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字乐天，原籍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后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临渭北）。白居易在长安生活了十五年，主要政治生涯与文学创作都与长安有着密切的关系，搞清其在长安的活动情况，对研究白居易这位历史人物具有重要的意义。白居易少年时曾拜访过诗人顾况，《旧唐书》本传说：“年十五六时，袖文一编，投著作郎吴人顾况。”《白氏长庆集序》曰：“十五志试赋。”此序乃白居易的挚友元稹所撰，当以此说为准。白居易出生于大历七年（772），贞元二年（786）十五岁，此事当发生在这一年。据《唐摭言》载：两人相见时，“顾况谑之曰：'长安百物皆贵，居大不易！’”当读到《赋得古原草送别》一诗时，顾叹曰：“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难！”这是白居易诗名的初次显露，也是白居易初次赴长安，由于是拜访他人之故，在长安停留的时间当不会长。白居易第二次赴长安是在贞元十四年，参加进士科考试，次年及第。然徐松《登科记考》记白居易贞元十六年进士及第，恐误。《旧唐书》本传载：“贞元十四年，始以进士就试。”这一年白居易二十七岁。通常是头年赴京参试，次年发榜。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亦曰：“二十七举进士。”又，白居易《与元九书》曰：“家贫多故，二十七，方从乡赋。”白居易在宣州参加乡试，八月举行乡饮酒礼，当年十月解送京师，参加进士科考试，次年进士及第。唐制，进士及第并不授官，还要待选若干年，故白居易随即离京东归符离探亲。贞元十八年，他赴京参加吏部举行的书判拔萃科考试，为科目选之一。设置这一制度的目的在于突破选数的限制，把那些才干突出或具有文学才能者选拔上来。白居易与好友元稹等八人同时及第。次年春，授秘书省校书郎，时年三十二岁。至此，白居易才算正式走上了仕途。元和元年（806）春，罢校书郎。四月，参加“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的制举考试，及第，因为策论语直，授盩厔县尉。七月，任权摄昭应县，这是一个短暂时期。白居易在盩厔县尉任上仅一年多，遂于次年调入京城，任集贤院校理。同年十一月，考试制书五道后，授翰林学士之职，开始接触国家机要。这一年白居易三十六岁，娶杨虞卿堂妹为妻。元和三年四月，授左拾遗，成为谏官，充翰林学士。元和五年，左拾遗任满，改任京兆府户曹参军，仍充翰林学士。元和六年四月，白居易母陈氏卒京师私第，故罢官丁忧于下邽义津乡金氏村。白居易在这里三年馀，生活贫苦，元稹、崔群、钱徽等友朋时有馈赠接济。元和九年冬，丁忧期满，授太子左赞善大夫。次年，白居易上疏请求急捕刺杀宰相武元衡之贼，朝中权贵因其作为宫官，不应上疏言事，又诬告其母看花坠井死，而其作《赏花》及《新井诗》，有伤名教，遂将其贬为江州司马，时年四十四岁。白居易在江州任职四年，于元和十四年春，量移为忠州刺史。在忠州任职一年，于次年夏被召回京师，任司门员外郎。十二月，升任主客郎中、知制诰，负责起草诏敕。长庆元年（821），加朝散大夫，着绯。次年，自请外任，七月，授杭州刺史，时年五十一岁。此后历任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苏州刺史等职。大和元年（827），回京任秘书监，赐金紫。二年，任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三年，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时年五十八岁。此后白居易再未回到长安，长期居住洛阳，历任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河南尹、太子少傅分司、刑部尚书等官，晋封冯翊县侯。