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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这句话非常狠，突显了旧时代老百姓对特定职业的厌恶。
车，车夫。船，船老大。店，店小二。脚，脚夫。干的其实都是交通、运输、流通、贸易类的工作。
为什么引人憎恨？因为如果只是单纯跑运输、当店员挣不到什么钱。利用自己的信息差，攫取超过单纯服务本身之外的更高的租金，才有暴利。信息差，也可以叫信息不对称，他知道你不知道，他有知识你没知识，就形成了信息差。
古代的社会管理能力低，要对这些职业进行规范，非常的困难。他们拥有信息差，就有了把信息差变现的动机。车夫、船老大往往被黑社会团伙控制，兼职做一些抢劫杀人绑架的生意。他们熟悉交通，乘客不熟悉，巨大利益诱惑下，他们就有了铤而走险的激励。
即便到了现代，出租车司机利用自己的信息差，带着乘客绕弯，甚至拐到郊外实施抢劫勒索都很常见，这些行业一直是警察局重点的监控对象。
当然，他们也可以警察的好助手，有报道，广州便衣警队自2006年6月在推行出租车信息员工作，把全市3万多名的当做3万多个流动警哨，为警方提供一线警情，表现最好的一出租车司机，助警方1年破37宗刑案。能够在黑白交界模糊地带任意游走的人，他可以是白，更可以是黑。
利用信息不对称套利在贸易流通行业非常普遍，甚至贸易流通的本质就是低买高卖。
华南师范大学发过一份《2017年广州市企业及企业家刑事法律风险防控报告》：当年 293个广州市企业（家）犯罪案例中，共涉及企业328家，各行业类型中涉案数量从多到少排列，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批发和零售业，82家，占27.70%；加工业和制造业，62家，占20.95%；租赁和商务服务业，49家，占16.55%。
牙，牙行。这个词在当代已经不常见，类似于经纪行、交易所、经纪人、中介人，主要起到的汇合信息、撮合交易的作用。在很多商业不发达的县城，依然有“信息部”这样的商业业态，招聘、婚介、房产中介等都干，在旧社会，他们也干人口贩卖。
这类人物在影视剧里形象都很不好，主要他们才是真正吃信息差价的人，相比于交通、运输，他们提供的服务更加无形，更加脱离物理层面。他们路子野，门路多，熟悉市场行情，获得的收益很高，往往会让朴素的百姓认为，他们得到了太多了，远远超过了他们应该得的。
在贝壳对链家进行有效整合管理之前，关于中介上坑卖房者、下骗购房者，赚差价，买卖虚假房源的新闻非常多，即便在贝壳上线之后，2016-2019年期间，链家涉诉1944次。这都不是一个公司的道德水平决定，而完全是治理能力，管理技术决定。
因为，交易过程的管理太难了，而中介各个都是人精，像房产这种大额交易，价格稍稍变化，就是几十万甚至百万的差价，他们很难抵御把信息差变现的诱惑。虚假房源，一房多卖成功一次，一辈子的钱都挣够了，这个诱惑太大。
按传统三产的划分，一产是农业，解决吃什么的问题。二产是工业制造业，解决产品生产的问题。三产则是流通、服务业。
流通解决的是产品分配，送到人手上的问题。服务业，一部分是字面意思上的服务，比如教育、医疗、餐饮娱乐旅游观光等。一部分起到的则是联通各生产生活环节，起到的是组织计划、传递信息、解决纠纷，润滑各生产环节的作用，比如法律、比如中介、比如咨询，比如政府的公共服务。
如果一产、二产是肌肉骨骼与器官，那三产则是血液、神经。血液输送营养收集废物，神经传递信息。社会这台精密的机器，缺了哪个环节都无法正常运转。
流通和信息传递是经济体需要的，但光靠流通与信息传递本身，并不能创造多少利润，真正的暴利在于对流通、信息的垄断，获取垄断的租金。
所以流通和信息行业从诞生那一天起，就在设法攫取垄断租金。于流通中设置口岸、关隘，垄断信息，利用信息差攫取超过服务本身的收益。
美国的GDP从1970年的1.07 万美元，增长到2022年25.46万亿，差不多是25倍。人均GDP从5200美元增长到7万美元，差不多是13.5倍，经济增长都去了哪些地方？
1970年，美国注册登记汽车存量是1亿辆，2022年是2.83亿辆。住房呢？美国1960年代户均住房1.1套，住房自有率60%，2020年人口增加一倍，户均住房套数并没有变，住房自有率达到了65%。
