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一个事物达到了顶峰，必然随之进入下降趋势，就如同抛物线一般，但这个下降趋势，一般会延续很长，但大清之亡，却是终结了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帝制历史，就相当于中国帝制史在它最辉煌的时刻，戛然而息了。
大清帝国版图
在中国历史上，大清帝国可以说是中央集权制的巅峰，清帝国皇族虽是僻居东北的满族，但入主中原后，依然将这一套制度玩儿得得心应手，军、政、财的制度安排上，无一不顺畅丝滑，皇权更是无与伦比的巩固，然而，大清还是亡了。
从哲学上来讲，一个事物达到了顶峰，必然随之进入下降趋势，就如同抛物线一般，但这个下降趋势，一般会延续很长，但大清之亡，却是终结了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帝制历史，就相当于中国帝制史在它最辉煌的时刻，戛然而息了。
为何如此？原因当然多多，但最重要的，还是钱闹的。01
你可能没听说叶方霭这个人，但因他而留下的“探花不值一文钱”这句话，你可能听说过。
叶方霭是江苏昆山人，顺治十六年，也就是1659年，叶方蔼高中在会试中一甲第三名，也就是高中探花，被清廷受翰林院编修。
1661年，顺治帝崩，康熙继位，索尼、鳌拜等四大臣的辅佐朝政。
这时江宁巡抚朱国治上了一份奏章，附了一份密密麻麻的名单，开列了他的辖区内所有欠朝廷税款的乡绅士人的名字，共一万多人。
这个巡抚还真不怕麻烦，光这一万多人的名字就够他写几天的了！
叶方霭的老家也在这个巡抚的辖区，叶方蔼居然也上榜了。
而且写明了叶方蔼所欠的税款——一厘银子，也就是一两银子的千分之一，一两银子值一千文大钱，一厘银子也就是一个铜板。
辅政四大臣看到这份奉章后，来了个狠的，下令江宁巡抚朱国治按照规矩办事，凡是积欠税款的都革除功名，多的还要给予更严厉的处罚。
朱国治也没想到朝廷会这么处理，他本来只是想用这份奉章来表现一下自己，让小皇帝和辅政四大臣看看，在你们的领导下，我是多么得尽职尽责啊，把欠咱们钱的人查得一清二楚。
没想到朝廷要对这一万多人治罪，本业像这种事儿，查出来了，补交就完了，可是这次不但要补交，还要治罪，这把朱国治也吓了一跳，但他没办法，不能抗旨不遵啊。
于是名单上的一万多人都受到了牵连，有功名的被剥夺，已经当官的也要降级任用，叶方霭虽然已经在京城作了翰林院编修，虽然他只欠了一个铜板，但依然收到了降职命令。
这不没有的事儿吗？叶方蔼连连叫冤，但朝廷对这次事件很重视，一点后门不开，叶方霭只得接受了贬官，也因此留下了“探花不值一文钱”这句老话。
当然，叶方蔼后来还是被重新启用了，因此人极具才华，还连获升迁，在刑部右侍郎任上去世，获“文敏”谥号。
当然，这是题外话，与本文主旨关系不大。
关系大的，是在这次事件中，为什么连欠一个铜板的都要收拾呢？
当然是因为帝国的财政状况了。
满清入关，在经过了一系列战争后终于一统华夏，继承明朝体系，还很明智的与民休息，鼓励开荒种粮，使得经济恢复得很快。
清帝国的财政来源当然主要也是这些农业税，当时江淮是等富庶地区，但当地的士绅阶层一直就有避税的传统，他们并不愿意足额交税给这个新生的帝国政府。
朝廷当然也知道，恰巧这时朱国治递上了这样一个奏本，于是朝廷借机就开展了一场严打偷逃税款的活动，叶方蔼就这样成了一个不幸的榜样。02
有清一代，除去清皇室刚入主中原，为巩固统治而无所不用其极的前几十年的时间，以嘉庆帝为分界线，其前期的综合国力还是相当可观的，单从版图上来讲，它统治的地域之广是历朝历代中央政府所所未能达到的，它的综合国力在当时的世界也还是领先的，但嘉庆之后，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嘉庆本身又是一个守成的皇帝，这使得这个老大帝国开始从巅峰下降，甚至是断崖式的下降。
咱们仅从清帝国的财政安排上就可看出这一点。
