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子老了

文：施训洋

   “老表，你老家的房子可不能让它倒掉，据说过不了几年都要拆迁，到时还能分到一笔补偿。”出校门时，遇上了老家已经拆迁的大表哥，他很认真地告诉我。

“表哥，你家分了好几套房吧！”我顺着他的话说。

“是的呢？4套。”

“都到手了吗？”

“没呢！不过我倒不希望这么早分房，一年的房租就是一笔不菲的收入。”

看着表哥那乐呵呵的样子，我终于知道了为什么一提拆迁大家都来劲。春节走亲，大家聚在一起谈论最多的便是拆迁。 

回到家中，与母亲闲聊，七十七岁的母亲说了句：“老人一走，村子也就剩上了锁的空房子了。”

确实，上次回老家清理老屋院子里的杂树，在村中几乎没见着人，多数人家都是铁将军把门。

母亲的记性特好，她从老家的第一户人家说起，一直说到最后一户。确实，照母亲的说法，下一代人几乎全部离开了村庄，上一代人老去后，村庄也就随之老去。

这样说来，即便不拆迁，村子也是要渐渐老去的。没有新生代的固守和传承，村庄终将走向萧条和衰亡。

不在村子居住已近二十个年头，尽管离得不远，但一年中回去的次数也是屈指可数的：大年初一、清明、冬至、大年三十。除此之外，偶然也会找个周末回去清除一下老屋小院内的杂树。

儿时的村庄每个角落都是我们的乐园。曾在门前场地土灰堆里打过滚，曾在门口大塘里嬉水，曾在很多邻居家地窖里躲过猫，曾往水粪坑里扔过土块，曾在紧邻村子的树林里捣过鸟。

这个村庄，几乎每户都有一个跳出“农门”的。中科大、合工大、安大、中国矿大，一色的名牌，不胜枚举，像我这样的乡村教师在这个村子是排不上号的。现今，他们中有经济学家，有处级干部，有大学教授，有公司老总，比比皆是。

读书，是父亲对我的唯一要求。跳出“农门”，是父母最大的期望。儿时，父母总拿那些“牛人”为例来教育和引导我。

曾经六、七十户人家的诺大村庄，如今已不再似当年那般喧闹。大家散居于北京、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合肥等各大城市，春节回村拜年，陌生的面孔渐渐多了起来，真应了贺知章的“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父亲那一代人渐渐走向衰老，而他们却是守护村庄的主力军，未来这个村庄或许留下的只是那一户户宽敞而明亮的房子？

方大爷和方大婶走了，他们的儿子在县城买了房子，他们的孙子大学毕业后在江苏安了家。方老爷和方老婶的儿子是公务员，早在县城安了家，他们也随着儿子住到了县城，平日里难得回来一次。

董大婶走了，她的两个儿子都在合肥买了房子，她的孙子们也都在合肥发展。

何二妈走了，她的几个上了年纪的儿子暂且生活在庄子上，偶尔去她的孙子们大学毕业后工作的北京、南京等大城市。

王老爷和王老婶走了，他们的儿女也先后进了城，他们的孙子也先后考上了大学。

我父亲走了，我带着母亲离开了老家住到了镇上，后来在城里也买了房，我女儿如今考上了大学，将来必是不会再回那村子。我儿子虽小，却一样地聪慧睿智，定会走读书之道。

行走在村前屋后，若不是节庆之日，难得一见青壮劳力和童真少年。原本六十余户人家的大庄子，如今真正留在村子的仅有上了年纪的单身汉和留守老人。

村子里的老屋都在，包括我在内的许多村民都先后回到村子将老屋翻新或是加固了一下。亦或是心存表哥所述的念头，更多的是期待着拆迁时能换取意外的收获。

村子老了，终有一天会被夷为平地。大姑家的龙王岗早就成了稻田，老中学所在的朱庄也是一样，还有回老家必经的江庄，像这样从记忆里消失的村庄越来越多。

艾庄的张婶前几天病故了，王庄的老李一觉没能睡醒，阵阵唢呐声中，又多了几扇紧锁的大门。他们的子孙忙完应有的孝道，都一样的奔向城市，春节时还回不回来都是未知。

有多少人还会固守田园？说好的土地流转，也在大户毁约之后不得不低价再次流转给一些“花的开”村民。家家户户门前的空地都成了菜园，守住了庄稼人的勤劳本色。

去年春天，张老和宋庄都搞了靓化、美化，那一时确是美的让人心动。好景不长，一年没到就荒芜了，花丛被蒿草所占，灯罩斜挂在半空，像极了垂暮的老人，只怕那最后一击。

许多村子都在整治，打造乡村旅游似乎成了一种新的时尚。热闹一阵后，又回到曾经的模样，说到底还是少了人气。

建好的乡村学校，在一次又一次的撤点并校中废弃。乡村最后的文化底蕴随着乡村学校的撤并消失殆尽。 

江庄那个人老去了，在路口搭了个简易的棚子，想必是对根的留恋。

在当下，城市对于每个人都是极具吸引力的，乡村的消亡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旅游胜地西递、宏村究竟有几个原居民？

拆迁的村民有几个难离故土？他们都在为分到几套新房而津津乐道！乡村已不再是过去的乡村，乡民也不再是曾经的乡民。

村子在，故乡便在；老屋在，灵魂便在。

留住村庄，才能振兴乡村。

留在村庄，乡村振兴一定能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