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周之际，约前1000年)
相传是周人所作，大约形成于殷周之际。现流传下来最早的本子是魏晋时期王弼、韩康伯的《易注》。《史记》有“文王拘而演周易”之说，《易传》认为包羲氏演八卦，也承认文王作易的说法，除此以外还有神农和大舜作易等说法。西周朝（前1029~前771），始于文王。文王在位51年，姓姬名昌。姬昌即位后曾一度被商王所囚，后被释放。
“易”有变易、简易、不易，即永恒不变这三种含义。《易经》由基本符号阳爻和阴爻按每三个一组错综配合组成八种卦象，叫做八卦，它们是乾、坤、震、巽、坎、离、艮、兑，称作八“经卦”。八卦两两相重，构成六十四个符号，便是六十四卦，称作“别卦”。六十四卦中每一卦又包含有六爻，因此《易经》共有384爻构成。六爻的排列从下到上用初、二、三、四、五、上表示位序，阳爻称九，阴爻称六。卦辞是指解说卦象的辞句，爻辞是解说爻象的辞句。卦辞和爻辞的内容大致有三类：讲自然现象的变化，用来比拟人事；讲人事的得失；判断吉凶。《易经》认为，阴阳矛盾运动是天地万物的总根源，代表着世间两种最基本的相互对立的势力，自然界和人、动物一样，都是由阴阳运动产生的。
《易经》作为儒家最重要的经典之一，与《诗》、《书》、《礼》、《春秋》一起被儒家奉为“五经”，它不仅对儒家，而且对其他各家以及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各派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的许多思想都为中国古代辩证法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它提出的许多哲学范畴，如太极、两仪、道、器、神、几、言、意、象等，对以后哲学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易经》是我国古代典籍注解最多的书，仅汉以后诸史志著录的注解近700余部，加上史志未著录和近代注解可达千余部。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对它进行了研究，中国哲学史在某种意义上讲是易学史。
该经在亚洲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唐同时代的朝鲜国名“新罗”就取自“大畜”卦“德业日新”的精神；7到9世纪的日本，《易经》是学生的选修课。
法国传教士金尼阁首次把《周易》译成拉丁文，于1626年在杭州刊印。西方易学研究分为翻译类、数理类、卜筮类、哲学类等。数理类的代表是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1646~1716年)。他用自己发明的二进制数学原理来研究《周易》六十四卦卦图的数学排列顺序，结果发现中国的“先天八卦”与其二元算术原理完全吻合，认为中国古代的儒家圣人伏羲几千年前就已经运用二元算术的原理采安排六十四卦的顺序了。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和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则初步的研究了《周易》的哲学思想。《周易》对西方社会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宋]朱熹注)
、老子（春秋，前571～前480）
老聃（前571～前480），春秋末期的思想家，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姓李名耳，字伯阳，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历乡曲仁里人。为“周守藏室之史”，孔子曾向他求教礼的问题，后见周朝衰落，隐没于西方。
《老子》思想的核心是“道”。老子把道分成了“常道”和“非常道”，二者互涵，又有各自的独立性。“常道”是“惟恍惟惚”、其中“有物”、“有精”、“有信”的，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这个道是不能用通常的感观和思维来认识的，是“无名”、不可名的。相反的则是“非常道”。后者是由前者产生出来的，并内在于其中的。产生的逻辑顺序是常道生一(玄牡之门)、一生二(阴阳有无)、二生三(阴阳和；有无相生)、三生万物。常道“生”万物的“生”是自生，是自然而然的，是无为的，是对立统一的过程(“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因而常道不是一般所说的上帝、神、绝对精神、混沌、物质等。常道“生”万物以后内在于万物之中。道“渊兮，似万物之宗”；万物依赖于道，以得道为自己存在的根据：“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
道、自然、天地和人是宇宙间的“四大”，因此人也要效法天地、自然和道。效法“道”首要的是以“道”为人生的最终目标，做“善为道者”。要辨证的看待人生的功名利禄。“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获得道不能用常规的方法，要“贵柔”、“守雌”；要“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要“无欲”不争；要“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要“静观”，“玄览”，“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要“为道日损”，“绝圣弃智”，“知者不言”；要“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
同样社会也要以道为目标。“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道德规范以及各种造作有为的政治恰恰是社会动乱的祸根。因此，它主张“无为而治”，使“民无知、无欲、无为”，天下才能安定，政权才能稳固。它还描绘了一幅小国寡民社会蓝图。
《老子》构成中国传统文化深层结构上的哲学框架，其思维方式制约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魏晋玄学家把它列为“三玄”之一；道教称它为《道德真经》；医学、军事、气功、天文、养生、政治等各个领域都留下了它的印记。17～18世纪时比利时传教士卫方济和付圣泽真正将该书译成西文寄往欧洲，后来传教士进一步用它来论证上帝的存在和三位一体理论。它是中文书中被译为外文译本最多的，除了《圣经》，再没有任何一种书受到西方如此重视。
(据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8年版)
3、论语（春秋，前522~前479）
孔丘(前552~前479)，字仲尼，春秋后期鲁国人。儒家学派的创建者、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论语》是孔子弟子及后学记述孔子言行的语录体著作，它以“仁”为核心，广泛的回答了人处理与自我、他人、社会、自然的关系应该遵循的道德准则，对于后人面对人生的各种问题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启示。
从人与自我的关系看，“仁”就是因对自我的反思形成的善心，包括爱、同情、内在的快乐、宽容、理想和信念等，以及自我修养形成的君子和圣人的人格，它可以解决人生面临的精神上的苦恼和困惑。从人与人的关系看，“仁”就是对人的尊重和有同情心，忠、孝、义、信、廉、俭等是“仁”的进一步具体化。人必须“克己复礼”，“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样就可以解决人与人的关系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从社会的角度看“仁”，《论语》希望实行仁政，希望统治者，“节用以爱人，使民以时”，富民，惠民，以民为本；统治者要“为政以德”以身作则，以道德感化搞好政治；社会政治应该随着时代的变化有所损益，进行局部的修正或改良。从人与自然的角度看“仁”，人应该服从自然，遵从“天命”，同时人应该更多的关注人事，发挥主观能动性，主观努力，“敬鬼神而远之”，成就圣人的境界。