和历朝历代一样，清朝政府的收入来源，也主要来自农业人口的赋税，不同的是，清朝的税收政策，在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更简单明了，易于掌握。
清继承了明朝的改革成果，也就是一条鞭法。
所谓一条鞭法，就是简化税赋，什么人头税啊农业税啊，不再分门别类计算，而是都摊入土地，你有多少地，就计算出要缴多少银子就行了。简单说，就是“以地为本”，这让政府操作比起以前简单了很多，效率当然也就高了。
在这个基础上，清政府又朝廷了三大改革。
一是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皇帝宣布“新增人丁永不加赋”。“赋”指的就是人头税。本来一条鞭法就弱化了人头税，还有的地方把人头税摊入了土地。但是，从理论上讲，人头税还是要根据人口的多少来计算的，一个家庭多了一个人，就得多缴一份人头税，那时又没有什么统计手段，即使有统计手段，人们也有很多方法方便地逃避人头税。
当时国力强盛，也不在乎这点人头税了，与其为这点钱天天折腾官员和老百姓，不如简单一些，所以康熙就以前一年的人口数，也就是大约2400多万为基数，说以后不管人口怎么增加，政府只征收这些点人口数的人头税，增人不增税，减人不减税，整个额度始终保持在2400多万份。
这就相当于人头税固定下来了，既然已经固定，把这些钱直接摊到全国土地之中，与农业税合并征收，这不就更省事了嘛。
所以又有了摊丁入亩的改革。
摊丁入亩一方面使得税收简单易行，但另外一个重大作用是，政府只要摸清了全国土地状况就行了，土地的变化不像人口那么频繁，所以政府也就懒得每年统计人口了，这就相当于放松了户籍管制，促进了人口流动，而“流动”是工商业发展的一个基本要素，社会也因此开始繁荣。
到了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又做出了第三个重大改革：火耗归公。
这项改革是为了解决官员的工资问题。
和我们想象的不同，并非作了官就可以衣食无忧，荣华富贵了，中央政府因负担太大，而官员队伍太过庞大，给他们的工资基本很少，有的朝代甚至都不发工资，这些官员们也只能从民间寻求灰色甚至黑色收入。
所谓火耗就属于灰色地带，政府收税收上来的大多是农民缴的碎银子，要把这些碎银子统一铸成五十两的大块银锭，然后再上缴中央国库。那么在这个铸银过程中会发生一定的损耗。
这些损耗政府当然不肯承担，只能老百姓承担，所以他们在缴税的时候，会多缴一点，以弥补“火耗”。
但多缴多少呢？这就是地方官员说了算了，这当然也成为他们敛财的一个主要手段了。
雍正也知道这回事儿，但他又看不惯官员们挣这个灰色的钱，所以他就把这事儿公开化了，政府统一征收火耗银，然后再把这部分收入分配给官员，名叫养廉银。
官员有了养廉银，皇帝告诉他们，以后不准再搞什么灰色收入了，再搞就是腐败，要办你了。
当然，这份养廉银对于官员来说，那是一项大大的收入，超过工资很多，成了官员的主要收入。
经过这三大财政制度上的改革，奠定了清朝二百余年的税收体制，高效而节制，稳固而可靠。03
我们经常说康乾盛世，指的其实就是康熙、雍正、乾隆三代，乾隆在位六十年，其末期其实已呈颓势，这咱们先不说，是另外一个话题。
盛世的标志之一，除了没有大的战乱，就是人口的繁盛。
有清一代，人口的最高峰达到四亿以上。所以后来抗战时我们叫“四万万同胞”，也就是四亿中国人。这个成就是非常了不起的。
在乾隆时期，人口数竟然比康熙时期增长了十倍，达到了二亿多人。
人口增长本来是会带来人口红利的，但当时的皇帝没有这个概念，相反对此很是忧虑。
忧虑啥呢？当然忧虑的是自己的统治了。
乾隆就曾说，天下太平时间太久了，人口繁衍太多，而土地是无法增加的，人多而地少，就会有人吃不上饭，吃不上饭就会闹事，造反啊。
如果那时有现在的各种各样的避孕手段，相信乾隆一定会大力推广的，呵呵。
那人多了怎么办呢？
鼓励人们开荒呗，除了中原地带，什么广西、贵州这些山林地区都被开发出来了。
还是种地。
这就是农业国家的惯性思维，眼里只有地，地里刨食才踏实。
