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所谓倭寇，一般是指十四至十六世纪侵扰劫掠中国和朝鲜沿海地区的海盗，他们一边沿海劫掠，一边也从事中日走私贸易。倭寇里面有日本的武士、浪人，也有中国人。
十四至十六世纪，正是明王朝时期，倭寇也成为明朝的大患。
（一）
所谓倭寇，一般是指十四至十六世纪侵扰劫掠中国和朝鲜沿海地区的海盗，他们一边沿海劫掠，一边也从事中日走私贸易。倭寇里面有日本的武士、浪人，也有中国人。
十四至十六世纪，正是明王朝时期，倭寇也成为明朝的大患。
倭寇之中最有名的一个人叫王直，是个中国人。
王直在青年时代似曾落魄，但他是所谓任侠之徒，富有智略，对人不惜施舍，得信用，声望高。
在被称为倭寇头目的人们当中，他是与日本关系最深的人物。
王直最初到日本的年代，根据日本方面的史料是天文十二年（一五四三），根据中国方面的史料是嘉靖二十四年（一五四五）。所谓日本方面的史料，指作为火枪传入的史料而有名的《铁炮记》。
据《铁炮记》的记载，天文十二年八月，有一艘大船来泊种子岛西村的小浦，既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船，又听不懂船员的话；正在离奇不解的时候，船中有叫作五峰的大明国儒生，通过笔谈告知是西南蛮夷的外国商人。
所谓五峰就是王直的号，正如被称为儒生那样，他是教养相当高的人，对火枪传入日本也起了重要作用。
《铁炮记》是文之玄昌于庆长十一年（一六〇六）受种子岛久时的委托，为纪念种子岛久时的祖父种子岛时尧最早把火枪引进日本的功绩而撰写的。
中国方面的史料《日本一鉴》，认为王直来日本的年代是嘉靖二十四年，这一年相当于日本天文十四年。
王直投靠双屿是嘉靖二十三年，所以他首次来日是投靠双屿后的第二年。
这一年他与双屿巨魁许栋共同组织船队随同日本贡使来日。这个所谓贡使，似乎就是嘉靖二十三年到明朝未被允许贸易就被明朝命令归国的僧人寿光一行。大概是寿光没有被允许进行正式贸易，于是在宁波附近进行走私贸易，与王直建立了关系。
王直在日本进行完贸易归国的时候，邀约博多的助才门（可能是助左卫门）等三个日本人，把他们带到了双屿。
从此以后，不是根据朝贡形式的日本走私贸易商人纷纷渡海到中国双屿，同中国商人和葡萄牙商人进行贸易，开始了被称为倭寇的日本人的活动。
嘉靖二十七年（一五四八、天文十七年），许氏兄弟因为朱纨捣毁双屿而走向没落，在中国沿海已不可能进行平稳的贸易，王直为了寻求能够平稳进行私人贸易的场所，在日本五岛设立了根据地。他率领叶宗满等同党，以从子王汝贤、养子王滶为心腹，成为最大的倭寇首领。
王直虽以五岛为根据地，但他自己却在平户修建了住所。传说现在五岛福江市的明人堂与六角井是倭寇的遗迹。
王直移居平户大概是由于领主松浦隆信的劝诱。
松浦隆信招来瓦匠等很多中国人居住平户，也许是为了发展与王直相联系的海外贸易。据说当时的平户颇为繁荣，人称西都，中国商船频繁出入，中国与南洋珍物荟萃，以京都与堺市商人为首的日本各地商人纷纷前来贸易。
住在平户的王直拥有部众二千余人，住着豪华的住宅，常着缎衣，港里泊有可乘三百余人的大船，指挥三十六岛逸民，过着宛如王者的生活，被称为徽王。
现在横亘平户湾深处的鹤峰，有用坚固的石墙筑成的松浦氏古馆，其附近山腰瞭望平户湾的风景胜地，有叫作印山寺邸遗址的地方，据传这是过去王直居住之处。
（二）
王直之所以能登上这种非同寻常的权势地位，是因为他的商业交易方法得当。