会昌二年（842）致仕，六年卒，终年七十五岁，赠尚书右仆射。 宋·马兴祖《香山九老图》（局部)，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纵观白居易的一生，从官职高低的角度看，其在长安之外的官职要高于长安期间的，然从政治事业的角度看，却主要发生在长安任职期间。白居易先后充任翰林学士、中书舍人、知制诰等职，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官职。唐朝在大明宫置有两处学士院，即东、西学士院，“专掌内命”，《白居易集》所收的“翰林制诏”类，均为其任翰林学士期间的作品。本来诏敕由中书舍人起草，自翰林学士设置后，直接奉帝命起草制敕，致使前者之权大受削弱。元和初，对两者进行了分工，翰林学士所掌称内制，中书舍人所掌称外制，据《册府元龟》载：“学士院别置书诏印，凡赦书德音，立后建储，大诛讨，拜免三公将相，曰制。百官班于宣政殿而听之。赐与征召，宣索处分之诏，慰抚军旅之书，祠飨道释之文，陵寝荐献之表，答奏疏赐军号，皆学士院主之，馀则中书舍人主之。”可见内制为非常重要的诏敕，属于中枢机要。翰林学士也是皇帝的亲近之臣，除负责起草诏敕外，还陪同皇帝讲论文义、商量政事、以备顾问。白居易后来任中书舍人、知制诰，仍然可以参与国家机要，这一点从其文集中所收的“中书制诰”类文章可以得到证实。白居易任左拾遗时，发挥了谏官的积极作用。淮南节度使王锷入朝，向皇帝进奉了大量财物，又贿赂宦官，谋求使相。白居易上表，言王锷在镇增加税收，专事聚敛，力谏不可授予平章事。宪宗命宦官吐突承璀为招讨使，率大军讨伐成德王承宗，朝议哗然，白居易当面向皇帝进谏，言辞急切，引起皇帝不悦，据《旧唐书》本传载：宪宗谓李绛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经李绛劝解，才未加深究。在这期间，白居易屡陈时政，请降系囚、蠲租税、放宫人、绝进奉、禁掠卖良人等，大都得到皇帝的采纳，亦颇遭权幸者之忌。这些都是白居易在政治上积极进取的表现，是值得肯定的。白居易在朝廷任要职，难免不受朋党斗争的牵连，从而使其仕宦之途充满了艰辛。元和三年四月，举行了一次制举考试，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闵、李正封等十一人及第。其中牛僧孺、李宗闵、皇甫湜三人在对策中讥刺了时政，引起了宰相李吉甫的不满，向宪宗“泣诉”，导致考策官杨於陵、韦贯之、王涯等被贬，牛、李、皇甫三人遭压抑，久不得调。白居易上《论制科人状》，极言诸人不当贬黜，言甚直切。其后李吉甫子李德裕与牛僧孺、李宗闵各自结党，激斗数十载，史称牛李党争。李德裕始终排斥白居易，甚至不观其诗文，其根源当始于此。其实白居易并非两党中人，他也小心翼翼地避免卷入朋党中去。长庆元年，钱徽、杨汝士主持科举考试，李宗闵婿苏巢、杨汝士弟杨殷士、郑覃弟郑朗等皆及第。于是，李德裕、元稹、段文昌等上言，认为取士不公，唐穆宗遂命白居易、王起主持复试，黜退苏巢、杨殷士、郑朗等十人，钱徽、李宗闵、杨汝士皆远贬。可见，白居易并没有站在李宗闵等一边，而是采取了公正的立场。事后白居易专门写了《论重考试进士事宜状》呈奏皇帝，其中指出：“伏以陛下虑今年及第进士之中，子弟得者侥幸，平人落者受屈，故令重试重考。此乃至公至平。凡是平人，孰不庆幸？”可见此次复试的目的是力纠弊端，与朋党无关。不仅白居易非朋党中人，就连力主复试的元稹、段文昌亦与朋党无涉。尽管如此，李德裕并没有放过白居易，利用一切机会阻止对其的重用。会昌二年九月，唐武宗早闻白居易之名，欲拜其为相，征询宰相李德裕的意见。“德裕素恶居易，乃言居易衰病，不任朝谒。其从父弟左司员外郎敏中，辞学不减居易，且有器识”，于是任白敏中为翰林学士。其实李德裕推荐白敏中并非出于真心，而是为了阻止白居易的拜相，故宣宗大中初，白敏中执政，遂将李德裕排挤出朝，贬为外官。白居易入仕之初，虽然生活清苦，但在政治上却怀有强烈的进取心，意气奋发，敢于抨击黑暗腐朽，关心民间疾苦。自从被贬江州以来，避祸远嫌，很少抨击朝政、指点江山。