《论语》对中国文化具有奠基的作用。《论语》奠定了中国哲学重人事、轻自然，重世俗伦理、轻宗教，重实用轻抽象思辨的特点，对中华民族的人文主义、爱国主义、自强不息、崇尚气节和责任义务、崇尚改革日新及和谐的精神的形成产生很大的作用。宋人赵普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古人还有“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的说法，足见其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意义。
《论语》在东方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很早的时候，《论语》就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对日本社会的近代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论语》还对儒家资本主义模式的诞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论语》被誉为东方的“圣经”。它对欧洲启蒙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与人”是超过基督教义的最纯粹的道德；法国重农学派领袖魁奈自命为孔子的继承人，被后人称为“欧洲的孔子”。在美国出版的《人民年鉴手册》中，孔子被列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在巴黎的一次国际会议上，许多诺贝尔奖的获得者认为，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吸收孔子的智慧。《论语》是孔子留给世人的一笔宝贵的思想遗产。
（据武惠华注译《白话论语》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礼(春秋，前522~前479)
孔丘(前552或前55l~前479)，字仲尼，春秋后期鲁国人。儒家学派的创建者、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礼”是古代社会风俗和法律、政治制度等的总称。孔子对周礼进行了增减定为《仪礼》，西汉时的戴圣进一步加以整理，称为《礼记》。广义的《礼》一般指这三《礼》。
《周礼》亦称《周官》或《周官经》，周公所作，是一部记述政治制度的书，书中所记是西周旧制，同时也增添了作者自己的政治理想。《周礼》对后世影响很大，王莽改制、王安石变法，均援引《周礼》，提出自己的措施。
狭义的《礼》是《仪礼》的简称，亦称《礼经》或《士礼》，孔子所定。《仪礼》十七篇是西周、春秋时礼仪制度的汇编，记载了古代贵族冠、婚、丧、祭、饮、射、朝、聘等各项礼节。“礼”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内容，后世统治者制定仪节礼典大都以《仪礼》为根据，故其影响十分深远。
《礼记》基本是孔子弟子及其后学所记，包含了丰富的儒家思想史料和中国古代“礼”的资料，全面系统地宣扬了儒家的“礼”学，受到历代王朝和学者的重视，尤其为宋代理学家所推崇，在思想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礼记》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情况、典章制度和儒家思想的重要著作。西汉宣帝(前73~前49)在位时，戴德、戴圣从秦汉以前各种礼仪论著中辑录了两个选本，分别被后人称为《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后者一般简称《礼记》。有《曲礼》、《檀弓》、《王制》、《月令》、《礼运》、《学记》、《乐记》、《中庸》、《大学》等49篇。该书阐述的思想，包括社会、政治、伦理，哲学，宗教等各方面的内容，其中《大学》、《中庸》，《礼运》等篇有较丰富的哲学思想。
《礼记》中的《礼运》篇，约为战国末年或秦汉之际儒家学者托名孔子答问的著作，对儒家理想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作了典型的描述，故有“礼运大同”之称。“大同”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近代思想家康有为、谭嗣同、孙中山等人都曾受到“大同”思想的启迪，并以此作为奋斗的目标。
《礼》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古代社会情况、典章制度、政治，伦理、哲学、宗教等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同样受到了东西方思想家的关注。朝鲜半岛的新罗国于680年建立的国学规定上品科需精读《礼记》；日本圣德太子（574～622）颁布的《十七条宪法》倡导以礼为本。16～17世纪西方传教士向西方介绍了《礼》的内容，并挑起了中西礼仪之争，这是中西文化第一次真正的大碰撞，其影响是深远的。
(据《四库全书精华》（经部）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
、孝经(春秋战国，前505~前436)
曾参(前505~前436)，又称曾子，字子舆。春秋末战国初年鲁国南武城(今山东费县)人。“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中，孔子的弟子之一曾皙，就是曾参的父亲。曾参长大后，也受业于孔子。这样曾参父子二人都是孔子的学生。在青壮年时：“曾子衣弊衣以耕”。《战国策》卷二和《新语》说，其母在织布时听到别人说曾子在外边杀了人，她深信自己的儿子不会干出这样的坏事来，就“织自若”，而对报信的人不予理会等等。据《孟子·离娄下》记载，他的弟子有70多人，而且战国时期鲁国和魏国将军吴起也是其中的一个。《大戴礼记》中记载他以孝著称。他的孝的思想影响最大。《战国策·燕策》说：“孝如曾参，义不离亲一夕宿于外。”一般认为《孝经》是曾子托名孔子所作。
《孝经》是专门讲述儒家孝道、孝治思想的典籍，共18章。《开宗明义章》指出：“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三才章》说：“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是以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孝经》宣扬以孝治天下：“昔者明王之孝治天下也，……是以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圣治章》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圣人之德，又何以加于孝乎？”《纪孝行》说：“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事亲者，居上不骄，为下不乱，在丑不争。居上骄则亡，为下而乱则刑，在丑而争则兵。三者不除，虽日用三牲之养，犹为不孝也。”《五刑章》说：“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此大乱之道也。”
《孝经》东汉时列为“七经”之一。唐代，《孝经》被称为“兼经”，相当于现在的共同课，要求所有的读书人都研读，科举中有“明经”科，《孝经》是必考的。它在民间也产生了广泛影响，是研究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参考书。
日本701年制定的《大宝令》规定，大学和国学以《孝经》等教授学者。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开始变法维新，要求“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妇主和，朋友有信”，使其在近代日本仍然发挥着影响和作用。新罗统一朝鲜后，于公元682年设立国学，以《孝经》为必修课。公元935年高丽王朝统一朝鲜，强调以忠孝治国。《孝经》已经融入东方文化传统之中，至今还发挥着作用。它还和其他儒家经典一起传入西方，对西方产生了很大影响。