走私贸易本来是不法贸易，一方面有很大利润，另一方面又蕴藏着不可预测的危险。需求者与供给者经常处于不固定的浮动状态，结账的方法有时候用现金、有时候用货物支付。走私贸易没有信用的基础，即使发生纷争也没有申诉处理的机关。
在这种不安定状态下的交易中，需要有为当事双方所信赖，具有断然制裁不法行为实力的人存在。
王直作为走私头目，所履行的职责正是充当走私贸易的调停者。
他有时也受交易者委托代行买卖与交易。此外，来航商人住处与仓库的设置，买卖的斡旋，贸易业者的保护、援助等，也是他的工作。他不仅代行日本商人的业务，也代行中国商人与葡萄牙商人的业务。处于既不为中国法律也不为日本法律所约束的的王直，被称为倭寇国王，确是很相称的。
王直不仅在五岛一带建立了根据地，同博多与萨摩的日本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而且与大内义隆等有实力大名也有接触，以后还与丰后的大友义镇（宗麟）有往来。
逃离双屿以后的王直，除了嘉靖二十七年（一五四八）诱来日本人在舟山列岛的马迹潭进行贸易以外，还积极带领日本人在中国沿海海岸进行走私。
当时发生了卢七、沈九与日本人一起侵犯钱塘（杭州）的事件，浙江海道副使丁湛传檄王直等人，许诺如能捕捉贼徒，则允许私市即民间贸易。
王直响应檄文要求，捕献了卢七等人。
嘉靖三十年（一五五一），王直又在舟山岛定海附近的沥港（列港、烈港），捕献了很有势力的海寇头目陈思盻（盼或泮都是同一个人），夺取了陈思盻的船队与财货。
王直依靠官方打倒与自己敌对的海寇头目，更加确立了自己的海上霸权。
王直将所属船队分给王滶、徐碧溪（徐惟学）、徐元亮等人管理，控制航路，进行掠夺。定海关既不能阻止王直与外国船只通过海关，也不能取缔走私贸易之徒混入苏州与杭州。另外，沿海人民不断有人向王直一党提供新鲜的食物与酒米，甚至将自己的子女送入其中。边卫官兵也有人向王直敬献红袍与玉带，把总张四维对王直拜伏叩头，甘为臣仆当手下。
就这样，王直与海寇一伙同中国本土官宦、乡绅、富豪结成了串通一气的关系，沥港成了官方半默认形式的国际走私贸易场所。
但是嘉靖三十二年（一五五三、天文二十二年），沥港面临了新的形势，因为嘉靖三十一年骚扰上海与浙江沿海的倭寇，其巢穴被认为是沥港。
明政府命都御史王忬为提督军务，巡视浙江及福建地方。王忬到浙江后，起用参将俞大猷、汤克宽、卢镗等人防御倭寇。俞大猷率领的官兵大举扫荡了沥港，当时碰巧发生飓风，王直等人得以逃脱。接着王直等人在马迹潭再次受炮击败走，后逃归平户。
从王直以沥港为根据地的时候起，倭寇活动在中国沿海就已极为猖獗。
王直是作为大海贼首领出现在中国官方面前的。
据《明史》记载，嘉靖三十二年（一五五三、天文二十二年）王直率领倭寇大举袭击中国沿海，其入侵情状是：“连舰数百，蔽海而至，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三月破昌国卫，四月犯太仓，破上海县，掠江阴，攻乍浦，八月劫金山卫，犯崇明及常熟、嘉定。嘉靖三十三年正月，自太仓掠苏州，攻松江，复趋江北，薄通、泰，四月陷嘉善，破崇明，复薄苏州，入崇德县，六月由吴江掠嘉兴，还屯柘林。纵横往来，若入无人之境。从此以后的数年时间是为嘉靖严重倭患的最盛时期。
关于嘉靖三十年前后的倭寇活动，以《筹海图编》的《寇踪分合始末图谱》来观察。徐海是徐惟学（本名铨，号碧溪）的侄子，年轻时在杭州虎跑寺为僧，法名普净，在日本被称为明山和尚而备受尊敬。
