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是大诗人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所提到的自己的诗歌主张，在白居易看来，诗歌，并不仅仅只是抒发一下自己的情感，描写一番自然的风物，如此而已，它还应该有更大的作用，发挥更多的社会政治功能。在他看来，诗歌是应该强调美刺，揭露社会弊端，反映人民疾苦的，只有能够反映时事，起到“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作用，为现实而作的诗歌，才是真正的好诗歌。
白居易是这么想的，他也是这么做的，他的诗歌，通常都有很强的叙事性，一事一题，现实针对性强，“首章指其目，卒章显其志”，在诗歌中，揭露社会的弊端，真实展现人民的疾苦。当然，他这么做的目的，自然怀着一颗“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心，想要将民间的疾苦，化为笔底的波澜，让天子能够通过他的诗歌，体察民情，做出正确的决策，也就是说：“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白居易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自然和他一生的经历是分不开的，据说，白居易出生在河南新郑，他出生后没有多少时间，河南一带就发生了战事，藩镇李正己割据河南十余州，烽烟四起，战火纷飞，民不聊生。长大一些后，他的父亲当上了徐州彭城县令，这时候，偏不凑巧，徐州也发生战乱，所以白居易便只能迁居宿州符离，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所以说，白居易的童年，一直处在战火硝烟和迁徙移居之中，或许，在那过程中，他曾经亲眼见到百姓因为战乱而流离失所的惨象，所以，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因此，长大之后，才会立志要将民间疾苦，写进诗歌之中，上达天听，为民请命。
自小便聪敏过人的白居易，学习十分刻苦，据说，他读书读得口舌生疮，手翻书都磨出了老茧，年纪轻轻，就有了白发，不过，这样的刻苦钻研，还是有收获的，他从幼年的“略识之无”渐渐成长为名动天下的一代名儒。在宋人尤袤的《全唐诗话》中，曾经记载了这么一段有关白居易的轶事，白居易从江南到长安，拜谒大名士顾况，当顾况看见他的名字时，开玩笑道：“长安百物皆贵，居大不易。”但是，当白居易献上自己的诗篇后，顾况随手翻开，读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时候，不觉感叹道：“有句如此，居天下亦不难，老夫前言戏之耳。”由此可见，白居易年纪轻轻，他的诗文就连前辈高人都为之折服，可见其才能之高。
得到了顾况的赞美之后，白居易意气风发，正可以算得上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了。不过，他却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志向，进士及第之后，他步入仕途，依然坚守自己“志在兼济，行在独善”的想法，当他担任翰林学士、左拾遗等官职的时候，连续撰写《策论》七十多篇，积极上书言事，“一片丹心报天子”，想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天子。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和自己的好朋友元稹，共同发起了新乐府运动，白居易，正是用自己的乐府诗，来实现自己“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理念的。白居易曾经将自己的诗歌分成四种，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和杂律诗，他的讽喻诗，主要便是指他在新乐府运动中创作的那五十首新乐府诗歌，还有十首《秦中吟》。这些富有讽喻风格的新乐府诗，是白居易诗作的主要内容。
说到乐府，那真是由来已久，早在秦朝的时候，就已经有乐府了，到了汉朝的时候，沿用了秦朝的名称，也设置了乐府这样的一个机构，专门用来收集、整理、编写音乐，同时，这时也有大量的乐府诗产生，基本都是可以入乐演唱的诗歌。到了六朝时候，乐府逐渐成为了一种诗体的名称，指当时可以入乐的诗歌，或者是一些仿乐府的古体诗歌。而到了唐朝的时候，乐府分成了两种，一种是传统的古乐府，而另一种，就是白居易等人倡导的新乐府。
新乐府大多不入乐，不仅用新题，而且写实事，在唐朝初年的时候，新乐府诗歌就已经开始出现了，杜甫曾经创作大量的新乐府诗歌。中唐诗人元结、顾况、韦应物等，在杜甫的影响下也写了一些新乐府。元和四年，元稹创作了大量新乐府诗歌，白居易也在同一阶段写了五十首新乐府诗，深刻地揭露了中唐时代社会的种种黑暗现实，谴责统治者的暴行。白居易将自己的诗歌主张更加完善，形成了具有新风格的诗歌流派，这样的一次文学创作上的革新，被人们称为新乐府运动。
