匾额文化如何继承创新

——对话北京市社科院研究员沈望舒

作者：本报记者 李韵

《光明日报》（ 2017年02月08日 05版）

 

编者按

　　匾额文化发源于中国，从春秋战国开始，至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

　　历史上曾出现“无处不匾”“无门不匾”的盛况。匾额被称为“古建筑的灵魂”，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遗产，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它集文学、书法、雕刻、装饰艺术于一体，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较高的学术价值。但是，随着社会变迁，匾额逐渐淡出日常生活，日益被国人遗忘。

　　今天，我们推出整版专题报道，聚焦我国匾额文化传承和发展现状，探寻抢救、挖掘、保护和创新匾额文化的方式和途径，以期让更多人了解匾额文化，进而唤起国人保护这一传统文化样式的热情。

　　匾额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该如何认识匾额文化的历史地位和当下价值？如何秉持客观、科学、礼敬的态度，对匾额文化扬弃继承、转化创新，不断增加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记者就此采访了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首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沈望舒。

　　记者：匾额，在中国古代被称为“门楣上家国、梁柱间文脉”。也有文章认为匾额可谓是“治国重器”。小小匾额，何以如此重要？

　　沈望舒：我觉得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匾额的重要性。

　　一是历史上，题匾挂匾曾有广泛深厚的社会基础，民国文献中尚留城乡“无处不匾、无室不匾”的描述。匾额分布范围并非限于国内，在海外，也可以说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匾额。而且匾文几乎都引经据典，字字珠玑，以其特有的魅力彰显中国思想、华夏风采。

　　二是优秀匾额的文字多凝聚了中华人文的要义，承载着传统文化中仁义礼智信等优秀道德，与中华文明的神、魂、道血肉相融，持久地散发出核心价值观中筋骨与温度的正能量。

　　三是优秀的匾额往往还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无论是点睛之语还是书法艺术，都令人叹服。

　　四是匾额文化担负着民间旌表的特殊使命。从汉代起到民国初年，匾额长期针对百姓，专司精神嘉勉职责。文献中还能看到匾文表彰扶危济困、乐善好施、急公好义方面突出者，有些镶于牌坊屹立于通衢达数百年之久，成为一方百姓引以为荣之物事。

　　记者：匾额在中国历史上曾繁盛多年，但随着其生态的改变而日渐式微。最明显的就是，现在人们都住单元楼了，不需要也没条件挂匾了。

　　沈望舒：匾额与传统文化的整体态势如影随形，在风雨如磐的岁月中日渐衰微。残存的历史匾额，多碎片状存在于文物建筑、博物馆单位、部分收藏者之中。除了活在古装影视作品中之外，曾经遍布城乡的匾额文化，基本淡出民众日常生活，也因此影响到了整个楹联文化的存续。

　　记者：目前我国的匾额资源是什么状态？

    沈望舒：据我所知，以古都北京为代表，全国尚有百万面匾额及其资源基础。紫禁城、颐和园、国子监等文物建筑群，国博、军博、首博等文史机构，多元所有制博物馆或收藏爱好者，保管着有规模量级、达经典品级的历史匾额。

　　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活态文化生产力主体的资源：权威国学研究人才与团队，足以产生代表国内、引导东亚的“匾额学”成果；强大教育传播力量，足以建构根据匾额文化内容形成“好故事”、展示“讲好”故事能力的流程；全门类的文化创意产业，足以践行总书记关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指示，通过创意化产品与服务，将匾额活化为社会文化新风尚……可以说，以匾额载道、显重器功用，仍有诸多基础条件。

　　记者：如何才能调动这些资源，使之更好地融入当下的群众生活？如何让匾额所承载的优秀传统文化为树立文化自信发挥作用？

    沈望舒：我认为这需要政府支持、顶层设计、学界参与。

　　党和政府关怀支持，是匾额新生的重要保障。制定有利于发掘抢救保护整理研究历史匾额的主体政策，是发动各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要务。

　　协调文化文物部门，动员社会各界力量，摸清历史匾额家底与现状。在此基础上形成内容分类、统一抢救修缮保管等大局规则，为合理利用文物定前提。

　　安排组织社会科学界、史学与国学的高校团队，以研究、教学、实习等多种方式参与古匾的整理考证工作。以缓解对深奥内容理解的似是而非、部分规模藏匾者不知匾不懂匾的困境，为“匾额学”夯实引领弘扬之路的理论之基。

　　精选优美典雅深刻的名人匾文楹联，通过文化创意性运作流程，形成有情感特色和时尚魅力的“中国故事”产品与服务。

 

 

 

对文化要“敏感”一些

作者：王子墨

 

日前，有消息说，韩国拟将匾额文化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向联合国申遗。中国作为匾额的发祥地，这则消息多少让国人有些五味杂陈。

　　源于中国的文化遗产被他国抢先申遗，近些年出现过若干次，“江陵端午祭”“暖炕技术”“拔河”等，都曾引发广泛关注。申遗并不是排他性的专利，更不是与他国争胜的工具。哪怕同源的文化，只要是渗入民族根脉的文化物件或风俗，不同国家可以先后申报，都值得尊重与保护。