(据《四库全书精华》经部，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版)
、易传(春秋战国，前502~前479)
孔丘(前552或前55l~前479)，字仲尼，春秋后期鲁国人，儒家学派的创建者、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传统说法认为孔子作《易传》，又称《易大传》。《论语·述而》中说：“子曰：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亦有“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
《易传》是对《易经》的解释。它包括《彖》上下、《象》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杂卦》，也称《十翼》。《易传》指出该书得出宇宙发展规律的方法是观象的方法。“《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观象的方法，以体验和直觉为基础，观察万物的形象，进行对比和类推，抽象岀共同的属性，进行概括，形成动态的、系统的、开放的符号体系来说明事物的产生和发展。这个体系就是以阴阳为基本的属性，进而发展岀八卦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再由八卦推演岀64卦。不同的事物依据各自的属性和类别可以归到八卦之中。这样一来八卦系统就成了宇宙万物的根据：“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事物的起源是：“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运动规律是“一阴一阳之谓道”，“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而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事物变化的原因是事物间的矛盾运动；事物都是以矛盾对立的方式存在的；八卦的结构是事物的基本结构。
《易传》认为易是人生修养和行事的依据。人类社会是宇宙发展中的一部分，人类要摹拟自然变化规律来构架人类自身。“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易》为社会尊卑主从设定了一个合理的根据。“《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人说话和行动、搞创造发明都要以易为标准。
《易传》使《易经》进一步哲理化、儒家化，它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吸纳了道家的思想，后来的各派思想都从它那里吸收思想的营养，成为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它是目前发现的研究《易经》最权威的解释，其观念遮掩了《易经》本身的涵义，其影响甚至超过了《易经》本身。
(据《中国易学预测学》，红旗出版社1991年版)
、中庸(战国，前483~前402)
子思(前483~前402)，姓孔，名饭，字子思，孔子的孙子，后代尊为“述圣。”战国初年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子思是儒家里承前启后的人物，孟子继承并发展了他的思想，成为儒家的“思孟学派”。
《中庸》说出了孔子说得比较少的自然宇宙、人性、天命，构建了一个天地人一以贯之的理论体系。这就是“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其核心概念是“中庸”和“诚”。“中庸”就是“中和”。它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朱熹注曰：“中为道之体，和为道之用。”中和是涵盖并横贯天地人的“道”。“诚”也是道：“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从天道来看中和，中和是宇宙自然的本体、贯通一切的“达道”，生成万物的本源和依据与原因，是自然万物各安其位得以自立本性和本质的依据。从人道看中和，中和是人的先天本性和后天人性的统一。它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喜怒哀乐这些人性的表现，在未表现出来的状态即是“性”自身。中和是最高的道德，是人的最终理想和圣人的目标的外在表现。能够“从容中道”就是圣人。
《中庸》把“诚”作为世界的本原，把对“诚”的追求作为“人道”的准则。从天道来看“诚者，天之道也”，“自诚明谓之性”，“诚”是天的“本性”，是天地万物皆赖以存在的根本，“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诚作为天地的本性也是人道和道德的根据。“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诚”是人的先天的道德观念，人如果充分地把“诚”体现出来，达到至“诚”的境界，就可以与天地共存了。可以通过“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方法，既尊重固有的德性，又重视问学的积累以达到最高的精神境界。
《中庸》弥补了儒家传统观点对宇宙、人性本体认识的不足，弥补了儒家思想抽象思辩不足的缺陷，寻找到了儒家道德的形而上的自然和宇宙论的根据，把道德提升到了超越的层面上来，对宋明理学的兴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代理学家将其列为“四书”之一，大大提高了它的地位。程颢、程颐把《中庸》奉为“孔门传授心法”。它后来作为儒家和理学的重要经典影响了朝鲜和日本。1687年，巴黎出版了拉丁文译本的《中庸》，对欧洲思想界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据《四书章句集注》，宋代朱熹撰，新编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
、庄子(战国，约前4世纪末~前286)
庄子(约前369~前286)，名周，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东北)人，战国时期著名的哲学家，道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相传楚威王想用重金聘为相，但他却不去，后“终身不仕”，自甘于“隐君子”的卑微地位。
《庄子》分《内篇》、《外篇》、《杂篇》三部分。
《逍遥游》的主旨是讲人应该如何才能达到逍遥自由的境界。庄子认为，人生种种苦恼和不自由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的愿望和要求的实现条件对人“自由”的束缚(有待)和人们总是有自我意识和对象意识，区分是非、善恶、苦乐、祸福，计较得失(有己)。要做到“游无穷者”，就必须做到“无己”、“无功”、“无名”。只有无己、无功、无名，才能真正达到精神的绝对自由。
《齐物论》的主旨是讲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如果要达到解脱逍遥，就必须齐物。《养生主》的主旨是讲人生观，即养生之道或原则。养生的原则，就是要“缘督以为经”，即顺乎自然的中道。又以“庖丁解牛”等具体说明。
《人间世》的主旨是讲处世哲学，提出了“心斋”，认为耳目心智无法认识道，只有“虚静”才能认识道。该篇寓言告诫人要“安之若命”；有为必有害，无用、无为才是福。《德充符》说明全德之人，对外物就是“因”、“顺”、“和”。
《大宗师》的主旨是讲“道”和如何“修道”。道是有情有信，无为无形，自本自根的；是能“神鬼神帝，生天生地”的。“古之真人”是天人合一的代表。“坐忘”可以达到天人合一：“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
