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王莽的儒家治国理想彻底失败，他建立的王朝仅仅维持了十五年便宣告破产，继之而起的刀锋兵火，直至二十余年后，刘秀建立东汉。
从王莽的溃败看书生治国，百无一用是书生，也真不是瞎说的。
有理想很重要，但凡事理想化，就很可怕了。
初始元年（公元9年）1月，西汉政府安汉公、宰衡大臣、加封九锡的王莽，以他最心仪的禅让的方式，接过了西汉王朝最后一任皇帝、五岁小童刘婴的全部权力，宣布建立名为“新”的王朝。
朝代更迭，往往伴随的是大规模的战争，政权在血海中建立，但王莽用和平的方式接收政权，就如同儒家推崇的上古三代帝王禅让一样，王莽完美地实践了这一理想。
历史对王莽的评价，多以一字“伪”而盖之，白居易诗句“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更是形象化地为王莽打上了涂抹不去的“虚伪”的标签。
如果说王莽虚伪，也并非是他个人品质的虚伪，而是儒学的虚伪；作为一个儒学大家，如果细究起来，王莽身上反倒有一种特殊的“真诚”——
不遗余力、不切实际地推行儒学治国，这正是儒家学士最深厚的政治理想，为了这个理想，以一个儒家学者的身份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并身体力行地以儒家学说为最高指导，不惜把自己的帝国作为实验田。
王莽的实验当然最终是失败的，他的新王朝也只存在了短短的十五年的时间，尽管他建立王朝时并未引发战争，但他的王朝结束时，却引发了二十余年的全国性战乱。
从此，历史上再没有出现以一个儒家学者为元首的帝国，而儒家学说，也逐渐放弃了一味尊崇复古、倡导周制的僵化思想，慢慢地将自己的理想从激进的改造社会制度转变到成为主流的社会思想学说，致力于道德精神和价值观的建设。
王莽“未篡时”的“谦恭”不必多说，各种故事流传很多，咱们只简单梳理一下，王莽和儒学的渊源。
在春秋诸子百家之中，儒家起初并不显眼，研究“诗书礼乐射御”六艺的儒家，抱着恢复周制以安天下的宏大理想，却并不受各国国君的待见。这些儒士们奔走于各国之间，推销自己的学说与理想，却换不来一官半职，他们的创始人孔子老先生，更是“累累若丧家之犬”。
秦统一六国，始皇帝废封建而行郡县制，八年后，儒家学者、秦帝国的博士淳于越却依然不长眼地批评始皇帝：“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
淳于越说，殷、周之所以能享一千多年的国运，是因为他们实行封建制，让自己的子弟、功臣去建立诸侯国，以拱卫中央政府。而现在您老人家独享天下，你的子弟连个封国都没有，一旦发生叛乱，谁能出来救你呢？凡事不听老人言，不遵从古制的，从来不会长久的。
秦国素来以法家治国，你一个儒士竟然在帝国建立八年之后还对始皇帝的治国之根本策略指三道四，这确实很迂腐了。
于是，引发了“焚书”，儒家一蹶不振。
陈胜起义、楚汉相争，乱世之中，更是没人在乎儒学士子。
孔子八世孙孔鲋委身于陈胜，也只是这位起义首倡者的一个门面妆点而已，啥作用也没发挥，最后还死在了乱军之中。
刘邦建立西汉，这个流氓头子更是习惯拿儒生的“方冠”当尿壶，但当了皇帝之后，儒生叔孙通投其所好为他设计了一套上朝礼仪，这让刘邦充分体会到了皇帝的威严和尊崇，儒学这才开始有了一点话语权。
但吕氏之乱以后，几任皇帝信奉黄老哲学，无为而治，儒家终究没什么作为。
汉武帝时开拓人才选拔，举荐所谓“贤良方正”之士，历史上第一个平民出身的“放猪娃”公孙弘入朝，官至丞相；董仲舒又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策，儒家终于进入朝堂，儒学也获得了国家指定的主流思想地位。
这是不是意味着儒家的治国理想终于要实现了？
并非那么简单，事实上，汉朝皇帝之所以看上儒家，只是期望以一种思想钳制社会思潮，推行他们忠仁礼的思想以有利于自己的统治，但在具体的治国方略上，汉家皇帝可不想退回到上古时代，恢复所谓的周制，也就是儒家口中的“圣人之治”。
说白了，人家推行的是“儒表法里”的治国方略，儒家，仍然只是一袭华美的袍子，在本质上实行的还是法家那一套。
看清了这个事实，这让儒学大家们很是苦恼。
但儒学毕竟兴盛起来了，士人子弟多受儒学熏染，汉元帝刘奭在还是太子时，就十分喜爱儒家学说，还向自己的父亲汉宣帝刘询建议多重用儒士。
