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专业博士,新加坡国立大学(NUS)博士后,一门心思搞科研,业余写稿不荒废,努力给你惊喜。
——朱小鹿
如果遭遇婚内出轨,你是选择当鸵鸟,继续凑合着过,还是将另一半撕得丑事人尽皆知?
“拉住就打,先脱裤子,让她跑不了。”
“只要'二奶’存在一天,我就会继续抓下去。
我要杀开一条血路,让'包二奶者’和'二奶们’闻风丧胆,无处躲藏。”
只可惜,这不是台词,而是张玉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二奶”、“小三”咬牙切齿的控诉!
简简单单几句话,却无不透露出她对“二奶”、“小三”的恨之入骨和势不两立。
2002年,“包二奶”一词被收录进《新华新词语词典》,是指已婚男子在婚外供养女子,并与之保持性关系的行为。
但不管是“二奶”还是“小三”,对任何一个有羞耻心的人来说,她们都是肆意插足他人情感,破坏原有家庭夫妻关系的“贱人”。
换句话说,她们就是道德意义上始终被喊打的“过街老鼠”。
而张玉芬,不止是那个“打老鼠”的人,更是组团带队群殴“老鼠”的人!
一个女人,到底在婚姻中经历了什么,会变得如此“杀气腾腾”?
到底下了多大决心,才带领一批批姐妹走上“抓三”的道路?
1997年的一天,一阵电话铃声在一栋单元楼的某间屋子里响起。
坐在电话旁边的女人正准备接起,只见男人一个箭步冲上去,粗暴地夺过电话。
电话那头随即传来另外一个女人娇滴滴的声音:“饭做好了,快回家吃饭。”
“是谁?”电话旁的女人冷冷地问。
“我在外头找的(人)。”男人没有任何掩饰,好似炫耀一般地回答。
短短几个字,一个真相昭然若揭:丈夫在外面有其他女人了。
后来,丈夫去北京当兵,张玉芬也追爱到北京,把工作调了过去。
那时候,所有的假期,两个人都腻在一块“约会”:爬长城,逛故宫,去首都体育场滑冰……
1981年底,调期满了之后,丈夫跟随张玉芬回到西安,1982年,两人结婚。
丈夫在税W局做通讯员,后来变成了税管员,家里的条件也随之越来越好。
没想到,恰逢90年代国企改制,原本在工厂上班的张玉芬,拿到一笔买断工龄的钱后下岗了。
与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前通过她娘家关系才进入G税局的丈夫,则在事业上如鱼得水。
男人有钱就变坏,张玉芬的丈夫也不例外,他开始慢慢不回家了。
只是不回家的日子越来越长,这就让张玉芬感觉有些不对劲。
一问到回家少的问题,丈夫就胡乱搪塞:“升到一线,要多跟师傅学一学。”
直到有一天,她接到一个陌生号码打来的电话:“你老公在外面有人了。”
以前走在小区里,也有女邻居提醒她要看好男人,她不信,还骂对方“多管闲事”。
想想这次的电话提醒,再想到之前,她在丈夫衣服口袋里发现的两张景区门票,张玉芬信了。
她急匆匆地带上儿子去单位找人,大概是碍于儿子面子,丈夫倒是回家住了一阵。
张玉芬真没想到,自己的丈夫竟然真的像歌中唱得那样,变成了一个不回家的男人,怎么办?
那一天,因为没钱交电视费,张玉芬又到税W局找丈夫。
不过,他回来只为了告诉张玉芬五个字:“我们离婚吧。”
相守15年,有钱后就动歪心思,想离了婚跟外面的人女人过潇洒日子,张玉芬怎么咽得下这口气。
于是,她像只斗鸡一样,高扬起头,掷地有声地告诉丈夫:“休想!”
