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小学时期，我给伯父添了不少的麻烦，但他和伯母从来没有责怪过我。在小学三年级时，我不知怎么得了胃病，一不注意就会疼得上医院，每次都是伯父背我去矿职工医院。回到家又是奶奶悉心照顾我。 到矿的第二年，我奶奶除了开垦了不少菜地外，还养了兔子，后来大兔子下了几次小兔子，一些熟人就向奶奶要小兔子去养，奶奶也都会愉快地送人家两只。一次是住在4栋楼的我同学的母亲来问奶奶要兔子，我奶奶也同样给了她2只。她为了感谢我奶奶，送来了几个鸡蛋，伯父知道后批评奶奶不该收人家的东西，硬叫奶奶退回去。其实奶奶也是不肯收的，推脱不掉才只好收下的。 家里养了兔子就要天天拔草或捡菜叶来喂它，这样我又多了一件事，就是几乎每天都要抽时间去拔草，或拿上一根头上绑上一个铁丝钩子的竹竿，到小河边去捡人家洗菜时扔掉的菜叶。但这和在家乡时的拔草不同，奶奶没有硬性规定我任务，我呢也是把它当成消遣到处玩玩，而邻居的叔叔、阿姨们看见我干活了就常夸奖我，这让我干劲更大，更喜欢干活了。当我上三年级时，奶奶攒下的兔毛就不少了，伯母把它带到上海用它纺成了毛线，并染成红色给我织成了红毛衣。我非常喜欢这件红毛衣，因为它让我感到这里面也有我的劳动成果。 再后来，我们家还养了6只鹅。小鹅也是要人放养的，当小鹅刚买回时我每天放学后去放放鹅，到鹅长大些后就不用太管它了，每天早上把它们从笼子里放出来喂点东西，然后就由它们自己到处去找食。它们饿了会跑到我们家窗外叫着，表示要吃的，给它们喂一些食后，它们就又会走开了。晚上会自己回到笼子里去，我再负责把笼子门关好。 奶奶在矿里住的几年，教会了我不少实用的东西，比如种菜（种白菜、大蒜、玉米、花生、豆角、四季豆、韭菜、空心菜、辣椒、茄子、丝瓜、苋菜、红薯……），我跟着奶奶学会了给菜锄草、施肥、浇水、间苗、搭豆角架。一开始学锄草时掌握不好下锄的力度和方位，锄死过好几棵菜，但奶奶不埋怨我，而是耐心地指导我，并不时地表扬我的进步，让我对劳动有了一种成就感。当采摘蔬菜回家烧时，我更有一种收获的喜悦。 奶奶还教会了我做针线活。奶奶虽然没上过学，但她会画荷花，画出来的荷花及荷叶很逼真。她还会画鲤鱼，在小叔结婚后快有孩子时，她很高兴，用纸画好了跳跃状的鲤鱼，然后找来旧布料做成硬层，把画的鲤鱼附在上面按图剪下来，再在两面粘上一层新布，在上面把鱼鳞、鱼鳃、鱼眼、鱼尾等，用绣花的手法勾画出来，做成小孩兜口水的兜兜，做了很多块。当时我看了也叫奶奶教我绣，奶奶就给我另外剪了一条小鲤鱼，让我按画的绣。就这样，我学会了基本的缝补方法。当我的袜子破了洞时，奶奶就会让我自己用针线把它缝补好，小的洞就用针线像锁扣眼那样缝补起来，大点的破洞就让我找来旧的小布片，根据洞的大小，选择布片的大小来进行缝补。 衣服、裤子破了，也同样让我自己学着缝补，并叫我补衣服用的布要与原来的布颜色基本相近，不能反差太大。那时布是很紧张的，一年有限的布票根本不够用，也就难得有新的小布片。用线也要注意什么颜色的布用黑线，什么颜色的布用白线，那时寻常人家也只备有这两种颜色的线。奶奶也教了我缝袜底的针法，叫我怎样横竖对齐，斜看也成行。但我不是一个做事细心的人，虽然奶奶教会了我这些基本的功能，但我做的针线活是较粗糙的。 我的第一件针线活是在自己的书包上绣上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八个字。这个书包就是刚到矿时伯父给我买的，是一个深紫红色的平布书包，我一直用到小学毕业才换下来，因它的四个角都磨破了，补好后又破了，只好淘汰了。 奶奶还教会了我杀鸡、宰鸭、处理活鱼及田鸡。奶奶也教会了我怎样烧柴火灶，怎样让火烧得旺，烧饭应怎样掌握火候。 奶奶教我这些东西都不是强制的，而是引导的。她干活时有意无意地跟我讲解这个为什么要这样，那个为什么要那样，让我对这些事产生兴趣，然后我主动提出要试试，奶奶就放手让我去试。在试的过程中，奶奶在旁边给我撑腰打气，并及时给予指导加示范，使我在劳动的过程中体会了干成一件事后的喜悦和自豪，享受了快乐和幸福。 正是这种在劳动中享受到的快乐和幸福感，使我在后来的工作和生活中都没有因苦、累而烦恼。就是后来下到农场劳动，我也同样在劳动中享受着那份属于我的快乐和自豪。