《应帝王》的主旨是讲政治，即治天下。庄子通过寓言来强调“无为”的重要性。篇中最著名的一个寓言就是“浑沌”。
《肱箧》认为“圣人生而大盗起”，“天下每每大乱，罪在于好知”。篇中还揭露了当时“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现实。《秋水》篇中提到了物质的无穷性、时空的无限性和事物的特殊性。《知北游》篇认为“道”是万物的“本根”，还用气化说明宇宙的形成和人的生死。《则阳》篇中论述了关于矛盾对立面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思想。《天下》篇介绍了先秦几个重要学派。
《庄子》到魏晋时成为玄学的“三玄”之一，玄学、佛教、道教及宋明理学较多地吸取了其中的思想。它对后世的政治影响也很复杂。其自我陶醉的人生态度为历代失意知识分子所崇尚；而历代统治者也较多地取其思想。《庄子》在文学上也有极高的价值。它那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创造性的寓言，辛辣讽刺的笔调，生动逼真的描绘，丰富多样的句式和词汇，在中国散文史上留下了重要印记。现代东西方的科学家很注意研究老庄学说对量子物理、混沌理论、环境保护的积极意义。
(据《中国哲学三百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孟子(战国，前372~前289)
孟轲(约前372~前289)，今山东邹县人，曾受业于子思之门人，为战国中期儒家学派的主要代表，哲学家，政治家。孟子使儒家成为“显学”，并使儒家学说更为完善，被封为“亚圣”，唐宋代以后更被看成是儒家道统的真正继承人。
《孟子》中最著名的思想是它的“性善论”。它抓住了人的精神生活的根本，即人人都有“良知”，良知表现为“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四德。这四种道德情感是社会的产物，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地方，所以人性是善的。《孟子》告诫：人不应该拘泥于人的自然品质，把它看作自己的本性，而应扩充“善端”，经过“集义”和“养浩然之气”就可以成就“仁”的人格，理想的人生是能够实现的，“人人可以为尧舜”。人心的功能就是对良知理性的反思，这就是“反身而诚”也就是“尽心”。尽心以后，人就可以获得心理的平衡，可以很好地处理人生中的各种问题，尤其是“义”和“利”的关系问题。在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的情况下，要“义”在先，这样就是“知命”“知天”。人遵守道德的要求可以获得比人世利益更高的奖赏——“天爵”。君主遵守道德的要求就可以实行“仁政”。“民贵君轻”，“仁者无敌”，得民心得天下，这是政治得以长治久安的根本。
《孟子》对中国文化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很多方面发展了孔子的儒家学说，使孔子的思想更加完善，更加哲理化，更加具有实用的意义。“性善论”激励人奋发改变自己，积极向上；尽心说强调人的认识的能动作用，张扬了理性；仁政学说对中国的政治生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至北宋程颢、程颐起，理学家将《孟子》由“子”入“经”，列为“十三经”之一，《孟子》的经典地位遂得以确立。程颐说“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朱熹说:“四子，六经之阶梯。”主张按由易到难的程序，先读“四书”，再读“五经”。朱熹指出：“四书”是直接的孔孟之道，而“五经”则是孔孟以前的“先王之教”。他说：“今欲直得圣人本意不差，未须理会《经》，只可《论语》、《孟子》中专意看他。”朱熹又打比方说：“《语》、《孟》、《中庸》、《大学》是熟饭，看其它《经》是打禾为饭。”经过宋代的显扬，《孟子》作为“四书”之一，逐步东传日本等国，远播西欧，对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的贡献，成为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经典之一。
（据东汉赵歧等注《孟子》，中华书局1998年版）
、淮南子(西汉，前179~前122)
刘安(前179~前122)，淮南王，汉高祖刘邦少子刘长的儿子。刘长谋反死后，汉文帝封刘安为淮南王。“安为人好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德拊循百姓，流名誉”。他常对中央帝国心怀怨恨，欲谋反，常施恩惠于民众，以争取民心。后以谋反事发而自杀身亡。
《淮南子》又称《淮南鸿烈》。“鸿，大也；烈，明也。以为大明道之言也。”该书作者并不仅仅为刘安一人，是他组织苏飞、李尚、田由、雷被、毛披、伍被、晋昌等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合编的著作。
据《汉书·艺文志》载，《淮南子》内21篇，外33篇。现存仅《淮南子》21卷。该书内容庞杂，混有阴阳家、儒家、法家等各家思想，但中心思想是阐发老子的道家思想。《淮南子》的总体思想原则，集中表述在《要略》篇中，对全书各篇大意分别作了概括，综述了孔子、墨子、管仲、晏婴、申不害、商鞅和纵横家等思想家或学派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渊源。《淮南子》对诸家学说都有所继承，体现了熔铸百家于一炉的态度。
在哲学思想方面，其最高范畴是“道”。“道始于虚霩”，“道始于一”。历史观上，《淮南子》叙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致历史，认为人类生产的操作技术在不断地更新，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法度、礼乐等也与时变化，反对“法古”、“循旧”的观点，认为“先王之制，不宜则废之”，“法与时变，礼与俗化”，主张社会发展变化的历史进化观。它还看到了社会历史中民众的智慧与力量方面，指出个人的能力相形之下是非常渺小的。《主术训》载：“夫乘众人之智，则无不任也；用众人之力，则无不胜也。”《淮南子》还试图以经济生活来说明道德的起源，认为“夫民有余则让，不足则争。”在认识论上，《淮南子》认为人是具备认识能力的，外物被人反映后便可以产生认识，“物至而神应，知之动也，知与物接而好恶生焉。”认识的最终追求是：“通于太和而持自然之应者，为能有之。”
《淮南子》以广博的涵量保留了十分丰富的古代神话、传说，为我们研究中国早期社会的发展、文学艺术的产生以及早期思维等均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该书吸收先秦诸家的史料，编辑成书，因而也保留了诸子百家的引文或史料，特别是在先秦典籍大量佚失的情况下，就更显示出它的特殊价值。《淮南子》适应了汉初政治多元化的思想潮流，同时也蕴含着由多元转向单元政治思想的因素，这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历史作用，其理论意义是重大的。
(据《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58年版)
、春秋繁露(西汉，前170~前104)
董仲舒(前170~前104)，西汉哲学家，政治家，广川(今河北景县董故庄)人。汉景帝时，董仲舒因为研究《春秋》成为博士，学习和教学非常刻苦，留下“三年不窥园”的美名。前134年，他因为《举贤良对策》，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采纳。后回家著书，朝廷每有大事，都要去问他。死后，武帝出游途经其墓地，竟为之下马致哀，墓地被称为“下马陵”。