其实人口过剩时，也正是发展工商业的最佳时机，皇帝从来没有把人口看成是巨大的财富，更没意识到，如果让人们自由地发展工商业，它给国家提供的税收，会远远大过农业税收。
你可能会说，不能用今天我们的想法去要求那时的统治者。
其实，早在乾隆时期，中国已不是清之前的中国，清之前的中国，用有的历史学家的说法，是“中国之中国”，也就是中国自成一体，与整个世界没有什么关系；后来发展到“亚洲之中国”，其实是“东亚之中国”，也就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最多就是让征服自己周边的小国，使之成为臣属之国；但到了清朝，中国已不可避免地、被迫地成为了“世界之中国”，中国和世界必然要产生关系。
事实上，乾隆时期就已接待过几拨西方世界的来访，但一个老大帝国的思维无法跟上形势的变化，乾隆视西方世界为“撮尔小国”，以中央帝国的傲慢直接无视正在发生工业革命的西方世界。
世界正在发生蓬勃变化，大清朝依然在四处开荒。
巨量增长的人口，没有给乾隆带来应有的人口红利。
咱们再说回来。
清前期稳固而顺滑的税收体制，保证了国家财政的充盈，每年的收入都高于开支，府库里就会堆积越来越多的财富。
多到什么程度呢？多到清政府竟然几次实行全国性的免税举措。
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国库存银五千万两，大约相当于当时两年的财政支出。雍正即位之初，随着摊丁入亩改革的进行，国库再次丰盈，存银六千万两。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国库存银更是达到七千八百万两。
康熙五十年，宣布免天下钱粮，在未来的三年里，分地区轮替着将农业税完全免除。第二年又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以及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五次免天下钱粮。
说实话，免税这种事儿，在中国历史上，也就只有清代做到了这种程度。在西汉文帝时代，虽有推行过类似措施，但规模小得多。
康乾盛世，确实不是白叫的。即使清朝前期发动的战争并不少，但从财政上来说，从没缺过钱。
如果中国只是“中国之中国”，或“亚洲之中国”，那清朝代表的这种中央集权制的巅峰，可能会存在的时间更长。
但历史没有如果，中国已无可避免地进入到了“世界之中国”的阶段。
当中国处于康乾盛世、享受着中央集权制的巅峰带来的超爽体验时，在欧洲，一场伟大的制度变革正在破坏着他们的中央集权制，进而使得欧洲完成了一次弯道超车，把两千年以来一直处于领先位置的华夏帝国远远地抛在身后。
在清兵入关、正式创建全国性政权的那一年（公元1644年），英国人正在打内战，此刻距离国王查理一世被判处死刑还有五年；欧洲大陆也还处于三十年战争的凋敝之中。
但是，经过一百多年后，我们的老大帝国还在老路上慢慢腾腾前行，而欧洲，已狂飙突进了。他们摆脱了农耕的束缚，完成了工业革命，政府依靠工业、金融杠杆获得更多的税收。
而清朝的第一次财政危机，马上就要到来了。04
乾隆一死，嘉庆继位。
有人说嘉庆只是守成之君，其才能完全比不得康雍乾，说清之亡，实亡于嘉庆。
这么说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也忽视了嘉庆所处的整体环境的变化。
嘉庆继位没几天，就扳倒了乾隆的重臣和绅，从这一点来看，嘉庆初期还是想有一番作为的。
奈何他没赶上好时候。
他很快遇到了第一个大麻烦——白莲教叛乱。
嘉庆继位的第一年，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四川、湖北、陕西一带就发生了规模巨大的白莲教叛乱。
平定这次叛乱，花了九年的时间，耗费了两亿两白银，乾隆留下的国库里有存银七千多万两，不但耗空，还得想法开始从人民那里征收特别税了。
