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与司马迁这对内心严重对立的君臣，究竟谁活得更长一点，从而得以亲眼目睹另一方的死亡？现在没有确切的凭据可以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关心司马迁命运的人们，曾经对此做过各种各样的猜测。
司马迁受宫刑之后一直担任中书令的官职。现有的资料似乎可以表明，汉武帝最后一年，在中书令位置上的，是一个叫郭穰的人。这就是说，司马迁当时已经离开了中书令的职位。那时他还未到 60 岁，不像是告老离去，所以很可能是死于任上，导致中书令的职务另易他人。学者王国维倾向于这个说法。他写道：“史公卒年虽未可遽知，然视为与武帝相始终，当无大误也。”总之，司马迁大概死得比武帝略微早一点。
如果司马迁真的死在汉武帝稍前一点，我们就会碰到一个更加让人猜疑的问题：这个“稍前一点”，究竟纯属偶然，还是与汉武帝有什么关系？历史上很多“稍前一点”的事例，都很让人觉得带点疑案的性质。如光绪死在慈禧“稍前一点”便是最著名的例子。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司马迁真的是被武帝害死的吗？
这是“彰考局”为你推送的第 111 篇文章
撰文▼ 姚大力（复旦大学史地所教授）
来源▼ 《文史博览》2017年第4期
关于这一点，两汉之际就曾有人说，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之过。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有怨言，下狱死”，倒是很有可能的。对此，我们至少可以举出一条很有力的旁证来。
东汉前期的班固写成一部完整的西汉断代史《汉书》，其中有《司马迁传》，但对他死于何时、如何死去这件事却一个字也没有提起。根据《汉书》为人列传的一般体例，凡善终之人，班固大都会在传记的末尾交代该人死于何年，终年时有多少岁。《汉书·司马迁传》对这一点未加交代，不能看作是班固的偶然疏忽。他避免谈及司马迁去世的消息，很像是在为尊者讳，即故意向后人隐瞒司马迁最终被汉武帝处死这个事实。这里所谓“为尊者讳”，其实不一定完全是在捍卫司马迁的名誉，而更可能是为汉武帝着想，班固称赞“ 孝武之世，文章为盛”（文化灿烂）。一个卓越绝伦的大历史学家，怎么可以被这么一个追求“文章为盛”的皇帝处死？这样的事，对后代如何交代得过去？班固决定保持沉默，实在是深有用心的。
说到这里，关于司马迁的死，有两点似乎是可以肯定的：他死于汉武帝末期；他是因为“有怨言”，所以被下狱而死。然而上面的结论马上又引发出一个新的问题：假如司马迁是因“怨言”而再度触怒武帝，所谓“怨言”，是他写在《报任安书》（司马迁写给友人任安的一封回信）里的那些话吗？我们可以设想两种完全不同的答案，来回答这个问题。
一种答案是，所谓“有怨言”的罪名，果然是由《报任安书》引起的。就像前面已经讨论过的，司马迁本人恐怕无意于通过《报任安书》直接向汉武帝披露心胸。但是汉武帝还是通过自己的监视系统弄到了这封信。汉武帝与司马迁相处多年，而多年来深藏在他内心的狐疑终于被信中一行行的白纸黑字所彻底证实。恼怒司马迁辜负了他的“尊宠”，更受不了司马迁在“从俗浮湛”（在世俗的浪潮中随波逐流）的外表之下那一副蔑视他的至高权威的傲骨。为此，他要再度惩治司马迁。
然而事情还不止于此。如果汉武帝读到了《报任安书》，他必定还会去设法追寻《史记》。他最关心的，应当是司马迁将会如何描写他这个“今上皇帝”。有一个说法是，汉武帝读了《史记》中的《景帝本纪》，对司马迁毫不遮掩地暴露汉景帝、汉武帝父子二人的短处大为光火，因此把这篇本纪销毁了。班固在写《汉书》时说，流传世间的《史记》已经缺失了 10 卷（《史记》总共有 130 卷，今本中有 10 卷是西汉后期的人补入的），而其中恰恰就包括汉景帝和汉武帝的两篇本纪在内。
