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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监敢顶半边天

太监敢顶半边天

 

这太监说道:“大人,你不认的我,在下是匠作监太监何沂,见在延宁第四宫端妃马娘娘位下近侍。昨日内工完了,蒙万岁爷爷恩典,将侄儿何永寿升受金吾卫副千户,见在贵处提刑所理刑管事,与老大人作同僚。”

 

——《金瓶梅》第七十回

 

《金瓶梅》中不论是谈及官场或是世俗都有太监身影,给人感觉好像明朝时期,太监尤其多,几乎是泛滥成灾了。事实上,明朝时期的宦官也就是太监确实是比较厉害的角色。

 

宦官专权,一直是困扰明朝中后期的一大弊病。其实早在朱元璋时期,情况并不是很糟糕。朱元璋是极力反对宦官干涉内政的。明代初年,对宦官的限制非常严格,据《昭代典则》记载:

 

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八月,在确定内侍官制时,太祖诏谕吏部说:朕观《周礼》,阍寺不及百人,后世多至数千,卒为大患。今虽未能复古,亦当为防微之计。此辈所事,不过供洒扫,给使令而已。若求善良,百无一二。用为耳目,即耳目蔽;用为心腹,即心腹病。驭之之道,但当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则骄恣,畏法则检束,自不为非也。

 

据《明会要·职官十一》引《明政统宗》载,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五月,有一个内侍官因在内廷时间较久,偶而言及政事,当即被太祖斥遣归还乡里,并令终身不得叙用。又对诸臣说:此辈日在左右,其小忠小信,足以固结君心。及其久也,假窃威权,以干政事,遂至于不可抑。自古以此辈乱者多矣。今立法不许寺人干预朝政,决去之……随后又规定内臣不许读书识字。

 

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朱元璋特铸一个铁牌,上刻文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置于宫门之中。又敕令诸司,不得与内官监文移往来。

 

上述文段,都是朱元璋时期对宦官的政策。从开国之初,劝诫不用宦官参政,到最后,下敕令严惩干预政事的宦官,看出朱元璋是下了很大决心整治内廷的。

 

明初不仅仅对宦官参政有严厉处罚,而且,在一个正常人成为一个真正的太监过程也是很受约束的。明代曾规定,凡自愿阉割要求成为宦官者,事先必须得到官府的批准。一家有四五个孩子以上,愿意将其中的一个孩子阉割者,由相关部门登记造册,待收补之日选用,如果私自阉割,一经发现,将受到重罪处罚,邻居知而不报者,一并治罪。

 

但是,这一规定并未能严格遵行。从明代录用宦官的实际情况来看,除了按照规定报名就阉、候补收用者之外,朝廷还大量直接录用了那些未经报名起送而私自至京的自宫者。明代宦官录用事务的主管机构为礼部。但是,随着司礼监地位的不断提高,录用宦官的事务逐渐由司礼监会同礼部办理,而宦官机构在实际上已拥有相当的决定权,这以后的内幕操作就更不为人知了。

 

明初,内廷宦官机构开始设立。明太祖统治期间,宦官机构及有关职官设置变动频繁,宦官数量不断增加,相关机构逐步膨胀。到洪武年间,明代宦官机构及官职设置已基本形成定制。明代的宦官机构,以“二十四衙门”为基本主体。二十四衙门包括有十二监、四司、八局。宦官除在内廷任职之外,还能出任各种外差出使职务。按照原来的规定,这二十四衙门主要只是在皇帝周围服役、为其生活服务的部门。但事实上,明代的宦官已经发展成为极其重要的政治势力,不但掌管了宫廷内有关饮食起居的一般事务,还控制了全国的军政要务。

 

明成祖朱棣尚为燕王的时候,开始勾结受建文帝压迫的宦官而掌握了建文帝的动向,此后又在其围攻南京时,与宫内的宦官里应外合取得了胜利,登上了皇帝宝座,制造了历史上有名的“靖难之役”。朱棣上台后,也害怕会有失意的宦官像出卖建文帝一样出卖自己,故而不惜背叛祖训,拉拢宦官,有了“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

 

明宣宗即位后,怕他的叔父朱高煦步明成祖的后尘——夺位,对大臣防范更严,对宦官的依靠也愈深。他规定:司礼监的秉笔太监,可以根据内阁所拟字样,按皇帝的旨意,用朱笔批行,称“批红”。

 

司礼监是明代宦官二十四衙门之一,负责掌司、典簿等,督理皇城内一切礼仪、刑名、钤束长随、当差、听事各役、关防门禁、催督光禄寺供应等事,此外内府各衙门的题奏,均须报请司礼监后方可执行,称为“十二监中第一署”,也是整个宦官系统中权势地位最高者。

 

由于皇帝的信任,特别在司礼监中设立了秉笔太监的职位,秉笔太监主要负责进行各种奏章的初审。这个职位似乎并不高,但权限却是非常大的,他们发出去的指令,除非皇帝本人的亲自否认,否则,很难判断出指令的真假,毕竟这是圣谕。司礼监“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此一制度确立,就完全只有依靠皇帝的勤政来避免太监的权力滥用,而一旦皇帝不理睬政务,无人能加以管制的太监是否擅权就完全取决于太监自己的意愿,这样的取决是很危险的。

 

同时,明宣宗又废除祖禁,首次在宫中设内书堂,被认为聪明颖悟的太监自小就被纳入其中,由“大学士陈山教习之,遂为定制”。这类太监学堂,成为专门培训宦官集团行政能力的学校,从此宦官多通文墨、晓古今。有些特别优秀的秉笔太监,其文字水平竟可以修饰出于大学士之手的文章辞藻,在行政上亦建立足以与台阁匹敌的实力。明朝第一个开始专权的宦官王振就出自内书堂。

