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仗更大的意义在于，这是封建制与郡县制相抗衡的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也可以说是封建制最后的一次倔强的抗争，从此之后，中央集权的能力进一步提升，而诸侯国的势力逐渐萎缩，直至汉武帝时，一纸推恩令的施行，逐渐将诸侯国沙弥于无形之中，中国历史也从此踏上了中央集权郡县制这一行政框架。
楚汉相争，刘邦赢了项羽，把39郡的秦朝天下接收了下来。
打天下很过瘾，治天下却伤脑。作为与秦始皇同时代的人，刘邦亲眼目睹了秦因废弃封建制力推郡县制却二世而亡的惨烈，也亲眼目睹并参与了西楚霸王完全废弃郡县制力推封建制却更迅速覆亡的悲剧，如今天下到了自己手里，该怎么办？
刘邦左思右想，效法秦始皇，自己倒是可以做名副其实的老大，可跟随自己打天下的那帮功臣，哪个也不是善茬啊，不给他们点甜头，他们联合起来，分分钟能把自己掀翻了；可要是效法霸王，自己辛苦这么多年，到最后只混个名义上的天子，实在不甘心，况且，也难保这些人就能安生，大概率还是要混战一番。
刘邦最后决定，自己留下15郡的土地，作为汉国的直接管辖地，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其余二十四郡分封韩信、彭越等功臣集团，建立诸侯国，称诸侯王，受皇帝羁縻。
所谓羁縻，也就是笼络控制，是一种怀柔的政策，而非强制。
刘邦想的挺好，但事实上，这些功臣一旦受封诸侯王，建立自己的封国，野心是必然膨胀的，很多异姓王开始造反，刘邦没办法，只能东奔西走，一一剿灭异姓王，刘邦得出的教训是，非我刘姓者，确实不能封王啊。所以，他并未把收复的那些异姓王的封地收归中央直辖，而是改封给了自己的同姓子孙，并且和朝中大臣做了一个誓约：非刘姓者，不得封王。
刘邦以为都是我自家子孙，这下可以安稳了。事实证明，刘邦还是高估了人性之善。刘邦死后，吕后专权，打压刘氏子弟，并且封了几个吕姓为王。吕后死后，经过几番明争暗斗，受封为代王的刘邦第四子刘恒上位，即为汉文帝。
汉文帝上位后，将着眼点放在了内政上，励精图治，兴修水利，安定百姓，厉行节俭，开启了“文景之治”的发端。在对待诸侯王势力不断强大的问题上，他采用以德服人的方式，被吕后贬斥的刘姓王公也恢复了他们的爵位和封地，对于跟随父亲刘邦开国的功臣们分别赏赐、分封。这样汉文帝巩固了自己的皇位，也使得朝政平稳。
汉文帝施行的宽仁薄赋，休养生息之政，一方面使国内形势大为好转，但客观上也对诸侯王势力的发展起了催化作用。诸侯王在这种宽松的政治氛围中慢慢坐大，开始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有的诸侯王并不以汉文帝的宽仁之心就消除了反叛之心，毕竟，同为刘姓，你一个代王就能坐上皇帝的位子，那我也可以啊。
汉文帝三年（前177年），济北王刘兴居率先发动叛乱，开启同姓王武装反抗汉廷之先例。汉文帝派兵镇压，叛军土崩瓦解，刘兴居被俘自杀。
三年后，淮南王刘长又举起了叛旗，但尚未行动，即被朝廷发觉。文帝传刘长入京，罢去他的王位，发配蜀郡。途中刘长绝食而死。
这两件事让朝中有识之士警醒地察觉到诸侯王作乱的危机并未随着汉文帝的仁政而消失，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若不采取主动措施，日后必成祸乱。
贾谊就是有识之士的主要代表。贾谊曾写《过秦论》，深刻剖析了秦二世而亡的原因，提出了诸多历史教训。他对政治体察深入，眼光犀利，面对汉文帝的无为而治，贾谊迫切希望加强帝国的统治力，时年28岁的贾谊写出《陈政事疏》（即《治安策》），鲜明地指出，其实亲疏并非主要问题，同姓诸侯王并不比异姓王更可靠，在利益面前，谁都有可能选择叛乱。这确实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诸侯称王建国体制的重要问题。他还特别具体指出，一般是强者先反叛，弱者跟随，最后威胁帝国统治。对此贾谊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众建诸侯王而少其力”，也就是既然取消不了诸侯王国，那就在现有的诸侯王国中多多分封诸侯，达到分割诸侯王国势力的目的。
