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吾驺 (１５８０～１６５１)

十七年(１６１９)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天启初，授编修，因其著史立论以宏扬正气为宗旨，时人称誉他为“真人才，真文章，真史识”。崇祯即位，因其“学问博敷，通达 时务”，能文敢言，晋为左春坊，充经筵日讲官，承命讲陈时务之策。

崇祯二年(1629)后金兵入窥北京城郊，何奏献退兵之策，使京城得解围。翌年又献策， 导登莱、河内两役之功，加何吾驺太子太保，晋文渊阁大学士。他在朝中推引正人，保全君子，调护言臣，尽职尽责。时温体仁久专朝政，欲罢斥不附己的给事中许誉卿，已拟旨，何吾驺助文震孟力争，遂得罪温体仁，遭罢免。何被罢官后返乡，创香山书院，以培英育秀。后学如黎遂球、陈子升、谢长文、邝露、陈邦彦等皆曾受教其门下。

崇祯十七年(1644)明亡，次年唐王朱聿键立于闽，建号隆武，屡召何出山。隆武二年(1 646)五月入直，被委为首辅，唯时局已劣，朝中政务又为郑芝龙所掣肘。何曾向隆武痛陈政务得失，对起用贤才、刷新吏治、组建新军、改革军事诸大端，多有建言。但何的建议多为郑氏集团所阻而不能实行。隆武帝被清兵俘虏遇难，何脱险返乡。首倡拥立桂王朱由榔继位，但因足疾复发，迳归香山养疴，不与闻肇庆立国事。同年冬，清兵破广州。是时顺德、香山一带仍奉绍武正朔，何密遣陈正摄香山县事，安抚流亡，图划防御，并约大学士陈子壮起兵共同抗击清兵。后因战况不利，陈子壮、陈邦彦、张家玉皆战败成仁，号称“岭南三忠” 。

   清总督佟养甲下令缉三忠余部，谓各地凡有其党潜伏而不报者，搜出即屠杀当地人民。因有人密告何起兵助陈子壮抗清，佟养甲乃下令屠香山。何吾驺闻讯即离开香山潜往广州，以免清军祸及家乡。何在广州期间策动清将李成栋劫持佟养甲向永历帝投诚，以至粤境归顺南明。功成后，他辞谢永历帝的恩赐，复归香山养病，但仍时时关注反清斗争的大局。其间曾一度应召参预朝政，但未久即因永历朝内派系纷争而愤然去职。其后，清军攻广州，何被永历帝封以太傅衔领兵抗击，掩护永历撤退入桂。因战局不利，广州、桂林先后失守，何吾驺退隐归乡。

 

    关于何吾驺、伍瑞隆的降清史实，三百年来史家都无异词，“差不多已成铁案”。（注1）但后来有人说何伍二人未曾投降清朝。笔者将历史搜集所得资料整理成文，将何吾驺、伍瑞隆的降清史实补述如下。

敬告关于何吾驺
　　何吾驺（1581—1651年），字龙友，号象冈，又号闲足道人，象冈山人。香山县（今中山市）小榄人。生于明万历辛已六月十七日。明万历四十七年已末进士，授编修。历官至吏、礼、兵三部尚书，内阁大学士。崇祯八年致仕归。清顺治二年乙？（1645），唐王聿键自立于福州，召为首辅。翌年八月闽破，吾驺归广州。十一月二日与苏观生、王应华、曾道唯等奉唐王弟聿粤称制广州，改元绍武。十二月清兵陷广州，吾驺与王应华等俱降。是年十一月十八日桂王由榔称制肇庆，改明年（丁亥）为永历元年。三年已丑（清顺治六年）春，吾驺与黄士俊同入辅政。十月罢归。四年庚寅（顺治七年）初，永历帝再次起用吾驺、晋太傅，命督师三水，兵败逃归香山。后被执。五年辛卯（顺治八年）九月十七日卒于广州。顺治十三年丙申十月葬于小榄凤山。