《春秋繁露》中“天”是最高的哲学概念，“天者，百神之大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天亦人之曾祖父也”；“天者，万物之祖”。“天人同类”：“以类合之，天人一也。”“人副天数”：“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因而人类社会要以自然法则为自己的根据：“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天为君而履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刑者，德之辅，阴者，之助也。”君王如此行事，“故天瑞应诚而至。”倘若君王不行德政，便会激起天的震怒，出现水旱灾、火灾、虫灾乃至地震、月蚀之类，以示苍天对君王的警告与惩罚。每一个新王朝受命于天，必须依据黑白赤三统，改正朔，易服色，进行新王改制，但“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
该书认为人们认识的目的是寻觅天意，而不是认识事物及其客观规律。提出“君子察物之异，以求天意”，认识的目的是“体天之微”。人们的认识即通过“察物之异”达到“观天道”。同时，他还指出“天意难见”，“其道难理”并非一般人都能认识天道，把握天意，只有“不学而自知”的圣人，才能够“视天冥冥，听于无声。”认识天意可以靠名：“名则圣人所发天意”，“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名号异声而同本，皆鸣号而达天意者也。”
《春秋繁露》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与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在儒家思想的基础之上，吸收了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对先秦儒家思想进行了第一次改造，建立起新的思想体系，成为汉代的官方正统哲学，对当时社会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历史等问题，给予了系统的回答，为汉代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从汉代起，以《春秋繁露》为标志，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经改造后遂成为官方的正统哲学，对整个社会习俗和观念产生巨大的影响。它在中国哲学的发展史中占据重要的历史地位，历史意义深远。该书是韩国《新东亚杂志》1980年1月专刊介绍的中国古代100部作品之一，该刊肯定了它对朝鲜社会的影响。
(据《春秋繁露义证》，[清]苏舆撰，宣统庚戌刊本)
、梅花易数（北宋，公元1011～1077）
邵雍（1011～1077），北宋哲学家，字尧夫，谥康节，共城人（今属河南）。他构建了一个先天象数学的思想体系。《梅花易数》是其中应用的部分。除此而外《皇极经世书》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探讨。
该书是邵雍哲学理论的具体运用。他认为宇宙的发生过程是一个象和数的演变过程。太极是一，一生二，二则神也，神生数，数生象，象生器。包括社会历史都是象数的演进过程。自然的可以运用象数体系的易学解释世界的任何事物。该书坚持太极、万物、心合一的本体论概念。《玩法》说：“一物从来有一身，一身还有一乾坤；能知万物备于我，……天向一中分造化，人于心上起经纶”。“天下之理无形迹，假象以显其义。”“天下万物无非数。”“易中秘密穷天地。造化天机泄未然。”
《梅花易数》的理论特色之一是灵活多样的起卦方法和断卦方法。如卦数起例：卦以八除，爻以六除；年月日时起例；字占、服饰占、声音占等。断卦有体用、五行、卦气、灵应等，对断卦时的主观能动性的重视和探讨也是该书的一个理论贡献。它的另一特色是对事物属性的研究和对起在八卦中的归属问题的探讨。如乾卦，乾有健知之义，于马之类见之，其象包括：天、父、老人、官贵、头、骨、马、金、宝珠、玉、木果、圆物、冠、镜、刚物、大赤色、水寒。
《梅花易数》记载了不少预测的实例。如观梅预测少女折花跌伤股骨的例子。邵康节与朋友在观赏梅花的时候，突然看见二只麻雀在一树枝上争斗，两鸟相继坠地。得到《泽火革》变《泽山咸》卦。据此，邵康节果断得出结论：明天晚上，一定有一位姑娘来此折花，有人去追赶她，姑娘，惊慌坠地，跌伤股骨。革卦，上兑下离以兑为体，兑为金为少女，下离为火。金被火克，金必伤，即少女受伤。互卦上乾下巽，也是金克木，而巽为股，所以少女伤在大腿股骨上。幸变咸卦，咸的下卦为艮、为土，兑金(少女)得此土生，虽伤不致大凶。除此以外还有西林寺牌额占测等等。
《梅花易数》涉及到拆字、星占、侯占、音占、风角、六壬等科，对于易学预测，有重大贡献，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部真正的奇书，是我国象数学的一件无与伦比的瑰宝。它一直被历代帝王，民间公认为是占卜和预测的理论依据，与“易经”“麻衣相术”一并成为中国相术预测学的三大奇书。该书在象数易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丰富了相同象的范围，丰富了数字的意义和实用价值，并使数字上升到事物的本质的地位，使数字带上了神秘的色彩，是宋代象数易学的代表作之一。
（据广西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
16、太极图说(北宋，1017~1073)
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北宋五子之一，宋明理学的创始人之一。因筑濂溪书堂于庐山之麓，后人遂称濂溪先生。很小就成为孤儿，依靠做龙图阁学士的舅父郑向生活。历任郴县令、桂阳令、南昌令、虔州通判、比部员外郎、广甫东路刑狱等，后以疾乞知南康军。晚年定居庐山莲花峰下，不久去世。其所创立的学派称濂学。哲学著作主要有《太极图说》和《通书》，另有少数诗文，后人编为《周子全书》。
《太极图说》全文仅250余字，是对《太极图》的说明。该书以《道藏·太极先天之图》为蓝本，吸收佛教《阿黎耶识图》，承传五代末北宋初道士陈抟的《无极图》，把原来道士的修炼图改造为天地万物生成的图式。《太极图说》中的重要范畴较多来自《周易》，反映了当时儒、道、释三教合一的实际情况。
《太极图说》以无极－太极－阴阳－五行－万物的模式说明了构成了宇宙万物的生成问题。生成的基本原理是阴阳的对立统一，生成万物的质料是五行。第一部分说明了自太极的动静而产生阴阳，产生天地之后，具备了创造万物的材料，这就是水、火、木、金、土的“五行”，也就是五种“气”的存在形式，“五气顺布，四时行焉。”朱熹解释说：“金、木、水、火分属春、夏、秋、冬。”五行之气推动春、夏、秋、冬四季的运行，创造生物的气侯条件。五行还是万物的基本属性和质料。《太极图说》包含了后来理学的体用一源的思想因素，认为：“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可分成阴阳的属性，阴阳的辨证运动就是太极，太极的实质是无极。从生成论来看，从无极到万物是有一个生成的顺序的，但五行、阴阳、太极、无极都是内在于万物之中的。五行内在有阴阳，一样内在有太极，太极内在有无极，反过来也是一样，万物是无极由隐到显的过程，生成论和本体论是合一的。
人是万物之一，人内在有五行、阴阳、太极、无极，这是人行动和成就圣人理想的根据。与无极、太极相应，人要“立人极”，方法是“无欲”、“主静”，然后立五行：中、正、仁、义，这样人就可以应对万物。
《太极图说》将天、地、人纳入为统一体系，反映了宋代社会要求哲学回答社会人生问题和宇宙本源的问题。它糅合儒释道而建立的思想体系，具有不同于以前儒学的特色，思辨水平也高于前人。其风格为后来理学者所继承。该书由南宋朱熹整理，并作《太极图说解》，加以发挥，遂成为程朱理学的理学基础，它因此成为道学的经典文献，对以后宋明理学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法国传教士雷孝思于1834年和1839年在斯图加特出版了两卷本《易经》拉丁文译本，其中讨论了本书的内容，引起了西方的关注。
(据《周子全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17、周易程氏传(北宋，1033~1085)
程颐(1033~1085)，字正叔，人称伊川先生。与哥哥程颢共同讲学于洛阳，创立洛学，是宋明理学的真正创立者。绍圣年间，政治失意，被放归田里，一度被编管于涪州(今属四川)。由于宦途生活的曲折，观察到时政的弊害，因而将一些变革思想寄寓在对《易经》的注释中，写作该书。