即使在诗歌创作方面，亦显露出这一变化，讽喻诗日少，闲适作品渐多，甚至转而信奉佛道。其实在白居易的内心，仍然时时关心政治，如，唐穆宗好畋猎，白居易献《续虞人箴》进行劝谏。再如，大和九年，甘露之变，宦官大杀朝官，白居易写了《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等诗，表达了自己悲愤的心情。白居易一生共有作品三千七百馀篇流传至今，居唐代诗人作品数量之冠，其中80%都是诗歌。白居易在长安时期的文学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其全部作品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分量，且具有明显的特点。众所周知，白居易是唐代新乐府的倡导者与践行者，所谓新乐府，即用新题写时事，不依谱，不入乐，往往根据作品内容而自创新题。其在《新乐府序》中说：“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这些话被视为新乐府创作的总纲领。白居易的新乐府全部为讽喻诗，而讽喻诗体现了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反映了社会的真实情况，发挥了文学的积极作用。如《新丰折臂翁》末尾写道：“天宝宰相杨国忠，欲求恩幸立边功？边功未立生人怨，请问新丰折臂翁。”表现了同情社会下层人民、反对开边战争的态度。《杜陵叟》则描写了下层劳动人民被官吏残酷剥削、压榨的悲惨状况，“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几乎每一首讽喻诗都是如此，如《两朱阁》，“刺佛寺浸多也”；《西凉伎》，“刺封疆之臣也”；《卖炭翁》，“苦宫市也”；《隋堤柳》，“悯亡国也”；《草茫茫》，“惩厚葬也”；《捕蝗》，“刺长吏也”；《上阳白发人》，“愍怨旷也”。白居易最看重的就是讽喻诗，认为其价值在于“救济人病，裨补时阙”。如《秦中吟十首》，白居易说：“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为《秦中吟》。”这是此类诗创作的目的。关于讽喻诗创作的时间，白居易说：“自拾遗来，凡所遇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至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谓之讽谕诗。”可知这些诗都是其在元和初年任左拾遗以来所作。白居易说其写的讽喻诗有一百五十首，今人统计有一百七十多首，编入新乐府的有五十首。这些诗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是白居易将其犀利的目光投射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发现形形色色、大小不等的各类问题，再经过“遇事托讽”“美刺比兴”的艺术加工，形成了前人不曾有过的特色。白居诗歌创作的另一类作品则是所谓闲适诗。白居易说：“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可知其创作有两个方面，即达则兼济天下，故作讽喻诗；穷则独善其身，故有闲适诗。体现了白居易所具有的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思想观念。这些闲适诗“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所作。其中部分是在长安期间创作的，如《酬哥舒大见赠》《早春独游曲江》《思归》《杏园中枣树》《自题写真》《游悟真寺诗一百三十韵》《酬张十八访宿见赠》《朝归书寄元八》等。闲适诗题材广泛、性质复杂、风格多样、清新自然，但不是白居易诗歌的主流。按照白居易的分类，除了讽喻与闲适两大类作品外，还有一类感伤诗，主要是自己“随感遇”的咏叹，其中最著名的是《长恨歌》与《琵琶行》，还有《西明寺牡丹花时忆元九》《权摄昭应早秋书事寄元拾遗兼呈李司录》《禁中秋宿》等，均属此类。