　　记载何吾驺降清的官私史乘的有《明史》、《御批历代通鉴辑览》、《明纪》、《三藩纪事本末》、《广东通志》、《广州府志》、《行在阳秋》、《所知录》、《绍武争立记》、《永历实录》······等。（注2）谓何吾驺未有降清，今所见到的，有李履庵（注3）撰《关于何吾驺伍瑞隆史绩之研究》（以下简称李文），分上下篇。上篇为《明督师何吾驺事略》，下篇为《明遗民伍瑞隆评传》。及香港中文大学明史研究专刊第四期抽印本马楚坚撰《明末何吾驺相国之生平与志节》（以下简称马文），现就李马二先生之文章分述于下。
　　一、《明督师何吾驺事略》
　　1940年简又文、叶恭绰等人在香港举办“广东文物展览会”，以研究乡邦文献，发扬民族精神为宗旨。时郑彼岸旅居香港，参观该展览会后，发现展览品中有五十多件有违民族精神，其中有何吾驺、伍瑞隆的展品在内。郑彼岸即写了《评广东文物展览会》一文，用“宝筏”笔名发表于上海《宇宙风》一百期。简又文根据李文《明督师何吾驺事略》答辩（以下称简文）。经过彼此论辩，郑彼岸之文章博引旁证，读者折服，论辩也就中止。（注4）
　　㈠何吾驺入祀乡贤的质疑
　　简文云：“李君（指李文）根据重要的史料多种，而以康熙四十八年广东省学樊泽达奏请将何吾驺入祀乡贤一疏为最（注5），本文所引樊泽达请祀乡贤疏，叙吾驺被执，及与成栋一段因缘，为他史所无，其言翔实，故获邀祀典，益可信也（注6）
　　查何吾驺入祀乡贤，史乘均未见记载其事，仅见于《小榄何氏乌环堂重修族谱》。（注7）光绪《香山县志》卷六，列邑人祀乡贤词者凡二十九人，亦没见何吾驺的名字列入。（注8）这份所谓为何吾驺请祀乡贤“樊疏”，很可能是未获准予。因为这份“樊疏”内容与史实不符，主要是何吾驺的降清史实。
　　郑彼岸先生对这份来源不明的所谓“樊疏”，也很有怀疑。（注9）
　　樊泽达任广东提学使期间，曾为何吾驺的衣冠啄与其原配梁夫人的合墓撰写墓碑。（注10）由此可知当时何吾驺的后人与樊氏的关系，何氏后人为何吾驺请祀乡贤，当然是件容易事。
　　（二）、关于何吾驺不入清史《贰臣传》
　　对何吾驺的降清及其不入《贰臣传》李、马二文云：“吾驺降佟养甲李成栋事，明史本传无之，并其拥立绍武一节，亦缺而不言，故吾驺不入明史贰臣传，盖有定评。”（注11）
　　清修《明史》对一些人叛明降清的事迹，则绝口不谈。一则恐犯忌讳；二则修史诸人自己已效忠清朝，岂能赧颜责人。所以很多被传人物的罪恶事迹不见于本传，却多见于有关的他人传中（见王健群《二十四提要》）。查明史何吾驺传，系附在王应熊传后，其文甚简，确未有叙及吾驺降清和拥立绍武等事。但是在苏观生传里面，对于那些事实，何尝不书。
　　清乾隆四十一年诏修《贰臣传》，所列凡一百二十人，附传三人。当中确没有何吾驺的名字。据《辞源》卷2954页贰臣条：“王朝易代之际，兼仕两朝的大臣。”又香港中华书局1976年重版《辞海》——1271页贰臣条：“贰臣谓仕二姓之臣也”。按此，吾驺乃明臣，但降清后未有仕清为官，当然不能称臣。故史家不入《贰臣传》是有其理也。
　　明臣降清后未仕清为官者固然不入《贰臣传》，而“其他虽在清朝入仕，但有明末仅仅科举等第，未入仕籍者，也不列入《贰臣传》。“（见清史研究所1986年第三期《清史研究通讯》57页，清朝的《国史列传》和《贰臣传》）志（注12）
　　二、《明末何吾驺相国之生平与志节》
　　该书撰者是据其师“何丘山教授赐以所藏资料，如何相公墓志铭、行状、家谱（注13）及李履庵之《明督师何吾驺事略》而成”。