《周易程氏传》，又名《伊川易传》，是程颐对《周易》的《经》部分的注释。程颐从少年学《易》，到晚年写成有独特心得的《易传》，前后作了五、六十年的研究。
该书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不能孤立地存在：“盖天下无不二者，一与二相对待，生生之本也。”“仇，对也。阴阳，相对之物，谓之初也。”“仇”有敌对对立和对子、匹配的含义。“动静相因”、“消长相因”导致事物运动：“动静相因，动则有静，静则有动，物无常动之理。”“动”比“静”更为根本：“先儒皆以静为见天地之心，盖不知动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识之?”运动是事物存在的形式：“天地阴阳之气相交而和，则万物生成，故为通泰。”由于天与地、阴与阳相互交感，万物才得以生成。同样，由于男女的相互交感，才能繁衍后代，人类才能“生息而后终不穷”。程颐具体论述了事物交感的现象，风雨润泽，日月运行，寒暑相推，整个自然界都在运动不息，充满生机。
只有运动不息的事物才有生命力。“天下之理，未有不动而能恒者也。”不“动”，就不能“恒”，即长久存在。天地造化因为“动而恒久不已”，所以才能“常”；日月星辰因为运动“恒久不已”才能“明”。运动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都有它的规律性，“天地之道，万物之理，唯至顺而已”，“顺”多少包含着按照客观规律运动的因素。他在强调“顺”循事物规律的同时，又注意到了人的作用。他说：“天下之事不进则退，无一定之理。”时间变了，事物也要随之变化；“因对而处宜，随事而顺理。”“极而必反”，要由危转安，由乱转为治，不是自然而然的事，一定要发挥人的作用，要有具有“刚阳之才”的君子的积极活动才行。程颐的“变易”思想，在其政治观上，也得到了反映。他主张“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事”。
《易传?鼎卦》提出：“去故而纳新，泻恶而受美”，表现了积极的进步思想的倾向。此书系统地反映了程颐的理学思想，是程朱学派的理学经典著作之一，对朱熹等后来的理学家的辨证思想的形成有重要影响。1314年，高丽从元朝购得书籍10800卷；1392年太学校长李穑把周敦颐－程氏兄弟作为孔子学统的继承人，进行教学。西方传教士在研究宋儒和原儒的区别时涉及到本书的内容，二程及其思想对西方也有一定的影响。
(据《二程集》中华书局 1981年版)
、朱子语类(南宋，1130~1200)
朱熹(1130~1200)，南宋哲学家、教育家，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被尊奉为“万世宗师”。字元晦，号晦庵，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侨居福建建阳，官至秘阁修撰。朱熹建立了一个完整、严密、精细的理学思想体系，成为元、明、清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宋元学案·晦庵学案》中说他：“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他受学于其父的同友李侗，深得二程(颢、颐)理学思想的精髓。
《朱子语类》是由朱熹弟子对朱熹平时讲话和答疑的记录。全书共140卷，分26门，有“理气”、“鬼神”，“性理”和对四书五经的解说等，对孔，孟、周，程、张及本人的论述以及有关历史、政治、文学的论述等。内容涉及自然科学、哲学、政治、史学等方面。是研究朱熹思想的可靠资料。
《语类》进一步论述了理气关系，认为太极是绝对的本体，是产生天地万物的本源，理与气之间具有不可分离的关系。“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理又非别为一物，即存乎气之中。”理本身又是一个独立的存在，“理在气中，如一个明珠在水里”。就具体事物来说，必须有理有气，这是理气相依不离；从“理”的角度来看，“理气本无先后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从来，则须说先有是理。”“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朱熹用“理一分殊”来说明理与万物的关系。“只是此一个理，万物分之以为体。”“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周出一源，但所具之位不同，则其理之用不一，……物物各具此理，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万个是一个，一个是万个”。
《语类》认为应该用格物致知的办法认识理。先“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然后“到那贯通处，则才拈来便晓得，是为尽也。”格物致知的主要内容是“读书以观圣贤之意，因圣贤之意以观自然之理。”通过读书领会圣人的思想，进而明白该如何行动。认识理，按理行动，还要克服“欲”：“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二者不可并存。“人只有个天理人欲，此胜则彼退，彼胜则此退，无中立不进退之理。”因此要“革尽人欲，复尽天理”。“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
《朱子语类》是研究朱熹思想的重要资料，其内容丰富，反映了朱熹的基本哲学观点。在与弟子的讲解对答中对某些观点的解释更见灵活、全面和细致。该书作为朱熹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服务于封建社会的统治，在提高人民道德水平的同时，也造就了思想禁锢。它的理和欲的观点后来被指责为“以理杀人”，足见它的历史影响。
(据中华书局1986年版)
、三字经(南宋，1223~1296)
王应麟，南宋人，字伯厚，生平事迹不详。
《三字经》论述了教育和学习尤其是道德教育和学习的重要性及学习的内容和次第。开篇就指出：“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人出生之初，禀性本来都是善良的，天性也都差不多，只是后天所处的环境不同和所受的教育不同，彼此的习性才产生了重大的差别。因此要注重道德教育，教诲一个人按照本性发展的方法，贵在教导他专心致志。父母和老师要主动承担教育的责任：“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要教育子弟多读经书：“人遗子，金满籯。我教子，唯一经。”学习也是重要的：“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蚕吐丝，蜂酿蜜。人不学，不如物。”
教育和学习的内容中，道德教育和学习是第一位的：“首孝悌，次见闻。”学习的方法首先要立志：“尔小生，宜立志”。其次要有好的开端，循序渐进：“为学者，必有初。”学习要从宋代朱熹的《小学》学起，然后学习《孝经》和《四书》。学习要心口并用，时刻不离：“口而诵，心而惟。朝于斯，夕于斯。”学习要自觉、勤奋，晋代的孙敬刻苦学习为了防止晚上读书打瞌睡而将头发用绳子吊在屋梁上；战国人苏秦读书困倦时用锥子刺自己的大腿来提神；他们都没有老师的督促，却能自觉的勤学苦练：“头悬梁。锥刺骨。彼不教，自勤苦。”勤奋学习一定会有收获，游戏懒惰绝对没有益处，这一点要特别注意，应当不断勤勉自己努力：“勤有功，戏无益。戒之哉，宜勉力。”
学习要注重实用，学习历史是为了“知兴衰”，学习历史要“考实录”，“若亲目”。学习的目地是将学到的知识用到干事业中去，对上可以辅助君主治理国家，对下可以给百姓带来恩泽：“幼而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是使自己的名声远扬，让父母感到荣耀，给祖先带来光彩，为后代留下富裕：“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
