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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日报记者 陈俊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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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心心相印——中国印文化大展”在上海韩天衡美术馆开幕。
印文化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还包含着印章、印谱、印材等多个方面。
本次展览的策展人、著名艺术家韩天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讲述了他眼中的印文化之美。
三千年前的“身份证”
中国的印文化有着三千多年的历史，尽管不及西亚、埃及的印文化那样历史久远，但中国的印章从诞生之初，就走上了一条独特的道路。
西亚的印章大多刻在玛瑙、玉石之上，所刻画的主要是人物。而中国古代的玺印则以青铜为主，印章上所刻的主要是文字。
三千年前，中国的青铜艺术已经非常发达，玉雕艺术也无与伦比，但当时的玺印却十分简朴，没有过分的雕饰。韩天衡认为，这是因为中国印章在诞生之初就带有很强的实用性：征信防伪。“我们的祖先在三千年前就发明了‘身份证’，无论是王侯将相，还是商人或是普通百姓，都要用印章证明自己的身份与信用。数千年来，中国人使用印章的传统一直没有中断，至今仍有着广泛的应用。”
中国印章在问世之初带着强烈的实用价值，同时又具有高妙的艺术属性。这种艺术属性首先来源于中国文字的演变。从甲骨文、金文到小篆、缪篆、隶、楷……印章上的文字也随之变化。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文化、审美等因素使印章先后衍生出先秦七国玺、秦印、汉印、魏晋印及唐、宋、元印。中国的古玺印就此成了一门博大精深的艺术。
书写载体的变化也促使印章不断演变。先秦时期尚没有纸张，古玺印一般是随身配饰，需要钤盖时，就印之于泥。封泥，亦名泥封，是以印章作为竹木简牍封缄的凭记。在捆扎好的简牍外表，“缄之以绳，封之以泥，抑之以印”，防止文书被私拆，起到保密的作用。因此，古玺印绝大多数都是白文印。
到了魏晋南北朝，纸张普遍应用，竹木简退出历史舞台，印章由钤盖于泥，转变为钤盖于纸。这一历史性转折，促使了印泥的产生。在官印中，白文印变为了朱文印。印章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从铜印时代到石章时代
宋元时代，一批文人对金石情有独钟，可他们大都有心无力，无法直接在青铜上刻章，只能将篆字写成印稿，再请工匠进行制作。文人与工匠的智慧在一方小小的印章中相结合。
据记载，元代画家王冕曾用自己家乡的石头——花乳石刻印。但当时，在石头上刻章并未真正形成气候。明代中后期，质地细腻、软硬适中的青田石、寿山石出现了。在文徵明之子文彭的倡导下，文人开始亲手操刀叩石。逐渐掌握了刻印技术的他们，不仅满腹学问，还具有浪漫的情怀。从此，制印不再是印工的专利，文人变成了私印制作的主体。中国印章也从铜印时代迈入了石章时代。
古玺印的边长一般在1.5厘米至2.5厘米左右，高度不会超过印面的边长，体积较小，便于携带。而明清以来文人案头所用印章的石材比较高，印面四周的空间远大于印面。文人在印章四面的边款中融入了自己的书法技艺和文学修养，他们刻诗词、讲故事。因此，明清印章的边款艺术可谓前无古人。
人们常把明清印章称为流派篆刻，是因为先秦、秦、汉印章只有时代、地域风格，而明代以后文人篆刻家因各自艺术师承、审美趣味的不同，呈现出鲜明的个人风格，且影响了一大批追随者。
多年前，韩天衡就提出，中国篆刻艺术在历史上有两个高峰。在周秦汉魏的古玺印高峰之后，明清印章又形成了新的高峰。“这一高峰我认为到现在还在往上走。”韩天衡说。
上海是一座篆刻之城