　　何丘山，原名祥岳，后改祥鄂，丘山其字也。小榄人。何吾驺族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1983年卒于香港。
　　《何吾驺行状》撰者是明末岭南三忠之一陈子壮胞弟陈子升。陈子壮、何吾驺是姻娅关系，而陈子升又是何吾驺高第弟子。（注14）黄士俊为何吾驺撰写墓志铭是按其行状而写的。（注15）
　　对马先生文中一些问题，现提出我的意见予以请教。
　　何吾驺墓志铭
　　1959年8月小榄凤山出土之何吾驺墓志铭，铭文是何吾驺之子准道等人嘱托黄士俊撰的。（注16）士俊与吾驺通籍，后并入阁，隆武进吾驺并请“起用黄于田间”，（注17）绍武亡时吾驺与士俊同降清，永历称帝肇庆又同入辅政。（注18）后且联为姻娅。（注19）何黄由于有上述一系列关系，黄士俊为何吾驺撰写墓志铭，有关投降清朝事，当然不会据事直书，故“他在一些关键的地方，着意为何吾驺掩饰，但也不能抹掉何吾驺归降李成栋的事实”。（注20）
　　清兵初陷广州，何吾驺降清，墓志铭对其降清，故意避而不谈，只简略含糊地云：“是年冬（即顺治三年十二月），北兵入五羊”。接着是：“乡里宵人与邑令盟迹公举动以害公”。（注21）这句指的是：“陈（子壮、邦彦）张（家玉）三公为解救桂林之围，于永历元年（清顺治四年丁亥，公元1647年）正月敌后起义，务求制止清军西侵，以维抗清大业于不堕，终于桂林得以保存，而三公却为此而成仁。世以其人格，功绩之伟大而号曰广东三忠。清总督佟养甲因而恨之刺骨，下令缉拿三忠余党，并言各处凡有其党潜伏而不报者，，搜出即屠杀该处人民。于是香山县令（毛羽皇）及汉奸小人，以何相国出兵助陈文忠公抗清之事，及于三忠殉国的仍匼匼匪躬；乃举报之。于是总督佟养甲下令屠香山。此墓起铭所谓：乡里宵人与邑令盟迹公（祖国）举动以害公，于是制院（佟养甲）有屠乡之令者也”。（注22）
　　按：明末岭南三忠起义于清顺治四年丁亥正月，均先后于是年殉国。上述第二句的记述是顺治四年，即清兵初陷广州后第二年的事。
　　何吾驺拥立绍武称帝
　　有关何吾驺拥立绍武称帝，在正史野史中均有记载其事。但马文云：“闽疆既失（相公）跄踉回广州。永明王以原官召之。并无言及其于此时间之活动倾向：清乾隆十五年刊刻之香山县志，修纂者暴煜于何相国本传亦未有记载。此间实关系相国名节关键所在。论者多以为相国于此期间失节降虏，乃一民族罪人也。其果如乎？今据出土之黄士俊所撰之墓志铭证之，则失节之说不攻自破也。也又言其尝与苏观生等于广州拥戴聿粤建立绍武政权事，明史亦缺而不书，墓志铭亦无记述，是相公并无参与拥戴绍武之事可知”。（注23）
　　据《明史》卷二百七十八《苏观生传》：“适唐王弟聿粤与大学士何吾驺自闽至，南海关捷先，番禺梁朝钟，首倡兄终弟及议。观生遂与吾驺及布政使顾元镜、侍郎王应华、曾道唯等以十一月二日拥立王，就都司署为行宫。即日封观生建明伯掌兵事，进吾驺等秩，擢关捷先吏部尚书，旋与元镜、应华、道唯并拜东阁大学士，分掌诸部”。
　　又：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九三三五页：“福建旧相苏观生、何吾驺俱遁回广东，与布政使顾元镜于十一月拥立隆武弟唐王聿粤为帝，年号绍武，以都司署为行宫”。
　　上述二则记载何吾驺拥立绍武称帝的史实。马先生认为“明史亦缺而不书”，未知又如何解释？
　　至谓乾隆时暴煜修纂之《香山县志》于何相国本传亦未记载问题。
　　查乾隆《香山县志·何吾驺传》是从康熙《香山县志·何吾驺传》原文直抄，一字未改。
