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四十五岁

易水寒

故事总是阴差阳错。

一九九五年花样年华的我初入社会。还算幸运，沾了工厂子弟的光，进了一家有名的央企。

二十七年后，在整理旧物时意外发现了一枚小印章。它躺在一个小盒子里，油泥已经浸润到石料的三分之一。侧面清晰的刻着“一九八七”，年份是用普通小刀刻上去的，看起来歪歪斜斜的。

童年留给我的物件所剩无几。我如获至宝般用纸巾轻轻擦试着，时光也跟着倒转回了去。

八十年代，我还是一个背着画板，为了梦想奔赴的毛孩子。每到周末需要坐上1个小时公交到画院学画。赶上个大雪天儿不通车，就得步行2公里到上一个站点。

冬天，印象中雪特别大，白茫茫一片，把我显得格外渺小。顶着北风，身后的画板成了最大的阻力，每走一步都那么艰难。一片冰晶钻进我的脖子，瞬间便融化开来。我伸开手臂，任雪花落在手套上、胳膊上，抓紧时间记住她得样子。她美得果然跟画中一样。

那时候的公交车我们叫“大龙”。两节车厢中间由折缝的部分连接着。龙车转弯的时候，折缝部分像手风琴一样，还会发出吱嘎吱嘎的响声。我最欢喜坐的就是中间相连的地方！尤其转弯的时候，一只脚在圆盘上，一只脚在车厢上！整个人都会跟着转来转去。每个售票员身上都有票板、票钳。当然还少不了那句最经典的：“上车请买票，月票请出示。”设计这样的车也不过是为了多拉人。那时候我又瘦又小，被挤下去是常有的事情。一趟公交要等上一小时，被挤下去就要等下一趟。上了车，蜷缩着的脚丫儿才缓缓在棉鞋里舒展开。

夏天，小小的画室里墨香被小孩子的汗臭味儿掩盖，即便开了窗户也没有一丝改变。课间同学都去买雪糕，最好吃的五毛钱。除了每天来回的车费，母亲会给我准备出雪糕钱，我却很少买。因为，我觉得一张宣纸三毛钱，画山水、画花鸟……水墨丹青临摹生活的倒影很值得。

母亲是一位有着超前教育意识的女人。她让我感知到了艺术的魅力。她那种对生活积极的态度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我。于是，我拥有了人生中第一枚印章，就是文章开头提到的那枚，也是母亲送我的九岁生日礼物。

有时候她也是不顾我感受的。

在别的孩子拼音还没认全的时候，我已经跟着辽宁台每晚六点的《少儿英语》学习了。我用的英语课本需要经历:出版社到邮局，再辗转才到我的手上。有一次，家里的电视坏了，母亲就带着我去邻居家学。她用汉语做着笔记，我只觉得人家的彩色电视机比我们家黑白的好。

三岁我就看完了德国国宝级漫画家埃·奥·卜劳恩经典代表作《父与子》，黑白的图画便是我对世界最初的印象。

四岁，我接触彩色的《大众电影》画报，一种同于现在时尚杂志的刊物。然而，相比之下我还是喜欢黑白的。这跟人的性格有关，即便生活多么斑斓，我的眼睛里永远是这两个基调。人生本来也只有这两个色彩，如果非要有，只能是介于两者间的“灰”吧。

五岁，母亲送我的生日礼物是电子琴。可惜，她望女成凤的热切盼望，终究还是在我刺耳的琴声中彻底崩溃。而她终于在七十岁实现了我未能替她实现的梦想，弹得宛然动听。

七岁，我成为青少办“小记者”，八岁被授予“故事大王”，以至于后来我参加全国巡讲，走遍大半个中国；小说写下几十万字，并不是我有多么优秀，只不过我有一位培养我阅读的母亲，她提前预判了一切，我却深陷其中。

我始终觉得母亲想让我得到大人的欣赏和赞扬，是为了弥补她因岁月流逝的不足。可当我不断地接受新思想，新观念，也就拥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以至于我笔下的人物形象、世界观和故事逻辑个性鲜明。我的所悟所感，融入了血液，那些世俗的、流行的、偏颇的价值观，再也无法侵入我的思想，才意识到这是一种培养。

母亲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由于工作关系也不擅长家务，陪伴我的时间更是很短。倒是她买回来的书籍教会我无尽的人生哲理。让我知道自己的渺小，为我的内心种下一分谦卑和敬畏。

遗憾的是，我人生所有的书籍在十二岁之前读完，那一年我的童话小说发表。

后来“琴棋书画”也像揉皱的宣纸丢进角落。再后来……忽然而已的四十五岁，我被人间烟火烧成了碳。

耳边响起一首歌:“我把我的梦想卖了三两三，换来了灶台上的一日三餐。熬一锅时间嚼一口从前，我忽然想念自己曾经发光的少年。我爬上了屋顶给月亮递根烟，和你谈谈我是如何熬过的这些年。曾胸怀天下曾情长诗短……”

    （本文配图来自摄影家贺广生，图文无关）

  本期编辑   木子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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