印章艺术从实践到理论的总结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古玺印诞生于三千多年前，直到宋代，文人在欣赏印章之余，才开始研究印章，印谱就此出现。
印谱是专门汇辑印章作品的书籍，是印文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北宋时代，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印谱——杨克一的《图书谱》。早期的印谱都是木板翻刻的，并不能真实地反映秦汉原印的面目。
明代后期，松江人顾从德编了一部《顾氏集古印谱》，这部印谱第一次使用了古玺印实物，并以上等朱砂印泥钤盖于纸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其中的1700多方古玺印原印，让当时喜爱篆刻的文人真正见识了精妙绝伦的周秦两汉印章。此后，宁波天一阁的范汝桐将其收藏的三千多方古玺印辑成《范氏集古印谱》，这两部印谱再加上郭宗昌的《松谈阁印史》，给当时刚刚兴起的文人篆刻提供了珍贵的艺术养料。
在韩天衡看来，上海是一座篆刻之城。明代著名篆刻家何震去世后编辑出版的《雪渔印谱》曾被认为是第一本文人印谱。但韩天衡在近年来的研究中发现，明末嘉定画家李流芳曾为他的同乡朱贞一题过一本印谱，这本印谱是其曾祖父、嘉定竹刻的鼻祖朱鹤的《松邻印谱》。朱鹤的生卒年不详，据分析推测，这本《松邻印谱》至少要比《雪渔印谱》早30年。
韩天衡说：“中国第一本原钤的集古印谱是上海松江顾从德藏辑，而第一部文人自辑印谱《松邻印谱》出自上海嘉定人朱鹤。这应该说是上海的骄傲。”
四大国石如四大美人
中国印文化还有一个分支：“玩石头”。石不能言最可人。石材被引入印坛后，最初只是篆刻的载体，后来，其所蕴含的天成之美逐渐受到文人的喜爱。被置于书房案头的印章石材往往要具备两个要素：一是软硬适中，易于奏刀；二是外表美观，可以赏玩。
在青田石之后，寿山石于康熙时期进入文人的视野。高兆的《观石录》、毛奇龄的《后观石录》对各种寿山美石从色泽、石质、刻工等方面进行了记录和评价。从雍正开始，清朝帝后玺印大量采用寿山石，石印取代了玉玺的尊贵地位。
玩了几十年的石头，韩天衡将中国的四大国石比喻为四大美人：青田石清纯、淡雅，如西施；寿山石五光十色，雍容华贵，似杨贵妃；鸡血石之艳丽，令人过目不忘，就像貂蝉；巴林石爽利，仿佛王昭君。
美石配美雕，清初以来，印钮雕刻也备受重视，夔龙钮、螭钮、虎钮、狮钮、异兽钮、山水人物雕刻等，雕工的高下体现出不同的文化内涵。
名家的篆刻、精美的雕刻、美丽的石头，三美合一，丰富了中国的印文化。
延伸阅读
这些珍贵展品值得细品
本次“心心相印——中国印文化大展”以中国印文化的视角，遴选和展示了古代玺印125方、流派印章116方、精贵印谱142部、美石133方、美雕44方，展品共计560件（套）。对于博大精深的中国印文化而言，它仅是豹之一斑，但是对于爱印人乃至广大观众而言，也许有着一斑窥豹的效应。
记者在展厅看到，在古印章部分，有一方“关中侯印”龟钮金印，这是三国时代曹魏的金印，也是韩天衡美术馆的镇馆之宝。著名篆刻家吴让之的奇品——其暮年所刻的方竹四面印，难得亮相。
近代著名画家任伯年早期也曾刻印，展品中有一方他仅存于世的自刻印章。西泠印社保存有吴昌硕的十二方田黄印章，可谓稀世珍品。为此次展览，西泠印社借出了其中九方。
此外，还有一方吴昌硕给好友高邕之刻的“邕”字印，边款“香补”，这是吴昌硕在三十多岁时用的斋号，也是吴昌硕刻印里唯一所见。
在古印谱部分，从历史上第一部用古玺印钤盖的明代《顾氏集古印谱》开始，展出了明代范汝桐辑《范氏集古印谱》、郭宗昌辑《松谈阁印史》、苏宣刻《苏氏印略》、张灏辑《学山堂印谱》、清代周亮工辑《赖古堂印谱》，以及篆刻名家印谱共140余种。
170余方珍贵印石也亮相此次展览，其中的名贵品种有寿山田黄、汶洋冻、荔枝冻、三彩芙蓉、善伯冻、鱼脑冻，青田封门青、蓝带、葡萄冻、艾叶绿，昌化藕粉地鸡血石、大红袍，巴林鸡血石，老挝北部黄冻等。既有清代流传的印石名品，也有近现代雕钮大师的作品。
2020年12月25日 解放日报解放周末/悦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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