刘询看着天真可爱的小太子，说你这傻小子懂什么，咱们大汉王朝，只有用霸王之道才能守住这份家业啊，哪能用这些满口道德说教的人来治理国家呢。
刘询评价儒家“俗儒不过时家，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看着还不服气的小太子，刘询无奈长叹一声，“乱我家者，太子也！”
刘询算是有远见，让他说对了。
刘奭继位成为汉元帝后，着迷于心中的理想，还真让不少的儒学人士入朝为官，“上好儒术，文辞，颇改宣帝之政”。
后世史家看汉史，皆以元帝为汉盛衰转换之时。
更要命的是，汉元帝娶了一个叫王政君的老婆，还立为了皇后，王政君有个侄子，叫王莽。
到汉成帝时，儒士遍布朝野，而以王莽为代表的王氏外戚，在几番沉浮之后，至汉平帝、汉哀帝时已操控朝政，而王莽作为儒家代表，终于让儒士看到了实现儒家治国的理想的可能。
在喧嚣尘上的儒家人士的哄抬之中，汉孺子刘婴顺理成章地把帝位禅让给了儒学巨匠王莽。
王莽自幼受的就是儒学教育，“受《礼经》，师事沛郡陈参，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
陈参是当时名儒，经学大家。
王莽不仅仅是把儒学当作一门学问，更重要的是他真的以儒家学说繁琐而严苛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王莽流传众多的故事说明了这一点，如“事线及寡嫂，养孤兄子，行甚敕备”“宿卫谨敕，爵位益尊，节操愈谦”“劳遗其师，恩施下竟同学”等等，完全是在以儒家的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
在儒士们看来，王莽完全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太对他们的胃口了。
再加上王莽身份的特殊，儒家集团一致把实现儒家治国的理想寄托在了王莽身上。
于是当时那些或名满天下，或身居高位，或出身名门的儒士们，纷纷聚集在王莽周围，他们利用一切机会，为王莽争取进步之阶。
永始元年，长乐少府戴崇、胡骑校尉箕闳等，“皆当世名士，咸为莽言，上由是贤莽。”王莽“贤人”的形象树立起来了，不久王莽受封为新都侯、骑都尉兼光禄大夫加侍中；
元寿二年，当世大儒、大司徒孔光和大司空彭宣，在他们的运作下被免职的王莽再次出任大司马，汉平帝年幼，“太后临朝称制，委政于莽”，王莽正式成为权臣。
元始四年，八千儒生上书，请求为“安汉公”王莽加封，由于王莽成为“宰衡”，又加九锡，位列三公及诸侯王之上；
元始五年，在儒士们的呼吁下，王莽代行皇权，“南面朝群臣，听政事”，成为实际上的皇帝；
初始元年，在儒士们营造的一次又一次的祥瑞出现之后，王莽顺天应人，刘婴禅位，王莽建立新朝。
当然，王莽在一步一步走向权力巅峰的时候，他也一直在为儒学而张目。
元始四年，“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成区，制度甚盛”，加封宰衡后，王莽一下子给儒家学者兴建了一万间宿舍，规模宏大。这里说的“明堂、辟雍、灵台”，都是见于《周礼》儒家典籍的祭祀、教育、天文机构，其象征意义重大，王莽以儒治国的政策已露端倪，他还征召名儒十一人，收集、讲授儒家经典。
王莽做的这一切，让儒学更是成为显学，儒家人士，莫不欣喜若狂。
王莽也没辜负天下儒林的期望，新朝初建，立即大刀阔斧开始改革。
其实说是改革，莫不如说是历史的倒退，因为他的一系列改革，无论是官僚制度、社会制度、经济政策，还是军事战略，全部依周礼而定，把儒家的治国理念一一加以实践。
王莽的政治抱负就是建立一个人人平等、铲除不公平现象，恢复到上古时代的一个人间乐园。
王莽颁布的政策重要的有以下几项——
恢复土地国有制，实行1200年前的井田制，私人不许买卖；
耕地重新分配，没有土地的人，也就是那些佃农，由政府分配土地，一对夫妇一百亩，不满百亩的，由政府补足；
禁止奴隶婢女买卖，虽没有立刻废除奴隶制，但限止了增量，存量自然能慢慢消化；
人人要劳动，消灭无业游民，游民要受惩罚，不接受惩罚则由政府强迫劳役；
酒、盐、铁器实行专卖制度，中央政府收回货币发行权，山林池泽等天然资源，都归国家所有；
实行计划经济，政府控制物价，商人不得操纵市场，消除贫富不均；
建立贷款制度和征收所得税制度……
看看王莽的这些改革政策，是不是很眼熟？
说实话，两千年前一个古人，能制定出这么具有共产主义意味的社会政策，真的是让人大为慨叹。