　　康熙《香山县志》，是香山县知县申良翰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丑纂修，共十卷，分舆地、建置、食货、秩官、宦绩、选举、人物、艺文、兵防、外志等志，由十人分别负责编辑，其中五人是小榄人，而主修者乃何吾驺之子何准道。（注24）
　　这五名小榄编者是：
　　建置志 何准道，字旦兼，号倩园，何吾驺次子。崇祯十五年壬午科举人。
　　食货志 刘相，字良倩，号彭泽。岁贡生。尝从何吾驺、伍瑞隆游。（注25）
　　人物志 何鉴，字公衡，号五峰。何吾驺族孙。康熙八年已科举人。（注26）
　　选举志 欧应辰，字宪君。康熙五年丙午科举人，海洲人（时海洲同属小榄司）。（注27）
　　从上面的五名编者可以看到他们与何吾驺的关系，他们为吾驺立传，自然笔下是曲笔回护，有褒无贬，隐恶扬善。也可以知道康熙《香山县志》的成书以过大略。
绍武亡时吾驺是否不在广州
　　清顺治二年（1645年）乙？闰六月，隆武在闽称帝。翌年四月吾驺召为首辅。时闽境告急，八月廿一日帝发延平，御营皆散，尤书十车以从，廿四日至顺昌，闻清兵已及剑津，仓皇乘马奔。从者何吾驺、郭维经、朱继祚、黄鸣俊数人。（《东南纪事》）云：何相国（吾驺）抱病“追从，坠马垂死，于是以病返学，伺思文帝音问”。（墓志铭）（注29）
　　马先生根据上述“以病返学”这一句，就断定吾驺自闽破后，就返回小榄、故广州“城破之时，相国在香山”，（注30）不在广州。
　　马先生可能一时忘记，上文自己也曾引用《明史·何吾驺传》：“闽疆既失，（相公）跄踉回广州”这一史实。
　　又樊泽达为何吾驺请祀乡贤疏内云：“十六日，（丙戌十二月）吾驺匿鱼珠，清兵踪至，大索，得吾驺及源道（吾驺长子）吏科给事中李贞等十一人，缚归广州”。（注31）
　　为什么马先生极力说绍武亡时，吾驺不在广州，问题很简单，因为当时吾驺如果确实不在广州，那就意味着吾驺没有降清的可能。
　　查吾驺有家（相府）二：一在小榄（今遗迹犹存储器，一在广州西湖里。（注32）墓志铭所云的“家”指的是小榄抑或广州，现在谁也设能肯定。自闽破后，清兵长驱南下，广州一时成为南明的政治活动中心。时吾驺在粤，“果闭门不问天下事乎？非也”。（注33）这说明它当时还活跃于政治活动，其活动不在广州，是在何处？
　　关于李成栋叛清
　　李成栋叛清事，官私史籍均有记载。今据乾隆诏修之《贰臣传·李成栋传》摘录一段：“先是，成栋与养甲兵定广东，以部众争功，渐生隙，至是养甲奉诏总督两广，而已仅得虚衔，疑养甲有意抑之，怀叛志，明年（戊子）正月，江西镇金声垣遗书成栋，约期举兵。成栋遂据南雄叛，纳款由榔，迎之驻肇庆，受伪爵为惠国公”。
但马先生对李成栋叛清曰：“相国密通书于故吏潘曾纬，洪天巀相机说成栋举事（《樊疏》），（注34）盖进行策反成栋以抗清也”。（注35）
　　何吾驺墓志铭有关李成栋叛清的记述云：“督公李， 我朝宿将也，素仰重公，飞书约束，至有扶持语，公遂入五羊,密谋观变.引类触端，精诚布护，脉脉苦心，一时共事，莫测其故。一日，督公引公偕余（黄士俊已降李成栋，这是他自称）就议密室，公亟相率下拜，曰：公言及此，我太祖高皇帝之灵，宗庙社稷之福也。于是督公下归为版藉，迎乘舆，以端州行在所，复睹威仪，伊谁之赐乎？”（注36）
　　上面马文和墓志铭，都说成李成栋之叛清反正归功于何吾驺策反所致。但马文（引用李文）不知所据何来？史籍未见记载吾驺策反事，即使有之，只不过是功过之分，但何吾驺的失节降清污点，百世终难洗刷！
