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在其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提出，唐朝财政有两个特别重要的制度，一个叫和籴（di2），另一个叫回造纳布。
所谓和籴，就是政府用财物交换农民手里的粮食。所谓纳布，就是要求农户以绢布的形式来缴纳税赋。
我们知道，隋唐之前是南北朝。当年的中国，大致以长江为界，南北分别经历了多个政权的兴替，所以叫南北朝。
陈寅恪从制度渊源的角度，分别论证了和籴与纳布都是“前朝旧制”。其中和籴政策主要施行于西北，可以从北朝的法令中考得出处。而纳布政策主要施行于东南，在南朝的典章中也不乏先例。于是他将这两种地方制度上升为国策的现象，称为唐朝财政的“西北化”和“东南化”。这个说法在当年发表时，确实是十分新鲜的高论。
古代社会发展缓慢，经济基础变化不大，社会共识也容易保持长期稳定。常有某地民俗、习惯、契约、体制穿越历代，数百甚至上千年而不变的案例。因此总而言之，中国古代制度基本上都是积累演化而成的。史家从旧制渊源的角度加以发掘，自在情理之中。
不过运用现代经济学视角，我们很容易发现，陈寅恪分而述之的所谓西北化和东南化，实为同一个经济现象的两面。
本文将试论之。
商业逻辑
无论叫什么名字，上述这些都是关于政府与农民进行粮食交易的制度。其本意都是要调控粮食的市场价格。平籴、平准都要求政府丰年买粮，荒年卖粮，这是在时间上的调控。均输则是在空间上的调控，欲以各地丰歉相补。
在现代期货市场上，大宗商品的各个合约都有执行类似均输、平准功能的机构，叫做作市商（market
maker）。如果没有作市商，任由散户瞎炒，那价格还不得上天入地啊？
期货和股票不一样。除了个别融资时点，股票二级市场的价格上天入地，其实对上市公司并无影响。而商品期货则是每月每季都要实物交割的，不能没有相当的稳定性。
然而作市商也好，政府也好，对抗市场波动的力量都是有限的。比如说，今年粮食歉收，价格上涨了三成，这时政府要不要抛售压价？如果抛售了，明年、后年的灾荒更重怎么办？如果不抛售，明年形势好转，则又显得失职。
今天我们说逆周期宏观审慎框架，抽象意义上也是一种均输平准。而且其中的难点更是古今同理。毕竟手里的子弹是有限的，一方面不动不行，另一方面动得太早了，又怕后面还有什么惊涛骇浪。
正因为市场的极端波动无法完全预测，所以一般意义上的和籴，从根本上就具有偶然性。在什么时间、什么价格上进行和籴，不可能有标准化的交易策略。
不过唐朝的和籴，又有所不同。初唐时，李世民威震中亚，被尊为天可汗。游牧民族对于唐朝形成不了什么压力。百年之后，西北军事逐渐吃紧，常年大军驻扎。首都长安的人口也日益繁殖。由此导致的西北局部粮食短缺，这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可以预计的。
因此从中唐开始，和籴制度就不再是根据具体情况相机进行了，转而成为一项固定的日常操作。
不过这又产生一个新的问题。和籴的本质是交易，政府拿什么去跟农民换粮食呢？答案是绢布。那么绢布又从哪里来呢？答案是从长江三角洲，经大运河漕运而来。
从字面上讲，漕运的本来意思就是指水路运输粮食。但是其实这里运输标的的具体形式并不重要。因为无论运输什么商品，本质上都是输送凝结在其中的劳动力。
输送粮食，固然可以直接地减轻西北农民的粮食生产压力。而输送绢布或其它手工品，同样可以解放西北的桑麻地和人力资源，使之可以转而生产粮食。
在技术层面上，绢布比粮食更加适合运输。首先就是因为绢布的重量轻，体积小，单位价值更高。其次绢布的抗风险能力也更强。万一受潮，只要晒干即可。长期保存不易变质。即使变质，残值也依然较高。而粮食一旦变质，很快就没有价值，甚至有害了。
因此远在官宣“回造纳布”之前，早已有人自发地以绢代漕。其具体流程为：从长三角运布到洛阳，然后在洛阳附近市场上以布换粮，最后以粮食解入官府。
天宝年间，和籴既成常态，税赋的标准也随之改变。原本规定以粮食缴纳的，现在可以折算（回造）为绢布了。于是以上三步变成了一步，直接从长三角运输绢布到洛阳或长安即可。
当然，无论纳布之前或之后，漕运的主流始终是粮食。大运河上的绢布贸易只是从一条民间自发的支流，变成了一条国家制度化认可的支流而已。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漕运不能全部运布呢？运到西北之后再换粮食，效率不是更高吗？这是一种典型的现代市民的思维方式。