看来上面这个说法不一定完全是空穴来风，只不过它把汉武帝“怒而削之”说成是在司马迁受宫刑之前，在时间上弄颠倒了。司马迁写《报任安书》时，只说《史记》总共 130 篇，丝毫没有提到它被汉武帝强行删削之事。所以汉武帝“怒而削之”，只能发生在这以后。于是我们可以说，假使司马迁“有怨言”的罪名果真起因于《报任安书》，那么他的死大概还不仅因为这封信，也因为《史记》对“今上皇帝”以及与之有牵连的一系列人与事的描写太不称汉武帝的心。
不过汉武帝怒删《史记》的说法也未必能使人完全相信，理由至少有三条。
第一，《史记》之所以缺少 10 篇，也可能是因为司马迁压根儿就没有按原计划真正把它们写出来。《史通》作者刘知几就持这种看法，即所谓“十篇未成，有录（目录）而已”。清代前期负责编辑《四库全书》的一批大学问家，认为“当以知几为是也”。王国维也批评汉武帝删书之说“最为无稽”。
第二，《史记》有目而无书的共达 10 篇，其中大多数内容与汉武帝无关，根本不可能是被他删毁的。既然其他篇章的遗失都可以与汉武帝没有关系，又有什么理由断定汉景帝、汉武帝两篇本纪的丢失就一定出于汉武帝之手？事实上，西汉一代既无印刷术，纸张也还未曾代替丝绸或竹木片成为书写的最主要材料（这在两晋时才发生）。一部 50 多万字的书，整本抄写既不容易；即使抄出来，要把它全部装订在一起也不可能，故当时只能一卷一卷地分别装订。正因为如此，像这样的大部头著作，往往按阅读需要被拆散开来，分卷抄写并分卷流传，叫作“写以别行”。在这样的传播过程里，有若干卷失传，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第三，汉武帝如果因《史记》“极言其短”而毁去记载其父汉景帝和他本人时代的两篇本纪，那么他必得要以同样的手段毁去《史记》中的其他一些篇章。汉景帝朝用晁错的“削藩”策来收拾刘邦当年分封的同姓王后裔（同出刘家一门骨肉的同姓诸侯），弄得宗室人怨沸腾，最后逼出一场“吴楚七国之乱”。西汉朝廷削藩自有其理由，但景帝在这个过程里显得刻薄寡恩也是事实。尤其无情的是，最后把晁错当成替死鬼，斩杀在长安东市，以求与叛乱的诸侯妥协。
汉景帝做过的另一件刻薄无情的事，就是在自己死前先以冤案逼死汉初功臣周勃之子周亚夫，汉景帝说：“此人心中怏怏不服，将来绝不是少年天子能使唤得了的臣下！”
司马迁若要在《景帝本纪》里“极言其短”，他可以说的，无非也就是上面这些。这些故事也被他写入《史记》的其他有关部分，如《周勃世家》《晁错列传》等等，而且只会讲得比在本纪里更翔实。如果汉武帝为此要销毁《景帝本纪》，他不是也应该甚至更应该销毁另外的那些篇章吗？这样的分析对质疑汉武帝销毁《今上本纪》的猜想也一样有效。
如果汉武帝没有怒删《史记》的事情，那么断定他见到了《报任安书》的观点也就失去了几乎是唯一的重要旁证，也许他根本就没有读到《报任安书》里的那些怨言。可是司马迁既然已经决心要用从容就死来洗清当年不得不忍受的巨大侮辱，他一定还会在其他场合毫无顾忌地倾吐自己的怨言。他终于实现了这一番心愿，可惜其具体情节到底如多何，今天的我们对此已经丝毫不得而知。
总而言之，要说汉武帝是因为读了《报任安书》及《史记》，才会第二次迫害司马迁，还缺乏充分令人信服的证据。但司马迁因“有怨言”而断送了老命，则很可能是历史事实。我们或许有把握说，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心甘情愿的结局。
因为司马迁早已明白，他如果想要真正地被人们认识，那么他必须用壮烈的死来表明自己的心迹。“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这 10 个字写得毅然决然、斩钉截铁，难道不正是表达了司马迁以死明志的强烈心念吗？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