《琵琶行》写于其任江州司马时，不在本文的论述范围内。《长恨歌》写于元和元年其任盩厔县尉时，盩厔为京兆府下属的畿县之一，故可以将此作品划分到其在长安的文学创作范围内。白居易在盩厔与《长恨歌传》的作者陈鸿相识，一同出游唱和，遂创作了《长恨歌》这首千古绝唱。关于《长恨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诗歌主题方面，有爱情说、“隐事”说、讽喻说、双重主题说、时代感伤说等不同观点，也有主张摈弃单一主题说的模式，把李、杨悲剧分别看作爱情悲剧、政治悲剧和时代悲剧，将三重主题构成一个有内在联系的统一的整体。总之，这首诗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用清丽自然的文字，创作了一首故事完整、抒情浪漫的叙事诗。此外，白居易还有杂律诗约一千九百一十四首，占了其诗歌作品的大部分，白居易将其分为律诗与格诗，包括五言、七言绝句。在长安期间创作的主要有《赋得古原草送别》《春中与卢四周谅华阳观同居》《代书一百韵寄微之》《暮江吟》《县西郊秋寄赠马造》等，数量甚多，不能一一列举。其中《代书一百韵寄微之》为长诗，在声韵对偶上下了很大功夫，但缺乏深刻的社会意义。其中亦有不少优秀作品，如《赋得古原草送别》《暮江吟》等，均为脍炙人口、优美自然的作品。白居易还是一位散文大家，只是由于其诗名太显，掩盖了其文名。近年来，加强了这一方面的研究，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元和文章正宗，应为元白，而非韩柳。白居易的文章多撰于其在长安期间，如《策林》七十五篇、《百道判》、中书制诰、翰林制诰等，至于奏状、墓志、碑碣、书、游记、祭文之类，大部分亦撰于这一时期。白居易的文章，议论文“结构严谨，论证充分，说理透辟”；游记散文“文笔清新，自然明快”，描写景物“着墨不多，而体物入微，情景逼真”。尤其在前期，“笔多讽谏，词锋峻切，气势凌厉”；后期则多怡悦性情的闲适之作，大多清新自然，极少雕饰，充溢着恬适之趣。所以白居易的散文应在唐代古文运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白居易在文学理论方面亦有很大的建树，主要反映在《与元九书》一文中。这篇文章写于元和十年十二月，其于此年七月已贬到江州，当是在江州司马任上所撰，然其文学主张却是在长安期间形成的。白居易在充分肯定了诗歌是现实生活的反映的同时，突出强调了诗歌“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社会功能，进而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主张。他还主张诗歌“惟歌生民病”，即要反映民间疾苦，为后世诗歌创作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在诗歌的内容与形式方面，白居易强调语言、形式为内容服务，要求形式通俗、语言浅显。这些理论与主张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故《旧唐书》本传曰：“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陈寅恪先生甚至誉《新乐府》为“唐代诗中之巨制，吾国文学史上之盛业也”。白居易先后在长安生活了十五年，探寻其这一时期的生活轨迹，对了解白居易的生平具有重要的意义。白居易贞元十五年考中进士，此时在长安尚无固定居所。贞元十八年又赴长安参加吏部科目选考试，次年得到校书郎之职后，居住在常乐里。其所撰《常乐里闲居，偶题十六韵，兼寄刘十五公舆、王十一起、吕二炅、吕四颎、崔十八玄亮、元九稹、刘三十二敦质、张十五仲方》诗曰：“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馀。”