 

到明朝中期,最高统治集团日渐腐朽,从英宗到武宗都是些昏愦无能之辈,尽管他们仍然抓住高度集权的皇权不放,但已经没有能力像他们的老祖宗那样亲自使用这个权力了。无能引起的猜忌与恐惧使他们对大臣愈来愈不信任。于是,已经获得皇室信任并有了某些大权的宦官,便打着维护皇权的幌子,利用与皇帝朝夕相处的有利条件,乘虚而入,极力迎合,讨得欢心,骗取信任,成为皇帝的耳目、心腹,进而向皇帝施加各种影响,改变皇帝的旨意,甚至把皇帝变为傀儡,形成宦官的专权。

 

明朝的宦官专权始自英宗朱祁镇统治时期。他九岁即位,太皇太后委政于内阁大学士杨荣、杨溥和杨士奇。“三杨”年高望重,又有太后支持,宦官还有所顾忌。英宗正统七年(1442年),太皇太后病故,三杨一死二病,英宗年少骄纵荒淫,不问政事,大权逐渐旁落于宦官之手。

 

当时专权的宦官叫王振,他少年时入宫服侍朱祁镇,朱祁镇即位,王振得宠,被任为司礼监太监,管理内外奏章和中央的行政、司法、军事及特务机构。同时在各省遍设镇守太监,以控制地方政府。为名正言顺地掌权,王振在正统七年公然毁去朱元璋禁宦官干政的铁牌。他“导帝用重典御下,防大臣欺蔽”(《明史·宦官传》)。凡对王振不满、不敬的大臣,或下狱至死,或流戍边地;凡对王振趋炎附势的官吏,即可高升,荫及子侄。王振出语即称圣旨,事事不必通过英宗,英宗对他却倾心信任,称之为“先生”,公侯勋戚称之为“翁父”,可谓炙手可热。

 

明武宗正德时,宦官权势更盛。刘瑾等八个宦官“日进鹰犬、歌舞、角之戏,导帝微行,帝大欢乐之,渐信用瑾”(《明史·刘瑾传》)。让刘瑾掌司礼监,另外,掌管东厂、西厂、锦衣卫的指挥使也是刘瑾的爪牙,使原来的厂、卫分立,变成厂卫合势。刘瑾又设立内行厂,由他亲自指挥,连东、西厂的特务也在侦察范围之内,为害愈烈。京师内外都说有两个皇帝:一个坐皇帝,一个立皇帝;一个朱皇帝,一个刘皇帝。大臣上奏要写双份,先用红本送刘瑾,再用白本送武宗。他还引进许多爪牙死党充当朝中大臣,连内阁首辅焦芳也谄事刘瑾,致令“司礼之权居内阁上”(《明史·阉党传》)。所以当刘瑾事败受审时傲然夸口:“满朝公卿,皆出我门,谁敢问我者!”(《明史纪事本末·刘瑾用事》)

 

明世宗前期,对宦官势力有所打击和限制,嘉靖八年(1529年)裁革了各地镇守太监,但神宗万历时,税监、矿监、采办又遍布天下了,而且“帝所遣中官,无不播虐逞凶者”(《明史·宦官传》)。宦官人数也由洪武初年的不足百人膨胀到十多万人。

 

明熹宗时期重用宦官魏忠贤,终于把中国历史上的宦官专权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魏忠贤是万历的宦官,侍奉皇孙朱由校,很得宠幸。朱由校即位,是为熹宗,目不识丁的魏忠贤竟然升任司礼监秉笔太监。他在宫内选会武艺的宦官组成一支万人武装队伍,作为羽翼;在外收罗一大批无耻官吏作义子走卒,人称“阉党”。文臣有崔呈秀等“五虎”,武将有田尔耕等“五彪”,还有“十孩儿”、“四十孙”等,“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徧置死党”(《明史·魏忠贤传》)。

 

他秉笔批红,掌握朝政,从首辅至百僚,都由他任意升迁削夺;他握有军权,可随意任免督、抚大臣;他也握有经济大权,派亲信太监总督京师和通州仓库,提督漕运河道,派税监四出搜刮民财。“内外大权一归忠贤”。他出门的车仗,形同皇帝,所过之处,士大夫都跪在道旁高呼九千岁。阉党和无耻官吏还竞相在各地为他修建生祠,祠成后,地方官要春秋祭享,官、民入祠不拜者论死。厂卫勾结,大兴冤狱,残害异己官吏,勒索钱财,暴虐百姓。“民间偶语,或触忠贤,辄被擒僇,甚至剥皮、刲舌,所杀不可胜数,道路以目。”(《明史·魏忠贤传》)

 

思宗即位后,虽然逮捕了魏忠贤,罢逐了阉党,但积重难返,他仍然信任宦官、倚靠厂卫,还振振有词地埋怨大臣,“苟群臣殚心为国,朕何事乎内臣”(《明史·宦官传》),就这样直到明朝灭亡。

 

明代的宦官人数到底有多少,史书上并无明确记载。但从整体上讲,随着时间的推移,明代宦官的人数呈急剧增加的趋势,由明初的数百人发展到明末的数万人(一说七万人,一说十多万人)。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记载,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九月,武宗曾严申自宫之禁,但有潜留京师者论死。由于当时宦官格外宠幸,愚民不受其禁,不少人阉其子孙以图富贵,有的一村中自宫者数百人。嘉靖、隆庆以后,自宫的人数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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