所以不断地有人说王莽是一个时空穿越者。
当然不是了，王莽的这些政策，细究起来，都是前朝实行过的，或是儒家典籍中记载的而已。
王莽是一次性的、集中地推行了这些政策，所以造成人们的惊叹，而王莽的初衷，不过是按照儒家学说来打造一个理想中的盛世。
这个理想终于成为了幻想。
因为这个理想太过于理想化了，它和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条件格格不入。
儒学的基本精神是崇古，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完美的周制就成为了儒家的终极理想，但崇古就意味着向后看，而不是紧随历史的脚向往前发展。
王莽对当时的社会弊端确实看得很清楚，但他解决的办法是从老书上找解药，比如土地问题，古老的井田制，哪里还能适应当时的社会现状？
这就像是一个人，脚一直在向前走，但脑袋却是要扭转一百八十度，一直盯着后面，这根本不可能，这也注定了王莽的失败。
另外，王莽的大部分政策，虽然对百姓有利，但实施起来却是困难重重，因为那些既得利益者受到了损害，而他们占据的社会资源毕竟比老百姓要多，能力要大，他们疯狂的反扑，很快使政策的落实化为了泡影。
比如土地国有得罪了地主阶级；禁止奴隶买卖使贵族富豪不满；收回货币发行权得罪了各路诸侯，基本上王莽的政策把能得罪的都得罪了，而支持他的，只是满口道德而毫无行动力的儒家学士，还有就是普通老百姓了。
但老百姓很快也不满了，因为王莽秉承中央大国的观念，对待原来的边界异族小国很是不屑，比如原来西汉政府对西南夷诸部落酋长，都给个王爵的封号，也只是个虚名，不费一文钱，但王莽偏偏给降了级，改成了侯爵，人家不干了，起兵叛乱；对北边的匈奴汗国也是如此，把人家的“匈奴单于玺”改为“新匈奴单于章”，“玺”为皇帝专用，“章”是普通人都能用的印章，匈奴单于自然不干，马上断绝外交关系，兴兵犯边。
新王朝很快陷入了南北两边大规模作战的困局，王莽只能不断地征兵征粮，国内很快出现饥馑，并不断引发民变。
儒家学者自然是束手无力。
儒家士子们似乎只相信制度，认为有了好制度自然会有好社会，却忽视了制度必须适应历史的发展，还要有贯彻落实的执行力才行。
王莽也是如此，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制度改革上，不惮其烦地遵从儒家学说的繁文缛节，改官名、改地名，改得人们恍恍然不知身处何代。
光是地名，就改了大概全国的一半，河南境内有南阳、河内、颍川、弘农、河东、荥阳六郡，南阳改叫“前队”， 河内 “后队”，颍川 “左队”， 弘农“右队”，河东“兆队”， 荥阳 “祈队”，合称豫州六队。
西汉在河西走廊设有张掖、武威、酒泉、敦煌四郡，王莽说“武威”这名字得改，改叫张掖，可是，原本就有张掖郡啊，那张掖也改，叫设屏——设立屏藩，抵御外敌。
王莽就纠结于这些“正名”之事上，也充分暴露了儒学“务虚名而不务实”的痼疾。
其实王莽可以说是一个儒学大家，在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也可以说是一位经济学者，对社会经济现象分析很到位；但偏偏不能说他是一位政治家，政治家讲究的是政治远见和政治才干，代表一定阶级，是协调者和组织者，以推动社会前进发展为目的，这也决定了，社会改革，也只有政治家才能承担。
王莽偏偏不是政治家，他连自己的王朝代表的是哪个阶级也没搞清楚，只是像一个天真的孩子，把想象中的美好一一描画出来，但王莽的画布，是中国大地；王莽的画笔，是亿万活生生的生命……
再加上王莽时运不济，新朝建立后，连年灾荒，饥馑疾疫相继，再辅之以剧烈的社会变革，人民很快就民不聊生，包括异族在内的各族人民纷纷反抗，社会危机进一步加深，终于爆发绿林赤眉起义。
地皇四年（23年）九月，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被商人杜吴杀死，新朝灭亡
王莽的儒家治国理想彻底失败，他建立的王朝仅仅维持了十五年便宣告破产，继之而起的刀锋兵火，直至二十余年后，刘秀建立东汉。
从王莽的溃败看书生治国，百无一用是书生，也真不是瞎说的。
有理想很重要，但凡事理想化，就很可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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