　　但这些看来不甚宏大的生活化风物也足以在文化遗产名录中登堂入室，对我们倒是一个提醒。我们需要增加对文化的“敏感”度，能准确地感知到文化的内涵。

　　就匾额而言，我国近些年认识虽有提高，但恐怕还尚未达成“亟待保护”的社会共识。笔者前段时间走访安徽龙川的胡氏宗祠，祠堂里一块明代文徵明题写的“世恩堂”牌匾，竟一度被村民当作床板；而正是如此，才免遭被毁、遗失，保留到今天，令人啼笑皆非。据了解，清乾隆以前保存完好的匾额几近绝迹，对比过去“无门不匾”的盛况，无疑是尴尬的。我们在匾额文化上应当有所作为，提高整体的认识水准，制定更加系统、完善的保护方案。

　　对文化要“敏感”一些，就是能准确地圈定出“这是文化”，并有意识地加以保护。今天当然不会再犯把匾额当床板的糊涂，但对文化的“敏感”是否足够？齐齐哈尔曾把古建“将军府”移出，后来又要搬回；济南把老火车站拆除，如今又希望重建。新加坡连华人婚嫁的礼饼都纳入了非遗保护，还有多少习焉不察的文化风物被我们漠视？

　　我国是个文明古国，如今需要一场深入社会肌理的文化启蒙。前段时间有消息说，中日韩三国专家建议共同为筷子申遗。有人疑问，“筷子”也算文化？筷子当然只是饮食工具，但也凝聚着民族文化与情感接续。在物质极大丰富之后，如今更需要细嚼慢咽文化层面的累积沉淀，这也是一场对自我身份的重新界定。筷子、节气、牌匾等，这些司空见惯的文化细节，勾勒出了民族个性的样貌，近些年它们从“用品”变成“文化”，从“平常”变成“雅致”，正体现出社会认知水准的抬升：对文化价值的认定不能遗忘细密深邃的角落。

　　我们对文化的神经还需更加“敏感”一些，打捞出更多的文化遗存，哪怕它们并非宏大浩瀚，只要承载一段历史风情，就理当有展露风华的机会。

 

 

 

匾额里有文化自信

——访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馆长姚远利

作者：本报记者 董城

 

走进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的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仿佛置身于一方浓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殿堂。一块块高悬的匾额，印证着中华文明的深深印记。匾额无声，为它们代言的人叫姚远利。

　　看到别人坐下后，自己才坐下；一直把参观者送到门口，目送离开；到了饭点儿，会留你吃一碗北京炸酱面——这就是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馆长姚远利给人的第一印象，朴实、厚重、大度，也略带无奈。

　　“在我国，对匾额的研究相对比较少，相关专著更是十分匮乏。我到韩国去开匾额研究的会，那里对匾额的研究十分深入，比咱们可下功夫多了。”姚远利感慨地说。

　　其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姚远利就已经是京城小有名气的藏家。那时候，他钟情于古砚的收藏。当时只有高中学历的他，写过一篇关于古砚体系划分的文章，一经发表，马上被《新华文摘》转载。然而，坐拥500多方古砚的姚远利，有一天突然觉得有一种东西比古砚更能直接体现文化的传承——匾额！

　　从第一块“选举孝廉方正”匾的收藏开始，姚远利一发不可收拾，攒着攒着，竟办起了全国唯一的科举匾额博物馆。

　　在姚远利看来，博物馆的功能远不仅仅是承载艺术那么简单，更应该重思想、重教化，以文化人，给人以文化自信的原动力。他自己就是照这个路子办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的。

　　为了寻找匾额文物，十几年来，全国各地的大多数古玩市场、农村大集，姚远利都走到了。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的大门是一块无字石坊，收自江西金溪，属明代万历年间，其门楣中间匾额空白，永留一个家族无人取得功名的遗憾。

　　近年来，姚远利不断在北京建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举办科举匾额拓片展。名为“励志堂”的“科举匾额博物馆”，吸引了无数中小学生，成为北京市“社会大课堂”。

　　生活中，姚远利是个尊重权威但不迷信权威的人，他不怕人问刁钻的问题，只要你的问题是真诚的。曾有人当面直言，“科举”不是什么好词儿，您怎么还办这么个科举匾额博物馆？姚远利总是一脸真诚地道出自己的想法。他从理论上总结出科举匾额的五大看点：一看科名；二看题人；三看书法；四看国学；五看工艺。这些匾额在他的视线里，集宣扬教化、见证科举、载承历史、弘扬书法于一体，是沟通古今价值观的一座桥梁。

　　平时，姚远利也有不太高兴的时候，那就是被一些人特别是所谓的文化人，把匾额的价值给看扁了的时候。比如，同样是博物馆馆长，总有人轻描淡写地对着姚远利客套“噢、噢，原来您是搞民俗的”。