你不让我快活,我也不让你快活,张玉芬就是这样刚性的女人。
后来,丈夫借口请儿子吃饭,张玉芬以为他要回心转意。
等回到家,张玉芬才明白,丈夫是趁自己和儿子出去吃饭的时间,把家里所有的股票、钱,以及烧水壶、洗衣机等都顺走了。
就连张玉芬单位买断工龄的一万多块钱,也被他拿走了。
中年下岗,丈夫跑路,儿子还在上学,没有了经济来源的张玉芬一下子被逼上绝境。
生活的重压,内心无法排解的怨气,逼得她才两三天竟长出许多白头发,人也瘦了20斤。
人心,果然善变,也不过15年的时间,曾经的枕边人就变成伤自己最深的人。
而张玉芬更不会想到,从此,自己的人生骤然间改变航向,驶向一个“复仇的世界”。
丈夫抛妻弃子,跟别的女人快活去了,这往后的日子,怎么过?
生活越苦、越惨,张玉芬对丈夫的背叛就越是咬牙切齿!
她发誓: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丈夫和小三,一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张玉芬最终决定用起诉重婚的方式报复出轨的丈夫,维护自己和儿子的权益。
其实,在丈夫彻底离家后到正式起诉之前,张玉芬是发动过包括丈夫的同事领导、亲友等一切关系来劝他回家的。
眼瞅着这个背叛感情的男人,不仅毫无回头之念,还强硬表态,就是要跟外面的女人在一起。
她把渣男和贱女人的工作单位名称、照片四处张贴示众。
甚至大年三十,还跑到“小三”娘家,警告说要把对方父母一块告到法院……
“我不能就这样一抹黑,我不能白白地让人欺负。
我还不知道我的对手是谁,我必须要把这个查清楚。”
“这个事情不处理好,我其他什么事情都没法做。”
“我要让法律办他们重婚罪,非把他们送进监狱不可!”
从此,这个女人变身“福尔摩斯”,展开了一场长达十年的“复仇”。
她跑到丈夫担任科长的税W局,在门外的大树后蹲守、观察他的行车路径,以每天300米的速度一点一点接近目标。
她一次次找到丈夫和小三的居住地,又一次次眼见丈夫听到风声,在她到来前火速搬家。
张玉芬毫不气馁,继续搜集证据,要证明渣男与“小三”以“夫妻”名义同居。
其中,包括他们以“夫妻”名义同居的录音、两人同进同出的录像……
但当她把这些证据拿去法院的时候,则被告知“证据来源不合法”。
2001年,也就是渣男正式和小三住在一起的四年后,新《婚姻法》颁布了。
张玉芬经过一番研究,意识到丈夫虽未与小三办理正式的结婚手续,但长期生活在一起,已构成事实上的重婚,她一纸诉状递交至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
就这样,从区人民法院一直告到最高人民法院,从西安告到北京,她不停地上诉。
张玉芬就像一个屡败屡战的勇士,一直“锲而不舍”地致力于将“渣男”和“小三”送进监狱!
然而,并不是每件事都能事在人为,毕竟道德归道德,法律归法律。
想证实丈夫与小三构成重婚罪,就必须得证明两个贱人“长期公开以夫妻关系生活在一起”。
2002年9月17日,在渣男生日的头一天晚上,张玉芬破门而入,截住了丈夫和小三。
“他搬一次家,我就挖他一次窝点。
10年里用坏了3部照相机、2架望远镜和4台录音机,终于拍到他俩一丝不挂同床共枕的画面。”
随后,她又对小区居民进行暗中录音,确证了丈夫和小三在小区确实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
就在张玉芬觉得这次铁证如山,一状就可以告倒丈夫时,
她没有料到,当法官就录音内容深入小区调查取证时,没有人愿意向法官指认一对跟自己毫无关系的人犯了重婚罪。
“私下都说实话,到了作证的时候,谁都不愿意多管闲事。”
前前后后11次状告丈夫事实重婚,但得到的结果却都是“驳回”、“不予立案”或者“证据不足”。
“明摆着他在婚外跟小三过着夫妻生活,但法律就是治不了他的重婚罪!”
