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 学
曾子
大学的根本宗旨，在于阐明完美、光明的德性；在于使人民受到感化，成为新人；在于达到道德上完美无缺的理想境界。
知道自己追求的目标，就能确定志向；志向确定后，内心就会宁静；内心宁静，遇事即可坦然自安；遇事安和，就能够思虑详审；思虑精详，就可得到道德的升华。天下万物都有本有末，世间万事皆有始有终。知道什么该先做，什么该后做，那么，就接近于理想的道德境界了。
古代想要把完美的德性昭示，阐明于天下的人，就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想要治理好国家，就先要整齐、整顿好自己的家族，想要整齐家族，就先要修养自己本身。想要进行自身修养，就先要端正自己的内心。想要端正自己内心，就先要使自己的意志诚实。想要意志老实真诚，就先要丰富和充实知识。而要丰富充实知识，关键在于接触事物，从而领悟无所不在的万物本源。
接触事物，领悟万物本源，然后就会拥有知识。拥有了知识，意志就会诚实。意志诚实，内心自然就会端正。内心端正了，自身的修养就能进行。自身修养搞好了，家族就会得到整齐。家族整齐了，国家也就能获得治理。国家治理好了，推广开去，就能使天下进入太平。从天子开始，一直到普通百姓，一律都要把搞好自身的修养作为根本。
根本问题未解决而枝节问题处理好的情况并不存在。具体地说，如果对第一位的事情（修身）予以轻视，而能使第二位的事情（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圆满成功，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过。
《康诰》说：“能阐明发扬德性。”《大甲》上讲：“时常注意这个上天赋予的阐明德性的使命。”《帝典》也说：“能显明崇高伟大的德性。”所有这一切，讲的都是自己弄明白和弘扬德性的意思。
商汤时的铜器“盘”上铭文说：“假如能一日自新，就要始终如一，永远保持，做到每天新，天天新。”《康诰》讲：“造就一代新人。”《诗经》上说：“周虽然是一个古老的邦国，但终能自我更新秉承天命。”所以君子总是时时处处为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而不懈努力。
《诗经》上讲：“国土幅员广阔千里，人民居住在这上面。”《诗经》又说：“叽叽喳喳啼叫的黄鸟，栖息在平静的山隅。”孔子解释说：“重要的是进退居处，（黄鸟）都知道它该栖息何处，难道人在这方面反而不如黄鸟吗？”《诗经》中还说：“端庄恭敬的周文王，他正大光明举措谨慎。”作为君主，他的言行要归于仁义；作为臣子，他的言行要归于恭敬；作为儿子，他的言行要符合孝道；做父亲的，他的言行要体现慈爱，与人们交往，就要做到坚守信义。
《诗经》说：“眺望那淇水的崖岸弯曲之处，绿竹郁郁葱葱婀娜多姿。这个文采风流的君子，就像那经过切磋的象牙，就像那经过琢磨的美玉。他态度庄重模样威武，他光明磊落襟怀坦荡。这个文采风流的君子，教人始终难以忘怀。”所谓的“如切如磋”，讲的是如何学习求知。所谓“如琢如磨”，是指怎样自我修养。所谓“瑟兮 兮”，就是要做到心存惧怯，不敢有丝毫懈怠。所谓“赫兮喧兮”，就是要树立威仪，为民作则。所谓“有斐君子，终不 可 兮”，说的是弘扬至善至美的懿德嘉行，使得普通民众有所敬慕，无从忘怀。
《诗经》上讲：“呵，文、武的功德永志不忘。” 后世的君子，敬重仰慕文、武等先王的贤德，同时热爱亲近先王的好恶准则。后世的民众，则从文、武等先王的功业中，享受到快乐，获得实际的利益。这就是先王之所以去世日久而不被遗忘的原因。
孔子说：“审理诉讼，我同别人并无差异。但一定要使诉讼这类事件绝迹才好。”要使那些矫饰无实之人不敢随随便便大放厥词。要搞好自身修养，从而使民众内心畏服。这才算是懂得处事的本末轻重。