据说王直的伙伴徐惟学从大隅某领主处借贷数万两银子时，曾以徐海做人质，因此他一定在日本大隅逗留过。徐海开始似乎是王直的部下，后来与王直对立。徐惟学死后，徐海以柘林为根据地，大逞凶威，编成军队组织的倭寇军，令全军着红衣，骑马乘轿，甚至带着情妇出去劫掠。
嘉靖三十四年（一五五五、弘治元年），以包括新倭在内的四千余人队伍突然袭击嘉兴，但是遇到总督张经属下参将卢镗与副总兵俞大猷等人率领的官军，惨遭大败，被斩首一千九百八十余人，溺死及逃亡而死者无数，仅剩少量人员逃回柘林。
在这闪被称为平望王江泾大捷的会战中，倭寇受到了很大打击。徐海叔父徐惟学于嘉靖三十三年（一五五四、天文二十三年）十月被官军追击，战没海上。
嘉靖三十四年，徐海与大隅夷酋辛五郎（新五郎）联合，于嘉靖三十五年为报叔父之仇，率领“种岛之夷助才门即助五郎”（与前述同王直一起行动被记为博多助才门的人物也许是同一个人）、“萨摩伙长扫部”、“日向彦太郎”、“和泉细屋”等五六万之众与千余艘船队，出发去进行报复行动。可是途中遭遇暴风雨，只有二万余人登陆骚扰各地，而这二万余人也在近半年抗争之后，被扫荡殆尽。
陈东，据说是萨摩领主之弟，曾任书记，但他也许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人。陈东部下大多数是萨摩人，他于嘉靖三十四年正月率肥前、筑前、丰后、博多、纪伊诸倭，同徐海一起入寇，三月败归日本。
叶明（叶麻、麻叶）是所谓“骁勇善战为诸酋冠”的人物，与筑前、和泉、肥前、萨摩、纪伊、博多、丰后的日本人一起入寇。
在嘉靖三十五年四月以后的桐乡县城攻防战中，浙江总督胡宗宪采取巧妙的离间计策，使倭寇首领彼此孤立。七月叶明、陈东被捕获，八月企图逃脱的徐海得力助手辛五郎也在金塘山附近海域被擒拿。随后于同月，徐海亦于平湖县沈家庄就缚。至此，骚扰浙江、江苏的各股海寇全被讨平。
嘉靖严重倭患是相继失去双屿、沥港走私贸易基地的中国海上商团与当地居民、日本人、葡萄牙人等合作展开的寇掠，以王直、徐海为中心，从嘉靖三十年起持续到嘉靖三十五年。
（三）
从嘉靖三十一年（一五五二、天文二十一年）入寇浙江起，到嘉靖三十五年止，倭寇活动最为猖獗，是明朝政府为倭寇对策煞费苦心的时期。
明朝政府在选择沿海要冲筑城，部署官军的同时，还配备了烽火台之类的设施，实行名为清野之法的计策，即把沿海居民疏散到内陆地区，使之成为倭寇即使登陆也完全是一片没有什么东西可供掠夺的土地。
嘉靖三十一年担任提督军务的都御史王忬，虽然赶走了沥港的王直，但是从第二年到第三年，王直一党的入寇却越来越激烈。
嘉靖三十三年王忬转任大同巡抚，李天宠继任浙江巡抚。但李天宠因平庸无策被去职。以后南京兵部尚书张经作为总督军务，成为浙江、福建、南直隶海防负责人，嘉靖三十四年五月在王江泾打败徐海等人的船队，被认为是嘉靖御倭以来的第一次胜利。可是张经也在这个胜利的同时，遭到工部侍郎赵文华的弹劾而被撤销了职务。
继张经之后担任总督的是兵部侍郎周珫，他也仅仅经过三十四天就因赵文华的弹劾而被罢了官，由南京户部侍郎杨宜担任总督。
赵文华在《明史》中是列入奸臣传中的人物，据说他阿谀中央权臣，建议祭海神，相继弹劾海防负责人。海防负责人常常根据他的意见而进行更迭。海防负责人的频繁更迭，造成了指挥系统的混乱，结果有利于倭寇的活动。
顺便提一下，杨宜就任总督后不久，嘉靖三十四年七月就发生了倭寇逼近南京城的严重入侵事件。据说倭寇不过六七十人，从杭州湾登陆后，一昼夜奔走一百八十余里（中国的一里约六百五十米），骚扰浙江、安徽两省各地，逼近南京城下，经江苏省，直到在太湖湖畔被全歼为止，历八十余日，行经数千里，杀伤四千余人。