这点收入应付日常饮食有馀，住房只能靠租赁了。其宅具体位置在该里内的故关相国私第之东亭。关相国指关播，德宗时任检校尚书右仆射，遵称其相国，死于贞元十三年。关府东亭房屋不大，只有茅屋四五间，另有一马二仆人。贞元二十一年，白居易移居永崇里华阳观。其《春中与卢四周谅华阳观同居》诗云：“杏坛住僻虽宜病，芸阁官微不救贫。”卢四周谅指卢周谅，燕郡太守卢道将之后，生平无考。杏坛用三国吴董奉在杏林修炼成仙的典故，代指道观；芸阁即“芸香阁”，指秘书省；官微指其所任的校书郎，正九品上，官职低微。白居易初任校书郎时，尚能在常乐里租屋，为何此时竟因贫而借居道观？原因就在于，其于上一年将其家迁至下邽县故里，其母患病，需要医治，加上移家的花费，遂使白居易入不敷出。祸不单行，白居易本人也身患疾病，上引“宜病”的诗句已透露这一点。华阳观的环境幽静，宜于养病，其《永崇里观居》诗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所谓“永崇里巷静，华阳观院幽。轩车不到处，满地槐花秋”。且住在华阳观不用付房租，还有可能随道众斋食，从而节省饮食之费。除了这些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这里便于读书习业。元和元年春，罢校书郎后，白居易在这里准备制举考试，其在《策林序》说：“元和初，予罢校书郎，与元微之将应制举，退居于上都华阳观。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构成策目七十五门。”制举及第后，四月授盩厔尉，遂离开了华阳观，在这里共居住了一年有馀。元和二年，白居易任翰林学士，遂从盩厔移居长安新昌里。次年又任左拾遗，其《醉后走笔酬刘五主簿长句之赠兼简张大贾二十四先辈昆季》诗云：“晚松寒竹新昌第，职居密近门多闭。……月惭谏纸二百张，岁愧俸钱三十万。”“职居密近”是指翰林学士，“俸钱三十万”是指任左拾遗的月俸。白居易娶杨氏为妻，亦在新昌里第。此后，白居易又从新昌里移居宣平里，然文献没有记载其于何年迁居于此。前面已论到白居易于贞元二十年将其家迁到下邽故里，当时因为家贫并未将其母迁入长安，就近奉养。《旧唐书》本传载：元和五年，左拾遗任满，“当改官，上谓崔群曰：'居易官卑俸薄，拘于资地，不能超等，其官可听自便奏来。’居易奏曰：'臣闻姜公辅为内职，求为京府判司，为奉亲也。臣有老母，家贫养薄，乞如公辅例。’于是，除京兆府户曹参军。”因为白居易资历尚浅，不能超资授官，而京兆府户曹参军俸禄高于左拾遗，所以白居易自请授予此官。当时白居易在俸禄增加后，遂于宣平里另赁一处宅第，并将其母接入长安，时间应在元和五年。又据其撰《襄州别驾府君事状》载：“元和六年四月三日，（母）殁于长安宣平里第，享年五十七。”说明其母是在迁入长安的次年亡于宣平里第的。故从元和六年四月至元和九年冬，白居易在下邽故里守制。元和九年冬，白居易丁忧期满回到长安，任太子左赞善大夫，直到元和十年被贬为江州司马为止，一直居住在长安昭国里。其《昭国闲居》云：“何以养吾真，官闲居处僻。”太子左赞善大夫，正五品上，“掌翊赞太子以规讽也”。实为闲职，故白居易称“官闲”。《朝归书事寄元八》曰：“进入阁前拜，退就廊下餐。归来昭国里，人卧马歇鞍。”可见其生活非常休闲、安逸。元和十年春，元稹自唐州回到长安，与白居易、樊宗宪、李景信等游城南，在马上戏诵新艳小诗，甚欢。其《与杨虞卿书》云：“及仆左降诏下，明日而东，足下从城西来，抵昭国坊，已不及矣。”白居易于是年七月，被贬为江州司马，杨虞卿听到其被贬的消息，如来送行，抵达昭国里时，已是人去屋空。白居易在昭国里居住不足一年。元和十五年回到长安，历任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长庆二年，外任杭州刺史。这一段时间他居住在新昌里，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处房屋是购买而来的。白居易新购之房实际上是处旧房，“旧屋且扶颠”，说明十分残破。经过“檐漏移倾瓦，梁欹换蠹椽”的大规模修整，又种植了许多花草树木，使其成为一处“门闾堪驻盖，堂室可铺筵”的大宅。