白居易的这些带有讽喻风格的新乐府诗歌，很好地体现了他自己所说的“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的诗文创作理论，强调了诗歌的社会功能和讽喻作用。
就拿他的《卖炭翁》来说吧，就是一首反映国事民生，在政治上具有美刺作用，符合儒家比兴传统的诗歌，可以称作是为民请命的诗歌了。白居易的五十首新乐府诗，都是一题一事的，为了使读者能够更清楚地了解他究竟在诗中讽喻了什么事情，白居易在每首诗的下面都标注了自注，这首《卖炭翁》的自注就是：“苦宫市也。”
皇宫内院，住着皇帝一家人，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太监、宫女、侍卫等，这些人自然不能每天靠餐风饮露过日子，当然需要食品和其他生活常用的物品，那开销自然是很大的。历朝历代，皇宫所需的物品，都有专门的官府承办，但是，自从唐德宗贞元末年开始，不知因为什么，竟然改成了由太监向民间采购，这便称为“宫市”。于是，这些太监便打着皇帝的旗号，在民间为所欲为，强买强卖，看见自己喜欢的东西，只要口称“宫市”，就可以用极其微薄的代价强行勒索而去，惹得老百姓苦不堪言。
白居易是一个很会写叙事诗的人，他善于白描，而且还很善于烘托气氛，在诗歌的一开头，就将一个生活清苦，靠烧炭卖炭为生的老者的形象，展现在了读者的面前，“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这样的形象，已经十分凄惨了，但是，为了“身上衣裳口中食”，为了维持这能够使得自己活下去的最低生活标准，他还是必须要每天如此辛劳。
前面的这段叙述，已经足以使得人感伤泪下了，后面的那句“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则更是让人心酸，寒冬腊月，大雪纷飞，穿着单衣饥寒交迫的老者，为了生计，还是必须出去卖炭，他冻得浑身发抖，可是，却并不怨恨天冷，而反过来，还希望天能够更冷一些，那是为什么呢，皆因为他所卖的是炭，只有寒风更加凛冽一些，才能卖出一个好价钱。一个“愿”字，足以令所有读诗的人，潸然泪下。
“夜来城上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当我们看到老者在经历了千难万苦，终于可以喘一口气的时候，我们也为之稍稍地松了一口气。可是，在这时，白居易却偏偏笔锋一转，“黄衣使者白衫儿”出现了，老者那刚刚出现的生存的希望，在这两个官使的面前彻底破灭了。他们打着替皇帝买东西的招牌，“手把文书口称敕”，那老者又怎么敢拒绝呢，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将自己辛辛苦苦烧出来的炭给拉走了。
你要说这是明抢明夺吧，“半匹红绡一丈绫”，人家也是给了钱的，可是，这一千斤的炭，和这么一点绡和绫之间的价格真的是对等的吗？更何况，老者要这些东西干什么用呢，他需要的是“卖炭得钱”，用钱来换自己的衣服口粮。
这首诗，说是讽喻诗，可是，通篇全都是叙事，并没有议论一个字。不过，这样的一个残酷的现实摆在面前，难道还需要更多的言语来评论吗？根本不需要，所有人都知道，这位老者，他恐怕已经挨不过这个严寒的冬天了。笔墨不多，没有议论，但是，凭着细腻真切的人物描写，详尽的事情叙述，诗人已经将自己想要讽喻的内容，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所有的读者。
虽然白居易所描写的，是一个卖炭的老翁，但是，从他的身上，我们仿佛能够看到其他许许多多的劳动人民，他们有种田的、有打渔的、有织布的，他们全都在生死线上挣扎，在沉重的田租和赋税的重压下过着辛酸而又悲苦的生活。白居易看到了这一切，因此，抱着“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想法，他用颤抖的笔，将自己所看到的一幕幕都记录了下来，代表那些普通的劳动者，发出振聋发聩的控诉。
如果说，白居易在他的《卖炭翁》中，还仅仅只是详细地叙述了整件事情，却并没有具体写出自己的评论和想法，那么，在他的《杜陵叟》中，他则是振臂呐喊，清清楚楚地发出了自己的控诉。
白居易诗歌中的内容，都是他观察现实生活之后，所写的真实事件，这首《杜陵叟》自然也不例外，“伤农夫之困也”，这一回，他是为农人请命。这件事情，发生在唐宪宗元和三年的冬天，这一年，长安附近和江南地区全都遭逢大旱，稻田麦地，颗粒无收，赤地千里，按理说，遇见了这样情况，应该要“减免租税”、“实惠及人”，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可是，偏偏不巧，这个时候正好也是官员年终考核的时候，是决定那些朝廷官员升降去留的时候。于是，为了使得自己的“政绩”看上去好一些，那些官员依然严逼老百姓上交租税，因此而闹得人心惶惶，民不聊生。
作为一个关心民生疾苦的人，白居易当然要做些什么了，于是，作为左拾遗的他，便上书力陈旱情严重，向唐德宗提出要减免租税。终于，他的一番苦心打动了德宗皇帝，他终于答应减免赋税。可是，这个时候却已经是“十家租税九家毕”了，说到底，老百姓并没有得到任何的恩赐和救济，那所谓的减免租税的诏书，其实已经成了一纸空文。