作为禁止倭寇的一个方策，杨宜向日本派出了使者郑舜功。
郑舜功于嘉靖三十四年从广东乘船出发到日本，逗留在丰后大友义镇那里，详细调查倭寇的动静与日本国内情况，嘉靖三十六年与大友氏的使僧清授一起归国。
他是以汉代张骞为榜样的冒险家，怀着很大抱负进行活动的，但他回国时，推荐他的总督杨宜已被赵文华弹劾去职。郑舜功的意见不仅不能被采纳，而且还被问罪流放四川。
嘉靖四十四年（一五六五）他写的《日本一鉴》，是为了吐露他的关于天文、弘治、永禄年间日本的全部知识和平素怀抱的倭寇对策而向官府提出的著作。
（四）
嘉靖三十五年（一五五六、弘治二年）二月由赵文华推荐代替杨宜担任总督的，是安徽省出身的浙江巡抚胡宗宪。
胡宗宪是被评论为“多权术，喜功名”的人物，早从担任巡抚的时候起就抱有平定倭寇的计策，与杨宜派郑舜功到日本一样，他派遣部下蒋洲和陈可愿到日本，侦察日本国内情况，同时说服王直等人归降。《明史》以下各书都记为“谕日本国王”，所以表面上的第一个目的，是仿照明太祖洪武帝以来的传统与室町幕府交涉，令其禁止倭寇。
蒋洲似乎是与游侠之徒一起游手好闲地度过了青年时代，但他具有才气与智勇，被誉为“纵横之士”或“辩士”，是能说善辩的人物。蒋洲因万表的推荐得以与胡宗宪相见，又因向胡宗宪献上应去日本说服王直归降的方策，而被推荐为提举，担任去日本的正使。陈可愿定为副使。
蒋洲与陈可愿于嘉靖三十四年（一五五五、弘治元年）九月出发，十一月到达肥前的五岛。
蒋洲等在这里遇到王直的养子王滶，随后又得以与王直会见。
蒋洲等人向王直说明胡宗宪与王直是同乡，王直的妻子在故国曾被关进监狱，胡宗宪把她从狱中救了出来，给予优待，以激起王直的望乡之情；还说明如果王直归国受降，就放宽海禁，允许开市贸易，不再问罪，以利诱之。
王直信以为真，大为喜悦，决定接受胡宗宪的要求，首先让王滶与陈可愿先行一步回国。
王滶与陈可愿一行于嘉靖三十五年四月回到国内。
蒋洲仍旧留在日本，希望与日本国王（足利将军）接触，王直亦予合作。
王直与蒋洲一起经过博多，于嘉靖三十五年四月到达丰后，会见了大友义镇，又派使僧向山口大内义长传达了宣谕日本的意向。
蒋洲本来认为宣谕的第一个对象是日本国王，但是根据王直等人提供的情报，觉察到即使与足利将军接触也不能期待有很大的成果。蒋洲认为说服大友氏、大内氏之外，还要说服与倭寇有关系的对马宗氏等诸大名，才是更高明的方针。
（五）
对马宗氏一有关于倭寇的情报，就紧急报告朝鲜政府，已成常例。
弘治二年（一五五六、嘉靖三十五年）四月，也按照常例向朝鲜报告了关于王直的情报。
这一年的四月与王直到达丰后的同时，对马使者到达朝鲜，报告叫作五峰的中国人（王直）作为阿波、伊予、赞岐、土佐与五岛贼倭的首领，将入寇明朝与朝鲜。报告中还陈述了去年五月到七月袭击朝鲜南部沿海达梁浦与济州岛，直至攻陷兵马节度使总部的乙卯达梁倭变的海贼集团根据地是五岛，中心人物是王直，并告知有两位大人从明朝带敕书来到日本。很明显两位大人是指蒋洲与陈可愿。对马在弘治三年（一五五七、嘉靖三十六年）三月又向朝鲜报告，蒋洲给宗氏送来了要求必须努力禁贼的咨文。
对马使者刚把关于王直的情报送到朝鲜之后不久，弘治三年（一五五七、嘉靖三十六年）四月，王直就和蒋洲与大友义镇使僧德阳、善妙一起离开松浦（五岛）登上归国之途。
蒋洲与德阳的船于七月到达明朝，但王直与善妙的船被飓风吹走漂流到朝鲜，好不容易才于十月到达舟山列岛的岑港。进