　　关于何吾驺的死所问题
　　对何吾驺的死所问题，马文云：“相国之死、流俗传说纷纭。何氏家谱本传谓其督师三江，两藩陷粤，三水兵败，卒于乱军；阮元《广东通志》亦称其失踪于乱军；樊泽达请祀乡贤疏则称时平南王尚可喜以（相国）昧于时势，屡起抗命，就缚之日，尤徒崛强自负，触忤威严，遂处以极刑，磔死广州府署；永历史录谓期逃入海中死；爝火录却谓其投诚恐后；小腆纪传亦谓其雍发降，久之，卒于家。现据墓志铭可以证明所说均误，相国不但如明史本传所云“卒于家”，而且是殉节而逝”。（注37）
　　今录墓志铭记述有关其事，云：“遗骸在殡，已阅六载，首丘之地，亦久自定”。（注38）从铭文看，吾驺是死地异地，并非卒于家。吾驺擅堪舆术（据吾驺五世孙何大佐著《榄屑》）生前已选定自己死后归葬之所，故有“首丘之地，亦外自定”语。对“首丘”的解释《辞海》卷四3437页“首丘”条：。“丘是狐窟穴根本之外，虽狼狈而死，意尤响此丘。因称不忘故土或死后归葬故乡为首丘。”又香港中华书局1976年重版《辞海》1495页“首丘”条：“······世因谓反葬故乡为归正首丘”。
　　1959年9月4日《羊城晚报》秦越撰写之“一页晚明史料的新证——记小榄发现的何吾驺遗骨”一文，也提到：“······何吾驺死后在外间停榇达六年之久，才由其子准道等人扶榇回小榄营葬”。
　　关于何吾驺之死，马文认为：“初败于三水，再败于河清圩，突围后尚筹募粮饷，欲运桂以效命再起，以全广沦陷，欲进不得，乃闢室自锢，绝食殉节而逝。”
　　墓志铭对吾驺受命督师三水，战败归里至被捕、而卒的过程记述得很详细。云：“奉召晋太傅，赐公剑印，会师三江，夹击累捷，方尚进握关韶，而军糈告匮，奸帅欲自要动，不发一粟，并公所题请事机，设措诸饷，皆一手扼之。公不得已，旋师里中，而省公溃围矣。公自分以死报国，不肯一易颜色，至锢之陋室中，备诸摧折。而公劲气直节，凛凛难犯，流离颠沛，作诗歌自遣，皆绝命殉国语。得疾，不药，端座奠楹，应上帝紫烟之命，从容仙逝”。（注41）
　　墓志铭的记述，显然是吾驺被捕后，被禁于陋室，受尽摧折而死的，怎能说成“闢室自锢”呢？
　　再看一下李文所述：“吾驺入南海，拟运粟五万石入桂，以海道为患不克。五年（顺治八年）辛卯八月，清兵掠顺德香山，十一日吾驺遂被执，两王（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罚吾驺帮助军费一千万，吾驺无以应，发海道判住”。（据麦铟然《遥识篇》注42）（注43）
　　墓志铭与李文，均说明何吾驺是三水兵败归里后被捕的。
　　综上所述，李马二先生的文章，认为官私史乘的记载均不足信，唯墓志铭、行状，家谱和祀乡贤疏才可靠。当然这些史料为了解研究其人生平事迹，以及有关其它史实是值得参考的，应是第一手资料，是有助于史实的考证。但关系到丧失民族气节，屈膝投降，成为千古罪人的问题，这些问题，相信墓志铭、行状、家谱和祀乡贤疏是不会据事直书的。
　　马先生的文章，并非有所发现新的或足以证明，又可靠而有说服力的史料，这怎能令人信服。历史是无情的，忠奸要分明。倘真个推翻三百年的前案，而为古人昭雪，必须另拿来充分可靠的证据来！
　　关于伍瑞隆