　　“匾额，并不是古代寻常的艺术品，而是治理国家的一种重要艺术形式，并作为一项重要的国家制度颁行。”姚远利解释道，匾额的应用，以“标识名称”和“宣扬教化”为主要功用，行匡正社会政治秩序和伦理道德规范的作用，为巩固国家统一，维护社会稳定，传播文化道德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姚远利的心中，匾额是门大学问。

 

 

 

“门楣上家国，梁柱间文脉”

——匾额和匾额文化的前世今生

作者：本报记者 李韵

 

提到匾额，许多人可能觉得不是很熟悉。但如果说到普通人家里挂的“积善之家”“天道酬勤”，街上店家的“同仁堂”“稻香村”，再到皇宫大院的“太和殿”“颐和园”，就会感到匾额并不陌生。

建筑的眼睛 公开的荣耀

　　匾额兴起于先秦，历经两千余年沉淀与打磨，成为我国传统文化中一个自成体系的分支。匾额是我国传统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当于建筑的眼睛。匾额中的“匾”字古也作“扁”字，《说文解字》曰“扁，署也，从户册。户册者，署门户之文也。”而“额”，一说是悬于门屏上的牌匾。也有人说，横的叫“扁”，竖的称“额”。简单来说，悬挂于门屏上，反映建筑物名称和性质，表达人们义理、情感之类的文学艺术形式即为匾额。匾额有作为堂号、表彰、祝福、商号、室内装饰等用途。

　　匾额在古代可谓“门楣上家国、梁柱间文脉”。北京市社科院首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沈望舒告诉记者，匾额在历史上还承担着一种特别重要的作用——民间旌表制度。与西方惯用的奖章、证书不同，匾额不是个人的，不具有私密性，它是镶在村头、钉在牌坊上，可以让一个族群、一个地方都感受到的荣耀。

　　《汉书》中就有记载，民间有一些乐善好施、急公好义的人士，政府会给他们发匾，作为精神奖励，这是一种古代的激励机制，维系着一种社会表彰制度。所以匾额在很多时候不是一个简单的字号，它其实是要把围绕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很多担当的要义传之子孙。勋章、证书具有私密性，也可能很快被人们遗忘，后代子孙无法从中获得鼓励、激励，但匾额却发挥了这种作用。中国乡间有许多表彰牌坊，记录着当地人造福乡里、建功立业的事迹，这些都成为一个地方的光荣。

　　北京文物保护协会会长、研究员齐心说，古代有许多匾额是由书法家题写的，这样的匾额不仅有文化意义，还有艺术价值。匾文大多凝聚中华人文要义，浓缩圣贤学养精髓，承载书写者的信仰、名节、担当，体现出浓浓的家国情怀，可谓“字字源典、词词据史，是中国故事与哲理知识的宝库”。

传承的困境 凝聚的执着

　　现代社会，莫说寸土寸金的都市，连很多山野中的乡土建筑在“新农村建设”中也都改成了楼房。在这种“水泥森林”中，很难恢复当年“无处不匾、无室不匾”的盛景。

　　现在除了旅游景区、仿古建筑等一些特殊场所、建筑对匾额有需求外，普通人家几乎不再悬挂匾额。匾额生存发展的生态已经改变，其传承也必然面临困境。直接受到打击的，莫过于匾额的生产了。

　　“这是一个严酷的现实。”洛阳民俗博物馆馆长王支援说，行业凋敝，以制造匾额为生的匠人师傅也随之越来越少。另一方面，他认为在古建筑的修缮、复建中还是需要匾额的，仿古的建筑、旅游区也需要匾额，由此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匾额市场。他坦言，机器制匾、3D打印，都对匾额技艺的生存造成了冲击，但是真正懂匾额的人，还是喜欢手工匾额。“手工匾额一定会生存下去，现在仍然有一批年轻的制匾师傅。”王支援对此充满信心。

　　或许家家门口堂前悬挂匾额只能成为一种回忆，但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匾额文化的传承不容置疑。正如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馆长姚远利所说：“匾额的缺失，使它巨大的社会教化作用不复存在。由此，传统文化失去了一个可以依托的重要载体。”因此，匾额文化的传承刻不容缓。

　　除了继承手艺的制匾师傅，匾额成为一门学问走进高校，也是一条传承的途径。姚远利近年来提出了“匾额学”的概念，希望匾额文化研究能形成一个系统的学科体系。他告诉记者，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匾额，在理论上是一个空白，各大院校专家学者，几乎无人关注有关匾额的学问。所以他提出这个概念，希望有更多的学者能够参与到对匾额的研究和保护中来。

　　王支援也认为，匾额学可以把匾额的文化、文饰、颜色、图案等一一提取出来，进行系统研究，避免匾额在流传中出现文化特色的流失。成立了匾额学，匾额可以走进高校，让它作为一门学问得到更大、更有效的普及。记者了解到，目前全国有十几个匾额博物馆，有不少人在做匾额文化传承的工作。被采访者不约而同地希望，在“匾额学”的旗帜下，分散的执着追求，可以凝聚成更顽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