入岑港的王直根据前约，要求互市即自由贸易，但在王直船入港前后，大友氏使者德阳没有携带勘合，表文又没有加盖金印，违反以往的遣明船制度，这件事使蒋洲陷入意料之外的不利境地。越过万里波涛从外国归来的勇士受到无缘无故的误解，被投入了监狱，胡宗宪对蒋洲也坐视不救。但是，蒋洲关于日本与倭寇的知识和情报，以后依靠地理学者郑若曾之手，写成《日本图纂》与《筹海图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十一月，王直与部众千余人一起向胡宗宪投降。
对待王直的来降，明朝廷议分为两种意见，即按照王直的愿望允许互市和为尊重王朝体面杀掉王直两种意见。
结果是后一种意见控制了廷议，王直被投进牢狱。
胡宗宪虽然企图救王直一命，但是社会流传他接受了王直与善妙的贿赂金银数十万两，因而改变态度，放弃了想救王直一命的念头。
王直于嘉靖三十八年（一五五九）十二月被斩首。
（六)
徐海一党如前所述，嘉靖三十五年春夏仍然大肆进行海盗活动。
胡宗宪利用叶宗满进行招抚工作，把王直归顺的消息通知徐海，使之动摇，同时又进行策动陈东、叶明等背离徐海的工作，使徐海与各海贼集团彼此孤立，从而各个击破。
徐海缚送陈东后自己也投降了，结果发觉中了胡宗宪的圈套，乃据守浙江平湖沈家庄。胡宗宪令俞大猷、阮鄂等进行攻击，徐海一党遭到毁灭性打击，日本人辛五郎（新五郎）也与徐海命运与共。以后沥港地方改名为平倭港，建立了胜利的纪念碑。
王直的就擒对其他倭寇集团来说是很大打击，叶宗满、王汝贤也相继被擒，仅王滶一党抵抗到最后。胡宗宪因为连年抗倭功绩，从右佥都御史晋升为兵部右侍郎、右都御史，嘉靖三十九年（一五六〇）又提升为太子太保，但是嘉靖四十一年，他也下台而被投狱自杀。
(七）
王直及其一党灭亡以后，倭寇活动仍在继续。但其活动舞台已经离开浙江，以福建、广东地方为主，也看不到像一五六〇年以前那样猛烈的倭寇了。
倭寇的活动据点是福建漳州的月港与浯屿、广东潮州海上的南澳。著名的头目有许老（许朝光、许西池）、谢老（谢策）、洪泽珍（洪迪珍）、严山老、张琏、萧雪峰、林国显、吴平、林道乾、曾一本、林凤等人。
许老、谢老、洪泽珍都是广东人。洪泽珍作为王直余党与日本往来，王直灭亡以后诱日本人至广东海域，积蓄了巨万财富。他因赎回被倭寇掳去的中国人似乎很有人望。
嘉靖三十六年（一五五七、弘治三年）时，福建漳州府九都地方张维等二十四人共造一船，专门接济倭寇、海寇，卖给粮食与商品，这个情况被官宪发觉后，受到了镇压。二十四人接济的对象，据估计是洪泽珍。被断绝了与倭寇接触的张维等人，率领沿海很多的无名民众起事，占领了九都城。这就是所谓的月港二十四将之乱，即与倭寇相结合的土寇叛乱。嘉靖四十三年，张维等人被斩首示众。
倭寇残余袭击菲律宾
胡宗宪死后，负责福建、广东方面倭寇防御的是戚继光、俞大猷、谭伦等人。
嘉靖四十二年（一五六三、永禄六年），大伙倭寇侵犯福建各地，从浙江温州来的倭寇与福建连江的倭寇会合，攻陷寿宁、政和、宁德诸县，从广东来的倭寇与福建福清、长乐的倭寇会合，攻掠玄钟所。他们在来回骚扰各地之后，围攻并陷落兴化府城，占据平海卫。副总兵戚继光从浙江赶到福建，与都督刘显和总兵俞大猷共同努力，大败倭寇于平海卫，几乎全歼占据平海卫的倭寇。随后戚继光又击破占据仙游与同安的倭寇，声威大振。
顺便提一下戚继光撰写的《纪效新书》与《练兵实纪》，作为倭寇对策书后来也给朝鲜和日本带来很大影响。
文禄、庆长之役时，朝鲜把丰臣秀吉军队的入侵视为万历倭寇的入侵，企图以戚继光对待嘉靖倭寇的战斗方法作为参考，加以利用，但是因为明朝与朝鲜的国情不同，在实战中并没有使用戚继光的战斗方法。《纪效新书》与《练兵实纪》后来也传到了日本，在江户时代作为兵法书受到重视。平山潜的《纪效新书》校订本于宽正十年（一七九八），藤川宪的《练兵实纪》校订本于弘化元年（一八四四），分别在日本国内出版。赖山阳等人似乎也很爱读这两本书。