　　伍瑞隆（1585——1666年）字国开，号铁山，明天启元年辛解元，崇祯十年丁丑科副榜，授化州教谕。聘修高州郡志，以信史称。擢翰林院待诏，迁户部主事，再迁员外郎，管仓场，十五年壬午官河南大梁兵巡道，旋署藩臬两司。清顺治三年丙戌十一月，广州唐王立，拜太仆寺正卿。十二月清兵陷广州，瑞隆降。后归里，闢玉溪园、白燕池于所居之南，与诸名流唱酬无虚日。晚年隐于邑南鸠艾二山间，故自号鸠艾山上。诗书画皆工，尤擅书墨牡丹，世宝之。著有《临云集》等十余种。寿八十有二。
　　关于伍瑞隆降清事，简又文引用李文云：“至于伍瑞隆投降一案，李君力引证据，确断其于丙戌广州陷时不在广州，事实昭彰，论断亦简易······广州破时（丙戌）瑞隆确身不在粤，何能投降乎？何能观子壮行刑乎？”（注44）
　　上述论述，郑彼岸先生已答辩得很清楚，可参阅《中山文献》第二期，毋须再述。
　　现补充关于伍瑞隆于广州初陷时确在广州的史实。
　　1981年，笔者参与《小榄镇初志》的编写工作。为搜集整理伍瑞隆事迹，于是年6月9日，与编写组高华载（现任小榄镇镇长）、何锐志及杜炳等同志特意到大榄（瑞隆原属小榄乡大榄村人）拜访了伍瑞隆族人伍伟明君（伍瑞隆嫡裔后人现在韶关工作），承其将家藏《伍氏家乘》和《伍氏族谱》给我们看。两者皆抄本，均完整无缺，所记瑞隆本传两者内容相同，传内记载了南明绍武朝瑞隆的事迹。这些史料是其它史乘所无，可填补瑞隆有关南明史料的不足，并有助于考证其生平史实。
　　是日，承伍君的热情陪同，我们还参观了瑞隆所闢之玉溪园、白燕池和瑞隆故居遗址。由于沧桑屡易，其园已废，池犹存，现变为农家鱼塘。
　　清瓦小榄诗人李铎有《过玉溪园》诗曰：
　　一代风流想在兹，野园流水至今思。
　　洲烟夜月空渔笛，轩雨春灯散客棋。
　　壁上剢虫疑解字，林中啼鸟似能诗。
　　吾家宋伯同游地，倚醉沈吟白燕池。
　　（按：吾家宋伯即明南京礼部尚书孙李宸，李铎是其族孙。诗见乾隆《香山县志·诗文》）读后，顿感一代胜迹，徒供后人凭吊面已！
　　今将《伍氏家乘》瑞隆本传（注45）全文抄录于下：
　　十世讳瑞隆，字国开，号铁山，系奎堂公长子。由痒生中天启辛科解元，崇祯丁丑科明通进士，仕至河南大梁兵巡道兼藩臬二司，河盐守驿等道，前按察使司副使，户部员外郎官。广州唐王立，特进太仆寺正卿，中议大会。娶南海万历辛丑科进士、四川道监察御史潘珙公胞妹，诰封正四品恭人；晋封正三品淑人。子二人：长曰嵋雪，次曰兰雪。女二人：一适本乡陈献子、一适本乡何实生。公生万历十三年（1585年）乙五月初六日，终康熙五年（1666年）丙午十月十一日戌时，享寿八十二岁。潘氏生万历九年（1581年）辛戌正月二十日亥时，终天启三年（1623年）戌亥正月十九日子时，享帮四十三岁。合葬于大榄飞驼山始祖墓左涵斋奎堂两祖墓域内，坐丁向？兼午子之原。
　　关于伍瑞隆曾任太仆寺正卿的事迹，在民国二十三年甲戌（1943年）小榄第三届菊花大会“甲戌大榄菊花会小引”内亦有叙记其事，曰：“访沙溪之逸士，高格不让名花。仰太仆之丹青（伍瑞隆擅画，注46），妙翰馨传艺圃”句。（注47）
　　这一叙记，可说明《伍氏家乘》和《伍氏族谱》对于伍瑞隆在绍武时确实做过太仆寺卿这一史实可作佐证。
　　《伍氏家乘》是编于民国十三年甲子（1924年），李履庵《明遗民伍瑞性评传》是撰写于1940年间，其评传末云：“瑞隆卒年不可考，以予经见瑞隆卒八十四，当可信也”。（注48）未知李先生所据的是那一家的（伍氏家谱）？随后之1941年版《广东文征作者考》和1985年版《岭南历瓦诗选》均书瑞隆卒年八十四。皆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