经济增长都去了哪？都去了服务业。
美国律师业占到了GDP的6.7%，相当于，法律的运行成本仅仅律师一项，就占到了6.7%，这些都需要人去付费。而在满足了基本的衣食住行之后，医疗的GDP膨胀到了接近整个经济份额的1/5。美国人的健康水平同比改善了吗？美国人的预期寿命从1970年的71岁，增长到2022年76岁。而中国用6.5%的GDP份额，实现了80岁的预期寿命。
医疗是典型的拥有信息差，甚至信息垄断的行业，专业壁垒是最自然而然且更高明的垄断信息的方法。医生医院为了扩大营业额，有过度医疗的激励，专家制定的医疗方案很难被外行所监督，危急时刻患者为了多活一天都愿意掏出家底，但负责埋单的社保却无法对此实施有效控制，所以医疗GDP会不受控制的膨胀，到最后让社保难以为继。
律师一样是专业壁垒高企的行业，普通法体系下的律师更是。优秀的律师是善于钻法律空子的律师，为了修补空子法律不得不叠床架屋，逐渐膨胀成一座谁也搞不明白的屎山，这样进一步突显了律师专业的稀缺性与必要性。到最后在“法治国家”做任何事没有律师都寸步难行。这就是法律体系不受控制的熵增。
除了用高专业壁垒垄断信息，独占知识的解释权，互联网从诞生那一天起，就为垄断而生，更是汇集信息、垄断信息的利器。
2022年阿里交易额达8万亿，京东和拼多多各成交3万亿，前三的电商巨头总销售额高达14万亿，而整个中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才44万亿。而线下连锁超市排在前两位的沃尔玛与永辉，总销售额都只有900亿。而最大的商管公司万达，全国旗下400多个万达广场，销售业也仅仅2800亿。完全是不同数量级的差异。
这种对交易信息的垄断，是古代社会所无法想象的，掌握流量分配的一个阿里店小儿的生杀予夺的能力，远超一个地级市最大的商场。我们必须承认互联网对传统行业的改造并提高了效率，但不可能忽视它们对市场信息的垄断性。
互联网有非常强的公共品的属性，如果公共品以企业的逻辑，以利润最大化的逻辑来经营，一定会出现名实的背离，因为这些平台要赚钱实在太容易。流量费，即税，平台无异于国中之国。
传统的车船店脚牙被互联网所改造，传统的问题也被解决，但垄断信息，利用信息不对称获取垄断租金的问题并不会就此消失，而是改头换面，升到更高级的形式，这也正是历史唯物主义事物之螺旋发展，发展过程历经否定之否定的表现。
滴滴改造了出租车行业，它也拥有了妨碍国家安全的大数据。贝壳改造了房产经纪，也有了在房地产市场翻手为云的能力。电商平台升级了传统的代理批发零售，平台掌握的资源与信息堪称国中之国，可以对商家生杀予夺。社交媒体取代了传统媒体，但其背后算法对流量的操纵与引导，对舆论润物细无声的影响，超过了任何传统媒体。
而专业人士，无论教育、医疗、法律，也会不断固守自己的专业领域，抬高专业壁垒，避免外行的染指，守卫自己一亩三分地的租金，并在资本与技术加持下，在市场中获取更强的价格谈判能力。
旧问题解决了，但问题并不会消失，而是换了个新的马甲重新出现，还升了级。
这篇文章我一直想取一个更温和的题目，因为我并不想表达一个粗暴的意见，或者让读者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平台，这些行业，应该全盘国有化，或者打土豪狠狠治理。
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规律与逻辑，国家和市场之间，应该有无数个过渡态，有效治理的方法从来不是现成的，而是需要根据事物的特性与变化，不断地探索与试错。
但我最终还是保留了这个有些激进的题目，因为我不希望我们的社会激励被扭曲，轻生产而重攫租，最后发展到尾大不掉，经济增长的成果全部为食利集团所吞食。
传统农业社会的“重农抑商”当前已经不可取，社会主义应该是“重生产创造，抑设租攫租”，每一种行业所得应该与它的贡献匹配，让社会拥有一个健康的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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