倭寇的残余与海盗吴平联合袭击潮州方面，被官军打败。林道乾于嘉靖四十五年（一五六六、永禄九年）被都督俞大猷驱赶，逃入台湾北港，与吴平一伙的曾一本串通一气，以台湾为根据地。据说他用赏金召集无赖之徒，每人给白银一两，召集十人者给白银三两并担任小头目，林道乾通过这种方法发迹为滨海巨寇。直到荷兰人来占据以前，台湾一直都是倭寇的基地。
明隆庆、万历年间是倭寇的衰退时期，其活动舞台转向了台湾、菲律宾、南洋方面。
其中异常活跃的人物之一是林凤。
林凤的活动在冈萨勒斯·德·孟德斯的《中华大王国志》中，以李马奔的名字详细地进行了介绍。林凤决心以四千部众的雄厚实力袭击并征服整个菲律宾群岛，然后由自己做菲律宾的国王。他率部于一五七四年（万历二年、天正二年）安德烈节（十一月三十日）的前一天到达吕宋岛的马尼拉海湾，派遣四百名先遣队，令其市内放火，企图烧杀全体市民。四百名先遣队由二百名枪队与二百名长矛队组成，虽然进行了残暴行为，但因受到马尼拉市民的反击而后退。两天后，林凤部下六百人登陆，可是不能攻下勇敢的西班牙人的防御阵地。
西班牙军团长萨尔瑟特袭击并烧毁了林凤的船队，进行了持续三个月之久的包围战，但林凤等人使用巧妙的计略，脱离了包围。
不久，王望高作为追讨林凤的司令官从中国本土来到马尼拉，受到西班牙军团长的欢迎，与总督住在一起，写了关于林凤穷迫状况的报告书，与奥古斯丁会修道士一起回到中国。林凤全军是兵员三千名，船只七十艘，副将中有一个日本人叫作庄公，据说他是四百名先遣队的指挥者。
（八）
明隆庆元年（一五六七、永禄十年），根据福建巡抚涂泽民的奏议，明朝廷解除了自明初以来实行了二百年之久的海禁令，允许中国内陆人到海外去，以往被视为走私贸易的现承认为官许贸易。
明朝之所以解除海禁令，这是因为舆论指出倭寇猖獗的主要原因与海禁有很深的关系。早从嘉靖年间起，张廉、赵文华、郑晓等人就已不断提倡缓和海禁，以作为倭寇对策的一环。隆庆以后，明朝的商船如果在福建海澄缴纳商税，就可以往来南洋各地进行贸易。
但是这个海禁解除，只限定出海到南洋方面进行贸易，出海到日本以及硝石、硫黄、铜、铁等违禁品的带出海外，仍旧如从前一样被禁止。这个附带条件的部分，归根到底还是为了禁止倭寇与海寇的活动，虽说是开海政策，但不是完全的开海。
不过，明朝政策的转变，使得中国人的海外贸易与中国人向以菲律宾为首的南洋各地的移居，变得容易起来，因而促进了中国人这种海外贸易与移居南洋的倾向。残余的倭寇活动也在这种形势中逐渐走向结束。
日本国内统一事业的进展，特别是天正十六年（一五八八）丰臣秀吉海贼禁令的颁布等，也是阻碍日本人参加倭寇的原因之一。
天正十七年，丰臣秀吉在给平户松浦兵部卿法印的书信中命令说，因为叫作“てつくわい”(tetsukuwai)的明朝人担任头目来进行海盗活动，因而下令希望予以取缔。这表明了丰臣秀吉对确保海上航路安全的关心。文禄、庆长之役刚结束不久的庆长四年（一五九九），丰臣氏五大老给岛津氏发出的联名信中，也写有前些年以来因海盗活动而禁止渡外这一类意思的话。可以认为继嘉靖严重倭患之后的一连串的倭寇活动，在十六世纪结束的时候大体上平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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