2007年6月5日,宝鸡市陈仓区人民法院正式向张玉芬下达判决书,判决张玉芬与结婚25年的丈夫离婚。
而同时,法院基于对张玉芬靠低保维持生活的困难现状,和她在造成夫妻感情破裂方面并无过错的考虑,将婚内现存唯一的财产———一套单位住房判归张玉芬。
哪怕张玉芬向法院提供了近一尺厚的书面证据,但渣男却一直未曾露面,就连最后的判决结果也是通过刊登报纸进行公示的。
十年光阴、无数恨意,数地奔波、一场复仇,终以分得一套单元房收场。
离婚对自己而言,既不是一种解脱,也不是自己服输了,有的只是对法律认定“事实重婚”的彻底失望。
失望之后,张玉芬疲态尽现,但她不知道,有一个人比她“更累”、“更惨”。
张玉芬一天天奔走在“搞证据复仇”的路上,他的儿子也在一天天长大。
夹在中间的儿子,成为这场婚姻悲剧的全程目睹者和受害人。
不止如此,他还不得不出现在法庭现场,向法院提供证言:
“父亲因婚外情,于十年前离家出走至今未归。
我妈含辛茹苦一手把我照顾带大,他们俩没有必要再守着名存实亡的婚姻。
赶快离婚,越快越好,我和我妈想过平静的生活。”
也许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儿子成为了重度恐婚族的一员。
如果事情能到此为止,似乎一切都将迎来一个新的开始。
十年漫漫诉讼路,状告丈夫重婚虽无果,但这期间张玉芬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在上诉期间,她不死心、也不放弃,对所有当地的、北京的乃至国外的媒体采访,都来之不拒,并“慷慨激昂地呼唤正义”:
“小三本身就冲击着婚姻法,在挑战着婚姻法,在玩弄着婚姻法,同时又在侮辱(这个)合法妻子的(一个)人身权利,都必须得杀。
我张玉芬这一辈子,就是要与'婚外情’、与'二奶’斗争到底。
如果能把'二奶’消灭,能彻底打击'婚外情’,我就是把牢底坐穿,也心甘情愿。”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婚外情终结者”、“二奶杀手”等头衔落到了张玉芬身上,张玉芬一战成名。
我把西安弄得天翻地覆,报纸上到外都是我戴着墨镜的照片。
连税W局都怕了我,因为我把前夫说的话告诉了每一家媒体:“我们单位人人有情人,我要没情人多没面子。”
一时间,张玉芬成了出轨者的噩梦,但同时,她也成为同病相怜的女人们的救命稻草。
很多人给张玉芬打电话,有安慰她的、赞扬她的,还有鼓励她的,当然还有向她求助的。
就这样,一桩破碎的婚姻,让张玉芬和全国各地有着类似命运的姐妹们走到了一起。
不止如此,长期奔走在“捉奸”第一线的张玉芬,也开始将自己多年的调查经验慷慨授予其他姐妹。
对于插足婚姻的第三者,张玉芬始终有自己笃定的看法:
“在一个房檐下哪有不碰碰磕磕的,但那不是离婚的理由。
即便是夫妻关系再好,只要有第三者插足,这个家不破都得破。
只要一有第三者,男人就变心,变得特别快。
男人一变心或者有二奶,就会对妻子心狠手辣。”
简而言之,张玉芬认定第三者就是众多出轨事件的“罪魁祸首”。
初听这话,好像没什么毛病,但慢慢地,也有人间清醒者开始提出质疑:
把小三打了,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了?
如果小三活该被打,那么那个在外面找女人的男人呢?