虽不算上豪宅，也算是比较体面的宅第了。白居易的《新昌新居书事四十韵因寄元郎中张博士》诗，不仅记述了改造旧宅的情况，还说明了其方位，即“丹凤楼当后，青龙寺在前”。说明其位于青龙寺之西，丹凤楼之南。丹凤楼指大明宫丹凤门楼，距离新昌里甚远，故这里只说了其宅的大体方位而已。关于这一点，其《早朝贺雪，寄陈山人》诗曰：“长安盈尺雪，早朝贺君喜。将赴银台门，始出新昌里。上堤马蹄滑，中路蜡烛死。十里向北行，寒风吹破耳。”向北十里才能抵达大明宫右银台门，可见相距之远。所以白居易新宅地理位置是比较偏僻的，所谓“市街尘不到”，“豪家笑地偏”。白居易自长庆二年任外官六年，于文宗大和元年返回长安，任秘书监，赐金紫，仍然居住在新昌里宅。次年，转刑部侍郎。大和三年，白居易赴东都洛阳，历任太子宾客分司、河南尹等官。大和九年，任其为同州刺史，因病不赴，其《诏授同州刺史病不赴任因咏所怀》诗曰：“卖却新昌宅，聊充送老资。”自此，白居易在长安再无房产，长期居住洛阳履道里宅。此宅原为故散骑常侍杨凭宅，有“竹木池馆，有林泉之致”，白居易又将其所获天竺石、太湖石以及白莲、折腰菱、青板舫等置于其中，又建有西平桥、中高桥，“有水一池，有竹千竿”。自称香山居士，与致仕在洛阳诸老臣为七老会，饮酒赋诗，颐养天年，直到会昌六年卒。白居易在长安期间既有意气风发之时，也有遭受诬陷挫折之际，尽管如此，其仍然具有深深的长安情节，因为长安毕竟是当时的政治中心，也是其实现个人抱负的重要平台。白居易的长安情节主要是通过其诗文作品反映出来的。白居易始终把长安视为自己的故乡。这种情感是在其被贬外地时产生的，其《放旅雁》诗说：“我本北人今谴谪，人鸟虽殊同是客。”此诗作于元和十年冬，白居易刚到江州不久，还不适应新的环境，看到北来的大雁遂产生了强烈的思念故乡之情。这里所说的故乡，就是指长安，其《重题》诗对此说得非常清楚，所谓“心泰身宁是归处，故乡可独在长安”。白居易之所以将长安视为故乡，除了其长期在长安为官，有许多同僚外，其故里下邽距长安很近，这种地理因素也容易将长安视为故乡。这种情感始终存在于白居易心中，随着景物的变换，就会触动其思乡之情，如，其《春来》诗曰：“春来触动故乡情，忽见风光忆两京”，就是明显的例子。政治上的失意与生活环境的变化，更是触动白居易的长安情节。白居易先是被贬江州，接着又量移忠州，气候潮湿、炎热、多雨，又苦于蚊虫叮咬，这种生活环境使其很不适应，加之心情苦闷，使其难以忍受。这种情况在其诗歌中多有反映，如“九江地卑湿，四月天炎燠。苦雨初入梅，瘴云稍含毒”；“巴徼炎毒早，三月蚊蟆生。咂肤拂不去，绕耳薨薨声”；“况吾北人性，不耐南方热”。在这种状况下，使白居易更加怀念在长安时的生活，在对比中形成了对京城的亲近感。其《江州雪》诗云：“新雪满前山，初晴好天气。日西骑马出，忽有京都意。”新雪初晴，天气明朗，白居易心情大好，忽然想起了在京师时的情景。由于其长期充任翰林学士，对宫中环境比较熟悉，在南方生活时，经常怀念当年的生活状况。其《早蝉》诗曰：“忆昔在东掖，宫槐花下听。今朝无限思，云树绕湓城！”在江州闻听蝉鸣触发了其在宫中听蝉时的感慨。类似这样的诗作甚多，反映日常起居的同时，寄托了对长安的无限怀念之情，同时希望能够再返长安，所谓“生还应有分，西笑问长安”。白居易对长安的思念还在于那里有其众多志同道合的好友，《梦与李七庾三十二同访元九》诗云：“夜梦归长安，见我故亲友。损之在我左，顺之在我右。云是二月天，春风出携手。同过靖安里，下马寻元九。”这是白居易在江州梦见其与李宗闵、庾敬休寻访元稹时的情景，实际上是对以往生活的追忆，也是对人生经历中温暖片段的眷恋。独特的政治象征使长安不同于唐朝的其他城市，白居易在政治上受挫时，长安作为政治文化的中心在其意识中更加凸显，故对长安的追忆，除了是白居易对往日在京为官生涯的留恋外，也表现了其对故乡的热爱与亲近之情。这一切对了解白居易与长安的关系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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