好在嘉庆没有胡折腾，只是守成，没有出现大的问题，老百姓们也还能过日子。
如果嘉庆像明末崇祯帝一样，再想来番励精图治，可能大清亡得更快一些。
随着平定白莲教叛乱，清朝政府又迎来了一段和平时期，财政这才慢慢稳定下来。
但是，闭关锁的国，是锁不住的，到了公元1840年，在与西方的首次首次冲突中，国门被打开，以割地赔款为结局。
中英战争的直接花费是一千多万两白银，赔款二千一百万两，此外广东省还请求核销了三百万两经费，总数约在四千万两白银，约合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还不算是太大麻烦。
而且，由于国门打开，清政府终于从单纯的农业税收中，多了一项财政收入，那就是关税，中外贸易额不断上升，关税自然也就增长了。
中外贸易的展开，也刺激了清帝国内部，开始重视工业、商业，社会开始发生转型。
工商业多了，政府又多了一个税源，就是可以收商业税了。
如果历史就此发展下去，不用什么特别的外力助力，相信清帝国也会像欧洲的国家一样，虽然慢一些，但早晚会完成社会、国家的转型。
但历史没有给清王朝这个机会。
1851年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这场运动，彻底把清帝国拖入了毁灭的边缘。
太平天国运动席卷中国最富庶地区，整整十四年，清政府才将其镇压。
南方有太平天国，北京则有捻军叛乱，也肆虐了十四五年，整个清帝国，陷入于大混乱。
用于平叛的花费，达到四亿三千多万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十年的财政收入。
清帝国伤筋动骨了。05
但这一次，拜国门开放的福，清帝国没有走历朝历代的老路。
历朝历代，一旦出现战争，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向老百姓加征特别税，直至人民无法承受，起而反之，一个朝代灭亡。
但清帝国没有走这条路，而学习西方政府，借钱打仗。
清帝国的财政，有了一点现代政府的意味。
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时，终于迈出了借债这一步，最早的借款发生在上海。由清政府的苏（州）、松（江）、太（仓）道地方政府向洋商借款十二万七千七百两（含本息），用于镇压本地的小刀会。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两广总督黄宗汉在与英法联军作战时缺乏经费，于是向外寻求贷款，最后美国的旗昌洋行向广东政府提供了三十二万两白银，月息六厘。
从公元1853年到公元1865年，广东，福建，江苏，上海的苏、松、太道各地方政府为了解决资金短缺问题，多次向外国寻求贷款，总额达三百万两。
这些借款起到了缓解财政、加强实力的作用，令清政府能够将叛乱镇压，重新获得稳定的时机。
但是借款也是要还的啊，还不上，不是会造成更大的危机吗？
清政府里还是有能人的，他们把借债总金额控制在了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既保证了有钱打仗，也保证了不会因外债而造成系统性风险。
这使得清政府又度过了一次生存危机。
从1870年代到1890年代，清政府基本上又稳固了统治，重新进入了一个发展期，财政状况也在不断改善。
但是，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终于改变了一切。
甲午战争高昂的军费和巨额赔款，终于让清政府财政彻底失控。而民间的群情激奋，也敲响了清帝国的丧钟，义和团运动兴起，随之是辛亥革命爆发。
大清，就这样从中央集权制的巅峰上摔落了下来，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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