应该说贾谊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十分克制而冷静的，因为他清晰地知道，如果突然而武断地宣布取消诸侯王国，势必激起汹涌的反抗浪潮，可能酿成不可挽回的局面。
对贾谊的见解，汉文帝也十分欣赏，但汉文帝的施政重心正放于稳定政局，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即使是克制而冷静的逐步削夺诸侯王国势力的举措，汉文帝也不能轻易付诸实行，他只有耐心等待合适的时机。直到文帝十六年（前164年），齐文王刘则死，无子嗣位，文帝趁机将最大的齐国分为六国，又封刘长的三子刘安、刘勃、刘赐等为王，将淮南国一分为三。
贾谊关于众建诸侯的建议，至此才得以实施，但皇权和王权的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分权和集权的问题依然存在。
贾谊是一个有政治眼光和思想的人，但他的仁途并不顺利，他担任过的最高职务是太中大夫，大概就是个从四品的文职官员，在皇帝身边以备咨询，后来他被任命为长沙王的太傅。贾谊一直认为自己的政治抱负不得施展，在他33岁的时候自杀而死，也真是可惜了这么一位杰出的政治人物。
除了贾谊，还有一位大臣名叫晁错，也敏锐地察觉到了诸侯王国的问题。
晁错在历史上多被归入法家，少年时曾师从张恢学习法家思想，据说他曾深研商鞅和申不害的著作，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具备系统而条理地分析问题的务实性格，主张严厉打击诸侯王国势力，总之，他很符合法家那种强势、严峻的性格特征。
晁错在汉文帝时只是普通官员，他抓住了一次汉文帝“策问”的机会，那时贾谊已死，参加对策的一百多人中，以晁错的《举贤良对策》为最好，深得汉文帝嘉许，由此才由太子家令升为中大夫。
晁错在看到诸侯王国存在的巨大威胁后，就曾多次上书汉文帝，提出了削诸侯和改革法令的建议，甚至指名姓地指责吴王刘濞的罪过，建议削其国土。对比贾谊的解决方法，晃错的建议无疑是激进的，汉文帝虽然十分赏识他的才华，但始终未采纳他的建议。
但晁错这番表现，也取得了意料之外的效果，那就是赢得了太子刘启的赏识，另一个后果是，他突出表现出的才能，也为自己树立了一批反对者，比如袁盎等大臣就对晁错持反对态度。
终汉文帝一朝，晁错并未得到施展抱负的理想， 他只能等到太子刘启继位，也即景帝，才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时代。
公元前157年，太子刘启继位，即汉景帝。
汉景帝甫一上任，即提拔晁错为内史，没多久又升晁错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仅次丞相，力压九卿，晁错一时成为朝堂之上的亮眼人物。
所谓御史大夫，职责是辅助丞相，总理国政，多从皇帝左右亲信中任用，名义上是丞相的副职，但皇帝不可能什么事都差使位高权重的丞相，特别是有私人性质的事情，皇帝更愿意直接和御史大夫来沟通，所以御史大夫和皇帝的关系更为密切，再加上御史大夫主管图籍秘书和四方文报，又熟知法律条文，握有考评、监察和弹劾百官的实际权力，这种权力甚至超越了丞相。
晁错刹那之间就升到如此高位，虽说他有真才实学，但也惹来一些人异样的目光，比如后戚的窦婴等人，慢慢朝中有晁错“无功天下”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论调。
晁错却不理这些，他继续瞄准诸侯国的问题，不断向汉景帝提出各种建议。