这就叫做知道本末、先后。这就是进入“知”的最高境界。
所谓使自己的意念诚实，指的是要做到不自欺欺人，有如厌恶难闻的气味，有如喜爱美丽的容貌。这个就称作为自我满足，毫不亏心。所以君子必须谨慎地对待独处的时候。
品质低下的人，在独居时做起不善之事情来，真是无所顾忌，什么都做得出来。但是在有道德的君子跟前，他们却乔妆打扮，掩饰自己的恶行而设法显示自己的美德。其实，人家看我们，就像是洞察我们的五脏六腑一样，那么隐恶扬善的做法又有什么用处呢。这就叫做内心深处藏着恶念，总是会在外表上暴露痕迹。所以君子必定要谨慎对待独居这桩事情。
曾子说过：“有许多双眼睛盯着你，有许多只手指着你，这难道不严肃可畏吗！”富足能使屋子焕发光彩，美德则能使人格高尚。心中毫不惭愧，那么，内心就会宽广自若，外貌也必定是舒泰坦然。所以君子必定要使自己的意念诚实。
之所以说修身的关键在于端正自己的内心，这是因为，身有所愤懑，乃由于内心不端正；有所恐惧，乃由于内心不曾端正；沉溺于感官的享受，乃是内心不曾端正的缘故；为忧患所困扰，也是由于内心不曾端正的缘故。内心如果未能端正，那么必定是眼睛看不见东西，耳朵听不到声音，吃东西辨不出滋味。这就是说修身的关键在于端正自己的内心。
所谓整齐家族的关键在于修养自身的缘由是：人们对于他们亲近相爱的人多有偏爱；对于他们鄙视厌恶的人多存偏见；对于他们畏怯敬重的人多有偏颇；对于他们哀矜怜悯的人多所偏私；对于他们所认为的骄傲懒惰之人多持偏见。所以，在喜爱某个人的同时，能知道他的不足；在厌恶某个人的同时，能够了解他的长处，这种情况普天之下实在少见！所以有句谚语这么说：“人们都不知道自己子女的欠缺，也不会满足于自己庄稼的丰收。”这叫做自身的修养不搞好，就无从整齐约束自己的家族。
至于治理国家，定得先整齐好自己家族的原因，在于未能教育好自己家人，而能教化他人的事情不曾有过。所以，君子不必越出自己的家族，就可以推广教化于全国。孝，用来奉事君主；悌，用来服侍尊长；慈，用来安排使用普通民众。《康诰》说：“应当像保护小孩一样。”内心真诚地向这方面努力，虽然不能完全符合标准，然而差距也就不会太远了。生活中没有那种先学习抚养孩子，然后再出嫁的事情
一家讲究仁义，整个国家都会崇尚仁义。一家提倡谦让，整个国家都会推崇谦让。（统治者）一人贪婪暴戾，全国都会群起作乱。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就是这样。这就叫做一句话毁坏整个事情，一个人安定整个国家。尧、舜用仁义来引导天下，民众就跟从他们追求仁义。桀、纣用暴虐来号令天下，民众依从他们。如果他们形式上的命令与他们实际的嗜好相反，那么民众是不会听从这种命令的。因此，君子首先要使自己身上具备了美德，然后再向他人提同样的要求；首先要去掉自己身上的不足，然后再去批评责备他人。假如自己不能做到有善无恶推己及人，而想使其他人明白善恶的道理，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讲，治国的前提在于整齐好自己的家族。
《诗经》讲：“茂盛桃树嫩枝摇曳，叶儿浓密富有光华，这位姑娘要出嫁，她会使夫家和顺吉祥。”举家上下和顺吉祥，然后才能够教化国内民众。《诗经》说：“兄弟之间情意融洽。”兄弟间情意融洽，然后方可以教化国内民众。《诗经》说：“言行一致不变模样，四方各国引以为榜样。”自己能够成为做父做子做兄做弟方面的道德楷模，普通民众就会效法自己。
所说的使天下归于太平的根本在于治理好自己国家，缘由是：上面君臣官吏尊奉老人，下面民众就重视孝道。上面君臣官吏敬重长辈，下面的民众就注重尊敬兄弟。上面统治者关怀体恤失怙的孤儿，下面的民众就不会背理作恶。所以君子拥有测量方正的法则。
