他和他的朋友、同志，他们“紧紧抱住”。
“紧紧抱住”，一个是为了能在这狂风暴雨之中寻找，像一个固定的位置一样，抱着彼此，更加有重量，不被风所带走。但同时也是一种在我们同类之中寻找本源的努力。他的爱人成为他的本源，因为我们人类所能依靠的只有人类自己。
这个时候像魔术一样，你发现原来那些钢炉、陶器，它们的这种回归本源的愿望并非是天马行空的，并非只是诗人一厢情愿加给它的。“暴雨把一切又淋入泥土”，这就好像那个壶它承接了水一样。
原来泥土被做成壶，承接了水，这一个意象本身就呼应着大地承接暴雨这么一个意象，也就是说，这个壶它已经完成了它的这么一个回归它的本源的心愿。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珍惜重视地去看我们身边的万事万物，尤其这是从大自然的元素里边提炼出来的手工制品，你就会发现它其实就是在呼应着它的本源。
而钢炉又变成了在这里生着火，煮着水的，也是提供了光给我们的这么一个事物，它不但是个炉子，还是一盏灯，这点微弱的灯令我们成为了“矿苗”，令我们这两个依靠这点灯来证明人类在这个宇宙中“暂住”的，我们是整个人类的矿苗。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常常觉得人生如此虚无，之前节目我也有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是有一句话的确是能够推翻这些东西的，那就是笛卡尔所说的“我思故我在”。
这句话非常有力，我们的虚无，唯一能够辩驳我们的虚无，就是我们现在在思考虚无这一个行为，或者说我现在跟你们谈论虚无这个行为。
冯至写那么一首诗给我们，让我们得以谈论虚无，这么一个行为，这些行为加起来就是这个“暂住”。虽然是“暂住”，毕竟就是“住”，我们虽然短暂，毕竟留下了我们的痕迹，这个痕迹甚至不用具体地去留下。
只要在我们思想，我们思考过我们存在，那就证明这个存在并非是一个玩笑，一个虚无。就像这盏灯一样，点了这盏灯的这个暴风雨之夜，跟没有点这盏灯的暴风雨之夜截然不同。
如果再回去，我们上一节所说的这个诗的写作背景也可以看得出来，抗战的民族跟不抗战的民族彻底不同；说“不”的人，跟逆来顺受、犬儒地接受一切的人如此不同，这一声“不”，就能证明我们生命的“暂住”。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下回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