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贵
握有全球最多金融资源的美国所展现的令人大跌眼镜的应对水准，既反映了优越感十足的主流经济学长期以来的自私和短见，更折射出有全球责任感与动员能力的政经领袖的缺失。一向自信的美国财经官员可能开错了救市药方，将世界经济推向更大的不确定性与风险之中。
三年前，有谁会相信花旗银行竟会遭到投资者的抛盘？有谁会相信通用和福特竟会沦落到靠政府救助才能避免死亡的惨淡境地？又有谁会相信被视为全球金融风向标的华尔街金融市场有朝一日竟会陷于风雨飘摇之境地？即便是在今年上半年，美国那些分析师们依然对控制次贷危机持有乐观态度。而现在，没有人还在怀疑这场金融瘟疫已侵入到华尔街这个疑似全球最具免疫力的金融身躯的骨髓。
美国和欧洲财经官员似乎集体无策，一向呼风唤雨的美国大牌经济学家也在尽力避免说错话。美欧不久前在集体游说中国为次贷危机买单失败之后，现在又把视线转向石油美元丰厚的中东富国。美国试图说服沙特出资1200亿美元、阿联酋出资700亿美元、卡塔尔出资600亿美元、科威特出资400亿美元来救助陷入困境的汽车业、银行业以及其他受金融危机波及的公司。但是，财富管理水平不低的中东国家会充当不明不白的“陪绑者”吗？
握有全球最多金融资源的美国所展现的令人大跌眼镜的应对水准，既反映了优越感十足的主流经济学长期以来的自私和短见，更折射出有全球责任感与动员能力的政经领袖的缺失。
在某种意义上，美国一向引以为傲的部分经济学家充当了这场金融危机的帮凶。蒙代尔、斯蒂格利茨和克鲁格曼的理性批判看来并未得到政府的多少呼应。格林斯潘在执掌美联储时，周围积聚了一大批自私的金融学家。尽人皆知，促使金融衍生品大行其道的，便是1997年诺奖得主罗伯特·默顿，这位被称为“现代金融学理论的牛顿”的复杂金融产品设计者与金融操盘手可能没有想到，华尔街投行的金融产品设计师们在其金融衍生品模型的鼓舞下，竟然荷尔蒙分泌严重失调，陆续设计了一个个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品。在这些被包装得极为光鲜亮丽的产品外衣下，其实很多都是风险极大的垃圾债务。尽管连诺奖得主菲尔普斯也承认，新的金融产品其实已经达到了相关机构风险评估的极限，以至于评估机构无法精准评估这些设计极为复杂的金融产品的市场风险，即使部分知道也不知该采取何种措施应对。但是在华尔街投资银行家的精妙安排下，硬是“化腐朽为神奇”，在全美乃至全世界找到大买家，而且还价格不菲。高盛2007财年总收入459.9亿美元，但其净利润竟然达到116亿美元！股本回报率32.7%。直到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房屋抵押贷款的来源被切断，资金链条断裂，经济增长预期恶化，才使他们的自私与贪婪大白于天下。
另一方面，在富兰克林?罗斯福之后，美国政治领袖胃口越来越大，但全球责任感与动员能力却日渐衰退。克林顿在经济上把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中和起来，形成了既反对完全放任，又反对过度干预的克林顿经济学，从而获得了经济的巨大繁荣。不过克林顿最终还是把巨大泡沫留给了对经济十分外行的小布什。偏偏无多少国际责任感的布什政府在次贷危机爆发初期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不仅没有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控制，反而通过有意为之的美元贬值来分摊危机成本，遂使持续发酵的次贷危机迅速蔓延全球。直到市场向雷曼兄弟、美林证券和AIG发出死亡通知书之后，美国的救市行动才开始，但为时已晚，并且给市场投下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尽管财长保尔森已正式放弃最初从金融机构购买问题资产的计划，将陷入困境的消费者列入救助重点，但是他已错过了拯救金融体系防止整体经济衰退的时间窗口。各大金融机构之间互相不信任，金融机构对自身资产的未来走向也没有多少把握，信贷机制已近崩溃，支持消费者融资的市场困难重重，融资成本大幅攀升，新贷款发放已近停顿。过于聪明的美国财经官员，大概没有想到市场的惩罚力量竟有这么大。
布什政府犯下的另一错误是试图借金融危机洗劫其主要竞争对手——欧洲。结果证明此举损人不利己。上个月，当参众两院在白宫的“软硬兼施”下通过救市计划之后，美国政府的操盘手们反而暂停了救市手术，救市方案批准的国债额度迟迟没有启动，监管部门甚至在市场处于极度恐慌的情况下还敢解除放空禁令，全球股票和期货价格随美国市场的波动而巨幅振荡，美国以外的市场对经济衰退甚至崩溃的恐惧进一步放大。近年来表现强劲的欧元成为首要洗劫对象，欧元兑美元(1.2636,0.0128,1.02%,吧)的价格已从高峰时的1.62大幅下跌至目前的1.25左右，跌幅将近20%，这在近十年的欧元发展史上极为罕见。但是，美欧经济本来就连成一体，欧元区经济集体熄火对美国并没有好处，美国的成本转嫁又通过金融市场的传导机制影响到美国经济的稳定。
世人冀望即将上任的奥巴马政府能够兑现其竞选时的改革诺言，在采取切实措施稳住金融机构的同时，加强对金融机构投资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反思美国不负责任的经济政策，在清舔伤口的同时通过刮骨疗医来建立确保经济健康发展的金融体系。同时，加大在实体经济发展上的投入，强化科技研发，以科技革命引领世界经济发展。此乃美国和世界经济走出困境的关键之举。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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