（未完待续）@原文刊载于《721矿游子》第87期 当奶奶在我上四年级时回家乡后，我也能帮伯父他们把饭烧好，并把奶奶开垦的菜地继续种下去。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奶奶给了我很多的知识，不只是教我干家务、种菜、做手工，重要的是还教我如何做人。从小她就常给我讲“从小偷针，长大偷金”以及关于“孝敬老人”“与人为善”“热爱劳动”的故事和道理。在实际生活中，她也用言传身教引导我。 在我的印象中，奶奶在村里的人缘也是很好的，大人、孩子都很尊重她，同龄的姐妹也都跟她很相投。1963年伯父结婚回家乡的那次，我和奶奶也一起回了趟老家。那时大家的日子都过得很紧巴，奶奶情愿自己苦点也要安抚一下自己的老姐妹，她把伯父给她的钱，悄悄塞给了失去老伴、儿子、儿媳及孙女的邻家奶奶5元，又给了另一位同样家庭生活困难的婶婶5元。 在那个困难的年代，我的母亲和弟弟也差点就没命，母亲从能挑一百来斤重的担子变得连七八斤也挑不动了，人瘦得皮包骨了。但生活还得继续，弟弟也还需母亲的照顾。我的家乡是靠着金竹山煤矿的一个小山村，家里烧饭、烤火都是到煤矿去挑煤烧的，走的大部分都是田间小路，只能靠肩挑。我父亲在县城工作，难得回一趟家，家里只有我母亲带着当时还只有6岁多的弟弟。没有煤烧了，人又病又饿，还是要撑着去，挑不动筐，只好用两只小鱼篓去挑。弟弟人小也被母亲带着，背个鱼篓一起去装煤，背一点是一点。就是用这样的鱼篓挑，三四里路也要休息几次，才能艰难地挨到家。 南方的冬季是阴冷阴冷的，没有吃的，人就没有热量，如果连火也没了，这个家就成了冰窟窿了。为了能活下来，母亲只好带着弟弟跌跌爬爬地去背煤回家。没到开春，家家都没粮食吃了，队里只好给每家发几捆稻草，让大家看能否从稻草上再找到几粒漏下的稻谷。就是这样的生活，使我母亲的身体垮了，例假没有了，人起不来了。外公不知怎么知道我母亲病了，跑来看了后，找到我爷爷的诊所，恳求爷爷给我母亲去看病，因在农村嫁出去的女是泼出去的水，有什么事都应是婆家来处理，娘家来管就有越权之嫌了，也是对婆家的不尊重。另外那时外公家的条件比爷爷要差得多，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爷爷是个中医，那时在公社的诊所上班，条件比家里要好些，有个固定的口粮。外公找到爷爷后，爷爷给我母亲进行了治疗，之后母亲才慢慢活过来。 也在这一年，弟弟因营养不良，人干瘦弱小，每当上厕所就脱肛，后来眼睛也看不见东西了。弟弟是我们谢家当时唯一的孙子，爷爷、奶奶都是把他视为掌上明珠的。爷爷知道后，马上给弟弟进行了治疗，眼睛看不见是得了夜盲症。爷爷把弟弟接到了他工作的诊所，叫弟弟和他一同吃住，这样爷爷一个人的口粮要和弟弟一起来吃了。有了爷爷的照顾，弟弟的身体才慢慢恢复。这些情况家里来信后奶奶都告诉了我。 1963年伯父结婚的这次回到家乡，是我离开家乡后的第一次返乡，这时的家乡还没从自然灾害的阴影中走出来，吃的东西还是很匮乏。姑夫听说伯父回家乡结婚了，不知从哪搞到了一条草鱼，叫伯父他们和奶奶去吃，这是伯父他们那次回家吃到的唯一的一次鱼。我因几年没回过家乡了，母亲希望我能在她身边多呆一刻，我没有到姑妈家去吃鱼。我回到了家乡，母亲总想给我点什么东西，但她实在拿不出什么东西给我，只好把弟弟的一件舍不得穿的蓝布新衣服给我，让我穿上。我不想把弟弟仅有的一套新衣服占为己有，但母亲好像感到愧疚一样，一定让我穿上。我穿上后，弟弟学校的同学都笑话我“妹子家穿男孩子的衣服不像样”，我穿了两天后还是还给了弟弟。我和伯父及伯母在家只呆了一个星期就回矿了，因伯父他们要上班，而我呢要上学，回家乡这几天还是请的假。奶奶则没跟我们一起回矿，因为小叔也准备在那年的年底结婚，奶奶要等小叔的喜事办了后再回矿。（未完待续）@原文刊载于《721矿游子》第88期作者简介：谢菊秋，女，笔名小嘎子。1960年到721矿上小学一年级，1972年1月在古城中学高中毕业，然后到公溪农场劳动，后招工进入721矿供销处工作，1988年初调离721矿到南京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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