要知道，市场只有交换功能，没有生产功能。在微观上，交换和生产没有什么区别。反正东西到我手上就是了。但是在宏观上，把东南的粮食通过大运河输送到西北，这是扩大供给的唯一办法。如果漕运全部运布，那么只会让西北的布价崩溃，然后把西北的农民压死也榨不出更多粮食来。
从产业结构的视角看，长三角的绢布和手工品偶然、少量地输入西北地区，不至于对产业结构产生什么影响。用经济学术语来讲，就是不纳入预期，不影响投资决策。
然而和籴与纳布一旦形成制度，被纳入预期，那么反映到投资决策上，则西北地区的手工产业势必衰退。为什么不干了呢？因为有纳布制度，长三角的绢布肯定会源源不断地进入西北市场，竞争条件必然恶化。
与此同时，西北的土地和人力资源可以置换出来，转而扩大更具比较优势的粮食生产。那么会不会生产的粮食太多吃不掉呢？也不会。因为有常态化的和籴制度，所以粮食的销路也不成问题了。
由上可知，西北与东南，分作供需两端。和籴与纳布，实为一体两面。
历史评价
对于和籴和纳布制度，历史上的评价是很矛盾的。一方面，它们支持了首都和军队的需求，对于稳定边关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它们在执行过程中产生了很大的摩擦成本，许多官吏借机鱼肉乡里，民间因此怨声载道。
中国古代的史学传统是很严谨的。可惜毕竟没有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指引，因此分析复杂问题往往只能借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多元同构框架。气候、人口、产业、民族等客观情况，古代学者基本上是不掌握的，自然也就无法纳入研究框架。
所以历史上如果出现什么灾难，那么史家评论就一定是找人的问题，肯定是谁把某件事办坏了。
某地发生了地震、蝗灾，往往京城里的皇帝就要发罪已诏、大赦天下，体现的就是这种思维方式。
可是，有没有可能这根本就不是微观层面的问题？
我们知道，任何有组织的人类活动都会带来额外的成本。政府是这样，商业机构也是这样。3个人合伙开店，可以每个人都独当一面跑业务。而30个人的企业，就不可能不设秘书、文员。至于300个人的大公司，那么人力资源、法务合规、总裁办公室之类的设置就都冒出来了。即使这样，还是难免各种躺平、腐败等大公司病的滋生。更何况是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呢？
因此一项政策想要施行，就不可能没有执行成本。人们可以设置一些机制来降低这个成本。比如唐朝的科举、铨选等制度，都是有益于整顿吏治，提高效率的。然而受限于具体历史条件，这个成本不可能无限降低，总会有一个自然的下限。在这个程度附近，过于纠结微观人物的智力和道德水平是没有意义的。
从这个角度看，只要一项历史政策的宏观收益大过成本，那么它就可以算是一个更优对策。不过我们必须认识到，即使采取了更优对策，结果仍然可能很恶劣。
这是因为一旦更加基础的客观环境发生了变化，非人力所能及也。而这里的所谓的更优，其实是相对于不这么做，结果还要更坏来说的。
像唐代贞观、天宝那样的盛世，是由诸多内外部条件共振的结果。它们的出现是可以找出许多理由来解释的，但是它们的消失却不需要什么理由。因为它们本来就是历史上的偶然。
一个成熟的文明，不仅应该对自身的失败做合理的归因，也应该对自身的成功做合理的归因。如果只是把自身的发达归因于某种宗教、文化、制度或者其它什么人间造物，而不承认客观条件的作用，那么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两个推论：
1，我的成功可以复制。
2，只要我坚持这个东西，霸权就可以永恒。
且不说这两个命题自带的中二气息，事实上这两个命题根本就是自相矛盾的。
回到唐朝来讲，难道只要采取了某种“正确的”方法，盛世就可以永远维系下去吗？
盛世承平日久，难免就会滋生出一些只知道打顺风局，要不然就怨天尤人的家伙。这种人就是所谓的巨婴吧。
在外部，突厥、吐蕃没有义务为唐朝的发展让道。该斗就得斗，狭路相逢勇者胜。
在内部，我们也不能指望官员胥吏都变成圣人。当然，他们也不见得就是奸邪，其大多数不过是力所能及地趋利避害罢了。
内忧外患，负重前行，这才是世间的常态。大禹为什么治水？愚公为什么移山？大概没什么为什么。要不然呢？日子不过了？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