比如对于吴王刘濞，他指出，吴地的豫章郡有铜矿，而沿海又可产盐，经济条件优越，多年来，吴王利用铸钱和煮盐之利，其财日丰，国用饶足，甚至吴国的铸钱，已流通于汉帝国的全境；而且在吴国，百姓不用赋税，当汉朝廷征发徭役时，吴国宁肯多出些钱以代这部分徭役，也不肯使吴国老百姓去为汉朝廷服务；同时，吴王还很礼贤下士，对地方上的有才之人、有识之士，定时慰问、赏赐，这又引得其他郡国的人才，甚至是豪强、逃亡者也都纷纷来到吴国，吴王也是“我家大门常打开”，来者不拒。
晁错说，吴王刘濞在位日久，经营多年，已具备与朝廷分庭抗礼的实力。现在这种局面呢，削夺其封地，刘濞会叛乱；可是不夺其封地，待其羽翼更丰时，也会叛乱。
再说汉景帝，他即位后，一方面继承了汉文帝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政策，但是在对待诸侯王国的问题上，他比汉文帝更坚决，也因此晁错才得以启用。
汉景帝听了晁错分析之后，问晁错，如今吴王刘濞已成势必造反之势，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晁错说，这就叫两害相权取其轻。如果我们主动消夺他的封地，那他势必马上叛乱，但是祸害比较轻微；如果我们现在不削夺他的封地，等他以后主动叛乱，虽然眼下无事，但祸害更为严重啊。
晁错建议，主动出手，夺其封地。
在这之前，晁错其实已建议夺了楚王刘戊的东海郡，赵王刘遂的常山郡，胶西王刘卬的六县之地。
晁错已激起了各诸侯王的叛乱之心，此次晁错准备拿实力最强、势力最大的吴王刘濞开刀，这就有点和诸侯国摊牌的意思了：看吧，你们的带头大哥都要被朝廷拿下了，你们还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吗？
汉景帝听了晁错的建议，想先削夺吴国的会稽、豫章两郡，在还没有做出决策的时候，这个消息却已走漏了出去，吴王刘濞很是愤怒，担心夺地不停，必然导致灭国，于是就有心发兵举事。
此时是公元前154年，刘濞年过六旬，受封吴王四十余年，他是刘邦的二哥刘仲之子，早年随刘邦征杀战场，很得刘邦喜爱，所以把他封到吴国。后刘邦看出刘濞面有反相，但诏令已下，无法更改，只好告诫他守好封地，拱卫中央，不得造反，刘濞答应。
在汉文帝时，刘濞的儿子刘贤入京，与当时还是太子的刘启一块玩耍，两个小兄弟在对奕六搏棋时，言语之间起了冲突，刘启操起棋盘，正好砸中刘贤头部，刘贤竟然因此而亡。
有如此过节，虽说是小儿玩闹不经意而造成，但毕竟是失子之痛，刘濞从此后对中央朝廷就多有怠慢，对刘启更是怀恨在心。
这次刘启主动出手，要削夺刘濞的封地，刘濞当然不干，他得到消息后，迅速联络胶西、胶东、菑川、济南、楚、赵诸国一同起兵。
当汉景帝削吴国会稽、豫章两郡的诏书颁布后，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之乱也正式爆发了。
刘濞倾全国兵力北进，宣布：寡人年六十二，亲作统帅，我的小儿子年十四，国内凡不大于我的年龄、小于我小儿子年龄的男子，都要出征。这样吴军调发了二十余万人，于广陵发军，渡淮而进，与楚军会合。
刘濞又派遣使者致书各诸侯国，公布晁错罪状，宣称此次起兵，是汉王朝有晁错这等贼臣，无功于天下，却蓄意侵夺诸侯国土地，挑起刘氏骨肉内斗，危害国家社稷。
刘濞致诸侯书中有“汉有贼臣”，以及“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之句，这就明确了他们是以晁错为攻击目标，是“清君侧”的宣言，这也表现出刘濞具有一定的政治策略眼光，他把皇帝和晁错分别开来，反权臣不反皇帝，为自己出兵打出了堂皇的招牌，也顺便瓦解了汉文帝和晁错的坚定的同盟关系。
再说汉景帝这边，虽然有了刘濞可能会发动叛乱的思想准备，但没想到他竟有如此号召力，形成七国之乱，当叛乱真正发生时，汉景帝还是有些混乱的，再加上刘濞的致诸侯书中把他和晁错完全分开，也使他有了些别的想法。
那么，面对此种境况，汉景帝对晁错究竟抱有什么态度呢？
汉景帝一度坚定和晁错的同盟关系，但一个人的出现，彻底扭转了他的态度。