该书被称为“小型百科全书”，“中国教育的基石”。在所有的蒙学书中，最流行的便是《三字经》及《百家姓》、《千字文》了。明代著名理学家吕坤曾说：“初人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在民国时期，该书发行量惊人，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说：中国现在销行最多的书是什么，就我所观察还是《三字经》等。在今天，聪明的读者仍然选择《三字经》作为自己的人生必读书目，不得不让人惊叹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了。该书对加强道德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
(据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传习录(明代，1472~1528)
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号阳明，浙江余姚人。出身于官僚地主之家。少年时代即聪颖过人，立志要把学圣贤当作头等大事。15岁时，曾离家到居庸关、山海关等边关要塞去考察和游览，学习骑马射箭。28岁中进士。35岁时因触犯当权太监刘瑾，被贬至贵州龙场，在“龙场悟道”。他以“破心中贼”为己任，精心构筑了心学体系。王守仁死后，谥文成，因此后人又称他为“王文成公”。
《传习录》主要是王守仁的论学语录与书信集，因《论语》“传不习乎”得名，由王氏门人徐爱和钱德洪辑录。《传习录》分为上、中、下三卷，王守仁的主要哲学观点均包含其中。
《传习录》持“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宇宙观，认为“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一切都是心的产物。王守仁的朋友曾问他：“您说天下无心外之物，那么像这棵花树在深山之中自开自落，与我的心又有什么关系呢?”王守仁答道：“当你没看见这花的时候，这花对于你的心来说是不存在的。只有当你看到它的时候，花的颜色才变得鲜明起来，这花这树才在你的心中显现出来。可见，这花并不在你的心之外。”花虽然存在，但与人无关的、对人没有意义的存在和不存在是等价的，进入主观认识的事物才成其为事物，所以：“心外无物。”同样：“外于吾心，吾外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
既然如此，认识事物的焦点就是心了。“良知是天理的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因而要“致良知。”“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致良知就是知行合一：“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如见到好色时，心里就已经喜欢了，并不是见了之后重又立个心去喜欢；“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传习录》集中国古代主观唯心主义之大成，内在地蕴含了否定权威、否定教条、强调个人意志的思想因子，催生了后来的反封建启蒙运动，成为启蒙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阳明学派，在明末盛行达150年之久，受到康有为、梁启超、熊十力等思想家的推崇。桂悟了庵和尚与阳明有交，使其思想传入日本，并形成日本阳明学派，影响到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思想界，对明治维新起了推动作用。
(据《王阳明全集》上海广益书局1936年版)
中国哲学原著节选
《论语》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不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推，见子夏曰：“向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无自辱焉。”（《颜渊》）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颜渊》）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阳货》）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学而》）
子曰：“君子博学与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
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思，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泰伯》）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与其易也，宁戚。”（《八佾》）
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阳货》）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为政》）
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德，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颜渊》）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颜渊》）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尧曰》）
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中庸》）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雍也》）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先进》）
《老子》节选
第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
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第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
第四章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
第七章
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
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第八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
第十一章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第十四章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皎，其下不昧。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
第十六章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
第十七章
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第十八章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墨子》节选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人下之害，以此为事者也。然则天下之利何也？天下之害何也？子墨子言曰：今若国之与国之相攻，家之与家之相篡，人之与人之相贼，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调，则此天下之害也。