但那时,被仇恨填满的张玉芬,哪儿听得进去这些声音。
她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正义的裁决者,有责任替更多的受害者主持公道。
2003年,张玉芬和另外9位女性成立了火凤凰女子侦探社,开始专抓破坏家庭的第三者。
“从这天起,打二奶已经成了我人生的使命。
我们要一块儿把中国的二奶赶尽杀绝,能保住一个家就保住一个家。”
“侦探公司”开起来后,张玉芬几乎24小时都有来电。
把目标人的衣服、鞋、袜都记下来,防止跟丢;
有时候,带两身完全不同的衣服,以混淆视线;
跟踪时要保持距离,最好是在目标的左后方……
来到大街上,看到目标人物出现,张玉芬一招手,一群人“呼啦”全部拥上。
七八个人分工明确,有人扒衣服、有人录音、有人薅头发、有人拽胳膊,然后一顿拳打脚踢。
这时,张玉芬就会义正严辞地把女人干的龌龊事说出来。
一般情况下,大家在得知是“二奶”后,就不会再说什么。
如果遇到那种极少露面的目标,她们蹲到窝点后,就直接上门找人。
张玉芬教会姐妹们“卖保险”式敲门,一户一户地敲:“你好,我们是卖保险的。”
一开门,就往里面瞅,看到要找的人,就迅速冲进去,把人围起来。
这其中很出名的一桩案子,是张玉芬帮助一位上海女性查出丈夫竟然养了17位情妇。
“抓三”这活儿,听起来相当“豪横”,但其实也相当狼狈,且苦逼。
更苦逼的是,无论交通费、住宿费,还是吃饭,都要花钱,并不是每一个求助者都支付得起。
因为有一些家庭破裂的女性,甚至连自己吃饭的钱都没有。
所以,张玉芬不得不垫钱“抓三”,但这是个无底洞,怎么可能填得满。
到最后,张玉芬开始有筛选性地进行帮助:事情叙述不清、逻辑不清楚、立场摇摆不定、说假话的,一律不帮。
从此,这群姐妹们以民间联盟的形式,继续进行“抓三”事业。
在一次“抓三行动”中,由于和“小三”当面撕扯,张玉芬收到了传唤证,被指打人、扯项链等。
再加上,在这些年的行动中,她们也被出卖过、被报复过。
况且,当众打三并拍照的行为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反感和质疑,张玉芬似乎逐渐意识到:
拳头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被出轨者遭受的心理创伤,需要用更和平的方式解决。
2013年,张玉芬在北京郊区租了一处院子,创办“情感驿站月亮湾”。
在“月亮湾”里,张玉芬和姐妹们讲述各自相似的婚姻困境,彼此慰藉、支持。
再后来,也许像媒体报道的“二奶杀手老了”那样吧,张玉芬开始慢慢放下取证工作,转而想办法去实现办养老院的梦想。
在她的畅想里,养老院里有救助站,还有托儿所,大家一起群居生活,彼此照应……
张玉芬如今的生活,看起来也和大多退休老人没什么差别。
时不时去附近的公园跳广场舞,也偶尔和老朋友一起去听听国学。
认识一年多的国学班成员只知道:张姐性格直率,能做大事,常有北京的记者前来采访。
但他们却不知道,这个师姐就是媒体上曾经赫赫有名的“二奶杀手”。
时间向前,旧事总是容易被忘记,但历史也总是有记忆的。
张玉芬虽然淡出了大众视野,但她的故事,一直被人们当作茶余饭后的市井故事一再传诵。
有人说,她不讲求职业道德、“替天行道”的行为,就是最低级的以暴治暴。
也有人为她拍案叫好,贱三就是贱三,贱人自有天收,天若不收,那就自己动手。
更有人提出:作为女性,何苦为难女人?为了一个贱男人,搭进去后半辈子至于吗?
因为一桩婚姻悲剧,走到如今的结局,恐怕是张玉芬自己都没料到的。
不知道张玉芬,在被逼成“抓三”专业户后,是否有后悔过。
也不知道“张玉芬们”,是否因为去“抓三”而真正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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