在这种情况下，白居易怀着一颗悲愤之心，写下了这首《杜陵叟》。“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这已经是很凄惨了，再加上“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干”，对于一个家中没有余粮，“岁种薄田一顷余”的杜陵叟来说，真的是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了。更要命的是，“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为了升官发财的各级官吏们，竟然隐瞒灾情，变本加厉地催要租税，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就只好典桑卖地，甚至是卖儿卖女了。
在诗歌的前半部分，就像《卖炭翁》一样，白居易将整件事情详细地叙述了一番，不过，不一样的是，在这首诗歌中，杜陵叟并没有像卖炭翁那样，选择沉默隐忍，而是发出了自己的控诉：“明年衣食将何如。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借着杜陵叟之口，白居易向封建统治者发出了抗议，将他们比作了豺狼虎豹，言辞激切而严厉，他用语气强烈的反问句，表示了对于统治者残酷剥削的极大愤怒，激愤之情，跃然纸上，溢于言表。
应该说，在当时，白居易本人还是衣食无忧的，但是，他却能够如此感同身受地在自己的诗歌中为老百姓鸣不平，这着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虽然他自己也是一个朝廷的官员，可是，要面对那些狠心的官吏，朝廷的权臣，说出这样一针见血，针砭时事，具有讽刺意义的话，其实也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
当然，在诗歌的最后部分，白居易表面上还是对皇上的“仁恩”唱了一些赞歌的，只可惜，他所说的“帝心恻隐知人弊”，似赞实讽，是用反语再次鞭挞了封建的统治者。“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等租税收好了，那诏书才刚刚到达，这还有什么意义呢，那皇帝和官吏之间，莫不是在上演一出双簧，所谓的关心百姓疾苦，也只不过是惺惺作态而已。
新乐府诗歌五十篇，篇篇都是这样的内容，《两朱阁》用来“刺佛寺浸多也”；《西凉伎》用来“刺封疆之臣也”；《红线毯》用来“忧蚕桑之费也”；《缭绫》用来“念女工之劳也”；《官牛》用来“讽执政也”；《紫毫笔》用来“讥失职也”……总而言之，诗诗都为事而作，句句都含有讽喻之意，全都体现了诗人白居易忧国爱民的情怀，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败。
其实，讽喻诗的传统由来已久，《诗经》中便有比兴美刺的传统。后汉的班固就曾经在《两都赋》的序中写道：“或以抒下情而通讽喻，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由此可见，将老百姓的事情写进诗歌中，使得它们能够入天子之耳，并流传后世，这就是讽喻，用这种风格写出来的诗，自然就是讽喻诗。白居易，对于各种现实生活中的事件、现象都充分观察，并且将美刺融于其中，就算是吟咏一草一木，也往往另有深意，充分体现了他的“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文学主张。
只可惜，白居易的这些诗歌，由于暴露了上层统治者的昏庸腐朽，所以，使得那些达官显贵都对他恨之入骨。而且，他不谙仕途艰险，直言敢谏，从来都不知道什么叫做韬光养晦，甚至都不给皇帝面子，在朝堂上直截了当地对皇帝说：“陛下错。”所以，到最后，白居易终于被贬到江州做司马去了。这次贬谪对于他的影响很大，以至于他心有余悸地说“曾犯龙鳞容不死”。
在此之后，他便逐渐对朝廷失望了，或许是因为他此时觉得，朝廷所面临的这种种问题，已经积重难返，实在不是光靠几个人，写几首新乐府诗就能够解决的了。所以，他开始过起了“知足保和，吟玩性情”的日子，极为讽刺的是，他这么一来，官位反而越做越大，竟然“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官”，他一边修建园林，一边饮酒弹琴，开始创作自己的闲适诗。
不过，虽然在这时候，他显得略微消极了一些，总的来说，依然还应该算是勤于政事的，尤其是他曾经疏浚六井，解决百姓饮水问题，还在西湖上铸造长堤，蓄水灌田，提出只要“堤防如法，蓄泄及时”，就不会受旱灾之苦了。由此可见，虽然白居易已经逐渐收敛了自己的锋芒，他依然还是一个肯做实事，肯为百姓请命的好官。
白居易，这个现实主义的诗歌大家，他那敢于直谏，敢于言百姓疾苦的高尚情操，感动了一代代的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