既以非之，何以易之？子墨子言曰：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然则兼相爱、交相利之法将奈何哉？子墨子言：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
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而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情不知其不义也，故书其言以遗后世。若知其不义也，夫奚说书其不义以遗后世哉？
今有人于此，少见黑曰黑，多见黑曰白，则必以此人为不知白黑之辩矣。少尝苦曰苦，多尝苦曰甘，则必以此人为不知甘苦之辩矣。今小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则不知而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辩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辩义与不义之乱也。
是故子墨子之有天之，辟人无以异乎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也。今夫轮人操其规，将以量度天下之圜与不圜也，曰：“中吾规者，谓之圜；不中吾规者，谓之不圜。”是故圜与不圜，皆可得而知也。此其故何？则圜法明也。匠人亦操其矩，将以量度天下之方与不方也，曰：“中吾矩者，谓之方；不中吾矩者，谓之不方。”是以方与不方，皆可得而知之。此其故何？则方法明也。故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上将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为刑政也，下将以量天下之万民为文学、出言谈也。观其行，顺天之意，谓之善意行；反天之意，谓之不善意行。观其言谈，顺天之意，谓之善言谈；反天之意，谓之不善言谈。观其刑政，顺天之意，谓之善刑政；反天之意，谓之不善刑政。故置此以为法，立此以为仪，将以量度天下之王公大人、卿、大夫之仁与不仁，譬之犹分黑白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实将欲遵道利民，本察仁义之本，天之意不可不顺也。顺天之意者，义之法也。”
《孟子》节选
告子曰：“性犹杞柳也，义犹杯锩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杯锩。”孟子曰：“人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杯锩乎？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杯锩也？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杯锩，则亦将戕贼人性而以为仁义与。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夫！”
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博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
告子曰：“生之谓性。”孟子曰：“生之谓性，犹白之谓白与？然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曰：“然。”曰：“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 (《告子上》)
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孟子曰：“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孟子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 （《尽心上》）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兵曳甲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污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如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途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 （《梁惠王上》）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纳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子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燃，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公孙丑上》）
《庄子》节录
《逍遥游》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厄者，而后乃今将图南。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枪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适莽苍者，三飧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惠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汤之问棘也是已。
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斥鹌笑之曰：“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耻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也？”此小大之辨也。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数数焉也，虽然，犹有未树也。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惠子谓庄子曰：“魏王贻我大瓠之种，我树之成而实五石。以盛水浆，其坚不能自举也。剖之以为瓢，则瓠落无所容。非不枵然大也，吾为其无用而掊之。”庄子曰：“夫子固拙于用大矣。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并辟光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聚族而谋曰：我世世为并辟光，不过数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请与之。客得之以说吴王。越有难，吴王使之将，冬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与并辟光，则所用之异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
惠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臃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途，匠者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庄子曰：“子独不见狸生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东西跳梁，不辟高下，中于机辟，死于网罟。今夫嫠牛，其大若垂天之云，此能为大矣，而不能执鼠。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湖北大学哲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