厌恶上面某种东西，就不要照样去对待下面；厌恶下面某种东西，就不要照样去对待上面；厌恶前面的某种东西，就不要照样去对待后面；厌恶后面的某种东西，就不要照样去对待前面；厌恶右边的某种东西，不要照样去对待左边；厌恶左边的某种东西，不要照样去对待右边。这就是所谓计度测量方式的原则和方法。
《诗经》上说： “欣悦欢乐的君子，是天下民众的父母。”民众所喜爱的东西你也喜爱，民众所厌恶的东西你也厌恶。这就叫做是天下民众的父母。《诗经》上说：“那高峻巍峨的终南山，崖石层层高高耸立。名气赫赫的太师尹氏，人们都在注视着你。”作为国家的统治者不可以不谨慎，倘若肆意妄为，就会身弑国灭，为天下之大戮。《诗经》上还说：“殷商尚未丧失政权之时，能够顺应天命享有统治。应当以殷商兴亡为鉴戒，认识到国家存亡大命永保之不易。”这些说的是，统治者获得民众拥护就能取得政权，失掉民心就会丧失政权
因此君子首先要慎修德性，有了美德这就拥有了民众；拥有民众这就拥有了土地；有了土地这就有了财富；有了财富这就可以支付各种用途。美德是本，财富是末。如果表面讲德而实际重财，那么民众就会争利，劫夺便会发生。因此，财富屯聚于上民众就会离散，财富散布于下，民众就会聚合。因此，言语不合道德规矩说出来，必将遭到下面民众的同样回报。财货不依据道德而悍然搜刮进来，最终也将为他人强横地劫夺出去。
《康诰》说：“上天赋予的大命不是一成不变的。”这是说行善积德就得天命，不行善不积德就失天命。《楚书》上说：“楚国没有什么可作为宝物的，只把善作为宝物。”晋文公的舅父子犯说：“流亡者没有什么可作为宝物的，只把仁慈亲爱当作宝物。”
秦誓说：“如果有这样一位臣子，忠实诚恳而无别的本领。他品德高尚，心地宽厚，能够容纳他人。人家有本事，就好像他自己的本事一样，别人品德高尚，本领高强，不但口中经常称道，而且内心确实也很喜欢。这种宽洪大量的人，是可以保全我的子孙和臣民的幸福的。是实在有利于国家的。反之，人家有了本领，便嫉妒厌恶他；人家有了好的品德，便故意压制他，使得他的美德不能为君主所了解。这种人心胸狭窄，是不能够保全我子孙臣民的幸福的。这样的人，实在太危险了。”
对于这种危险人物，只有仁德的国君能够流放他们，把他们驱逐到四夷蛮荒之地，不同他们共处于中原地区。这就是说，只有仁人能够做到爱护好人，厌恶坏人，见到贤人不能举用，即便举用而未能加以重视，这是怠慢松懈。见到坏人不能够屏退，虽然屏退而未能远离他们，这是过失错误。爱好人家所憎恶的东西，憎恶人家所爱好的事情，这就叫做是违反人的本性，灾祸一定会落到自己的身上。所以，仁人君子有着为政的基本原则可遵循，这就是：必定要依靠忠、信获得天下，必定是由于骄横、高傲失掉天下。
生产财富有基本途径，这就是：生产财富的人众多，享受财富的人寡少，创造财富的人积极努力，动用财富的人舒缓有节。那么，财富就能够时常充足了。仁义之人通过财富来争取民众，不仁不义之辈则依靠丧失民心的做法来增殖财富。没有上面统治者乐仁好义而下边民众不喜欢道义的事情，没有爱好道义而事业不获成功的事情，这样就不会有自己府库中的财产为他人所劫夺的忧患了。
孟献子说：“拥有马乘的士大夫，不应当再料理关心鸡猪之类的琐事。拥有丧祭用冰特权的卿大夫，不应该再畜养牛羊。采邑实力达到置备百乘兵车标准的卿大夫，则不应当保留那些热衷于聚敛搜刮钱财的家臣。与其有聚敛搜刮的家臣，宁可有盗窃府库之财的家臣。”这是说治理国家不能以捞取私利为追求，而应当以仁义为宗旨。治理国家时汲汲于搜刮聚敛财富，这必定是重用奸佞小人的缘故。统治者个人即使心存善良，但如果任用奸佞小人处理国家事务，那么灾难祸患就一定会接踵而来。那时候虽然有善良贤能的人出来收拾残局，也必定是力不从心，无可奈何了。由此可见，治理国家不应以追逐私利为目标，而应该以崇尚仁义为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