这个人，就是和晁错一直不睦的袁盎。
袁盎曾任吴相，也就是刘濞吴国的丞相，对刘濞了解颇深。
袁盎和晁错素来不和，汉景帝即位，晁错升任御史大夫后，曾调查袁盎私自接受吴王财物事件，判定袁有罪，汉景帝赦罪，只是免去了袁的官职。
刘濞叛乱后，晁错借机想除掉袁盎，为袁盎安上私通刘濞的罪名，袁听说后，惊恐不已，求见窦婴，才得以见到汉景帝以求自身安全。
袁盎进宫时，汉景帝正与晁错商量军粮调集的问题。
汉景帝知道袁盎曾任吴国相，就让袁谈一谈当前吴楚叛乱的局势。
袁盎抓住机会，告诉汉景帝，不足忧也。说吴王年已六十二，精力不济，即便他有钱有人，但财他不可能抵得过大汉王朝，在人上面，他不过是征召不少无赖子弟，逃亡人口而已，不足虑。
汉景帝说，既然如此，那怎样平定叛乱呢？
袁盎请求说，我只能和陛下您一人说。
汉景帝让侍臣和晁错离开，晁错心中不爽，但也没办法。
袁盎这才对汉景帝说，吴楚叛乱，主要针对的是晁错，他们是要西进以诛杀晁错，恢复封地为目的的，退兵之计，只有立斩晁错才可以做到。
汉景帝沉默良久，问，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袁盎回答，没有更好的选择了。
汉景帝说，如果能够只愧对一人而有益于天下，那也只好如此了。
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汉景帝并不是不信任晁错，但是出于对朝廷军事政治实力缺乏自信，汉景帝这时已有了牺牲晁错一人换来叛乱退兵的打算，在袁盎的引导下，汉景帝产生了诛杀晁错一人就能安定天下的错觉。
十几天后，汉景帝果然痛下杀手，逮捕晁错，腰斩于东市。
在晁错升为御史大夫，屡次上书削夺诸侯王国封地之时，晁错的父亲曾从家乡颖川赶来，对晁错说，皇帝刚刚即位，你现在掌握着这么大权力，就老是让人家削夺诸侯，人家和皇帝本是一家啊，你这么做会引起大家对你的怨恨，你应当深思啊。
晁错说，是啊，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诸侯势大，天子不尊，那天下也就不安了。
晁错父亲恼怒地说，你这么做，姓刘的家里倒是安定了，可是我们姓晁的家里却危险了。
晁错父亲竟然因此而自杀，临死前说：吾不忍见祸及吾身。
不知晁错死前，是否想到父亲的话，这位激进的颇有谋略的政治家，最终还是死于自己的谋略之中了。
杀死晁错，事情并未按照袁盎所说的发展，刘濞断然不肯退兵，他积聚势力、策划造反已数十年之久，虽然以诛晁错为名，但真实意图是霸有天下。
汉景帝知道后，内心也深悔听信袁盎而错杀了晁错，但悔之晚矣，此时只对对抗，别无他法了。
此时吴楚叛军兵锋凌厉，席卷淮河南北，又旄头西向，京师为之震动，西汉王朝经受着最严峻的生死存亡的考验。
这时汉景帝想到父亲生前嘱咐，“一旦形势有变，周亚夫可当重任。”周亚夫即周勃的儿子，现任车骑将军。
面对吴楚七国之乱，汉景帝马上任用周亚夫为太尉，作为最高统帅，往东方去平定叛乱。
这一次，汉景帝坚决支持了周亚夫的各种战略，周亚夫截断叛军的粮道，然后坚守不出，耗尽了吴军粮草，这才发起反击，最终击溃了叛军。
吴王刘濞逃亡到东越，遭东越人刺杀，将其头传往长安；
楚王刘戊自杀；
胶西王、胶东王和菑川王、赵王自杀；
济北王属于被迫附从，改封为菑川王。
七国之千百万发生于公元前154年正月，三月即告终结，汉景帝最终赢下了这次西汉史上规模最大的诸侯叛乱。
这一仗更大的意义在于，这是封建制与郡县制相抗衡的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也可以说是封建制最后的一次倔强的抗争，从此之后，中央集权的能力进一步提升，而诸侯国的势力逐渐萎缩，直至汉武帝时，一纸推恩令的施行，逐渐将诸侯国沙弥于无形之中，中国历史也从此踏上了中央集权郡县制这一行政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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