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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 | 黄河:这条母亲河为什么带来如此多的苦难?

阅0转02017-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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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中华民族母亲河的黄河,在历史上可不那么温柔。频繁的决口和改道,给黄河流域的人民带来极大的伤害。
不论你是住在东北牡丹江畔,还是生长于珠江流域,在大多数中国人的认知中,黄河才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就算你从来没有见过黄河长啥样,也一定听过《龙的传人》这首歌里唱:“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它的名字就叫黄河……”
这条汹涌澎湃的母亲河孕育了中华文明,却从来都不是“良母”,历史上的不断改道和泛滥给黄河流域的人民带来了无数次毁灭性的灾难。
黄河自古多洪灾
作为一种自然现象,洪水并不一定会造成洪灾,尤其是在古代,地广人稀的水系附近即便发生了洪水,也不会有多大的伤亡和损失。
但是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就是一部人与自然的斗争历史,有和谐共处,也有剑拔弩张。随着华夏文明在黄河流域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人类活动和不断膨胀的人口遇到洪水时,无意外的会发展为洪灾。
根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的统计,在1946年前的2500多年间,黄河决口泛滥多达1593次,平均每三年就要决口两次,大改道26次,而每一次的决口和改道背后都是数以万计的生灵涂炭。
历史时期黄河下游洪泛频率 / 数据来自《历史时期黄河下游泛洪与河道变迁》
两汉是中国封建王朝的第一个发展高峰,所谓繁荣期必定有大规模的人类活动。
以“善淤”著称的黄河在彼时还不叫“黄河”,而是被称作“大河”。黄河大量含沙其实是从唐朝开始的,在此之前的大部分时间内黄土高原都以半农半牧业为主,仅在秦始皇和西汉时期有过大规模的开垦行动。
西汉政权稳定之后,整个社会百废待兴,势必要大兴土木。而除去气候变化的因素,随着农耕文明的发展,牛耕和铁农具的推广应用不仅改变了曾经畜牧射猎的生产方式,还对水利灌溉工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人们对黄河水系的开发程度越来越高,让黄河流域成为当时最富庶的地区,但同时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越来越严重,洪灾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造成的伤害和损失也越来越大。
清朝毕沅所绘的汉长乐未央宫图,规模宏大 / Wikipedia
根据《后汉书》记载,汉恒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时黄河曾发大水,“漂害人庶数十万户”。
为了解决水患问题,在积攒了前朝经验的基础上,东汉鼎盛时期的王景曾对黄河河道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治理,不仅稳固了河堤,还扩大了河床行洪的能力。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随后的八百年内黄河都处于“安流”的状态,少有大型水灾发生。
然而从中国历史的朝代更迭来看,黄河流域一直处在衰落-战乱-重建-繁荣-衰落的循环中,每一轮新的繁荣对大自然而言都是新一轮的灾难。在汉文化的农耕文明越来越向南转移的时候,积攒了几百年的泥沙也终逐渐迎来了新一轮的爆发。
到了明清时期,黄河更加频繁的发生决口和改道现象。由于统计方法不同,各文献中关于黄河决口和改道的数据也不一致。
根据《明清治河概论》的说法,仅在明朝存在的277年内,黄河决口和改道的次数就达到了惊人的456次,平均七个月就会发生一次。而据《中国水利史》的统计,明代黄河决口301次,漫溢138次,迁徙15次。
不同的统计数据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明清时期的黄河泛滥
虽然数据不尽相同,但都可以看出明清时期黄河水患非常严重。1994年发表在《灾害学》上的一篇研究显示,明朝277年间,陆续有多达709万人因为洪涝灾害死亡。
黄河水灾在夺走了百万生命的同时,还造成的大量的流民逃难和人口迁徙,形成“大灾大潮,小灾小潮”的人口流动局面。在明代全国六千余万的在籍人口中,有大约十分之一成为了流民,不仅居无定所流浪异乡,更是饥荒遍地,饿死无数。
受害最深当属河南省和如今的苏北地区。在明朝前期,河南、山东和南直隶地区72%的水患都发生在河南省境内,而后期水患则基本发生在南直隶。
天灾背后必有人祸
水患如此严重,明清政府不得不在黄河流域修建了大量的水利工程,也就是所谓的“河工”。
这种用柳枝、芦苇、秸秆和石料搭建起来的河工很多都是在灾难发生之后才修建起来,属于救灾的举措而不是预防性的修建。而黄河真的决口漫堤时,这种应急性的河工图的是快,修起来快,见效也快,顾不上工程到底合不合理、抢修的河工能够撑多久。如此一来,反而陷入了恶性循环当中,修的快塌的也快。
明代黄运地区河工时间分布 / 数据来自《工程、环境、社会:明清黄运地区的河工及其影响研究》
水利工程一般规模较大,这就需要大量的“夫役”来完成工作。夫役主要从黄河沿线的百姓和无家可归的流民中征派,人手不够的话还有军队和罪犯可以差遣。
最悲惨的大概就是黄河沿线的百姓了,生活本就十分艰难困苦,还要上缴自家用来烧饭取暖的秸秆充当河工物料,发水时自己又不得不走上前线充当廉价劳动力。
巨大的工作量只能换来一点微薄的报酬,往往还会被上级层层盘剥,到手的更少,有时候做一天工挣的钱连吃饭都不够。
使用柳、草、土卷柬而成的卷埽,历经宋、元、明、清四个朝代,既可护岸又有减缓环流淘底作用 / Google
根据清朝《沿河民困四事疏》中对夫役薪资的介绍,当时在河南本省运送河工物料的夫役尚且有“脚价银五分”,而河南协助千里之外的江南地区物料时,夫役却只能领到“四分五厘”。
修筑河工的夫役不仅工作和生活条件十分恶劣,还经常会被派到远离家乡的地方工作。巨大的工作量需要没日没夜的赶工,更不用说修筑河工本来就是高危工作,在工作中被累死、淹死、寒冬被冻死的夫役不在少数,能活着回家已经是万幸,没能活着回去的,只有尸身顺着河水向东去了。
运土修堤的夫役 /  《山东黄河志》,1988年版
清代河工经费来源主要由户部拨款、各省征收河银、商捐和摊派,底层的农民也在征收之列,到乾隆中期时才改为户部全额拨款,这也让本来不算太高的河工经费一路上扬。
清朝年均河工支出约400万两,占到了整个国家财政收入的10%之多,而嘉道年间支出更是高达800万两,比例占到了20%。
夫役们拿命修建的河工却不一定能保住家乡父老的性命,因为巨额的财政支出并没有都用来修建水利工程,绝大部分都被贪污和浪费。
清朝文官主管物料,武官主管土方工程,所以从征买物料、运送物料到河工修建,每一个环节对起了贪念的官员们来说都是巨大的肥肉。
人们熟悉的贪官和珅 / Wikipedia
《豫河续志》中就讲到过官员们如何贪腐的故事:文官在采购物料的时候,市价只要每斤一文的秸秆,他们都会虚报个五六倍,最后报销下来,钱都进了自己的口袋。
这种普遍性的贪污到底有多夸张呢?以嘉道年间河南地区为例,每年的河工经费高达300-400万两,占到了整个河工经费的一半,但是最终实际用于水利工程修建的只有20%左右。
施工经费被挪用势必要压缩工程开支,偷工减料就不奇怪了。大量的豆腐渣河工肯定无法挡住汹涌的黄河水,一旦决口,只有老百姓的浮尸遍野和官老爷新的发财机会。
由于水旱灾害频繁发生,饱受灾害困扰难以为生的人甚至开始吃人。其中黄河附近五省(河南、山东、河北、山西、山西)出现食人现象多达1252县次,占全国的73.93%。
明清时期灾荒食人分省情况 / 数据来自《明清时期灾荒食人现象研究》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正是由于大河天堑,洪水无情的特点,黄河也常常被当做战场上的大杀器。作为历史上的兵家必争之地,关中地区和黄河下游平原战事频繁。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交战时就已经开始使用黄河作为进攻或者防御的武器,比如公元前332年,齐国和魏国联合攻打赵国,赵国就开堤放水,逼迫齐魏退兵。
不过这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不常随人愿,一不小心可能就会用错地方。明末李自成强攻开封数次不成功,而河南巡抚高名衡为了击退李自成大军,决定挖开黄河大堤来个大水漫灌。结果没想到河水半路决口,反而淹了开封城,城内37万居民淹死了34万之多,无疑给气数将尽的明朝又打了一针催化剂。
黄河历次改道示意图 / Stevenliuyi, Wikipedia
以军事为目的的断堤决河在中国历史中屡见不鲜,也经常死伤惨重。但对整个黄河流域而言,大部分的军事决河都属于局部地区的小打小闹,对地貌环境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唯有1128年和1938年的两次决堤,对黄淮平原的地理状况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1128年的决口导致了“黄河夺淮”现象的发生,虽然历史上淮河多次为黄河所侵,但是大多数情况下两河都相安无事。然而时值金兵大举入侵北宋,为了抵御南下的侵略者,东京留守杜充在如今的河南滑县附近人为决开黄河大堤,造成黄河改道,形成洪泽湖。黄河也从过去的北入渤海,改由南入黄海。直至明朝潘季驯治河前,黄河下游频繁改道和决口,严重威胁下游人民的安全。
花园口决堤后逃难的民众 / Wikipedia
第二次人为大决口发生在1938年,也称作“花园口惨案”。当时正是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政府为了阻挡日军沿着黄河西进,决定在花园口黄河南岸炸开堤坝,并声称是日军轰炸所致。这次决口让黄河泛滥八年,河南、安徽、江苏3省44个县市受灾,32%的耕地被大水淹没,形成了如今所谓的“黄泛区”。
根据统计,“黄泛区”三省在1938年至1949年间,因洪水死亡的人数超过了80万,仅河南一省就有超过32万人丧生。此外还有391万人外逃,沦为难民,接近当时三省人口的20%。
黄河决口后形势图 / Google
这条母亲河,见证了黄河沿岸千百年的沧海桑田。如果说有什么没变,大概只有河边人民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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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alayavijnana  > 历史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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