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花鸟，人物，工笔，写意，水墨，陶瓷……，所有这一切合在一起结构了博大精深的中国视觉艺术体系。这是一个多年日积月累、求同存异而建构的民族艺术工程。面对着这个近乎博大天边深邃无底的工程，个人能做的基本上都是取一瓢饮，唯独方人也先生以他独一无二的艺术人生在这个博大精深的艺术王国里天马行空来去自由，形成了别具一格。方人也分享了这种精神的独特魅力。
《唐书.裴行俭传》载曰：“唐初，王、杨、卢、骆皆以文章有盛名，人皆期许其显贵，裴行俭见之，曰：“士之致远者，当先器识而后文艺。勃等虽有文章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耶……”。
可以说，“士当先器识而后文艺”是中国文艺在数千年的“知”“行”合力中形成而成为其最光彩夺目的魅力。作为文艺样式之一的“画”当然也不列外。从顾恺之开始的士人画到以后的文人画始终是中国画的主流。北宋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卷——之论气韵非师》中云：“窃观自古奇迹，多是轩冕才贤、岩穴上土；依仁游艺、探蹟钩深，高雅之情，一寄于画”。
所谓民族精神，既是以特定的自然地理条件为根基，更是千百年历史与文化进程之大浪淘沙渐次形成，其不以一时一地一人为转移的巨大力量如同创造世界的上帝。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个道就是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的艺术精神之根基就是：“士当先器识而后文艺”。这是中国艺术的核心价值观。艺术即人，所谓人，指的是人的一生，而不是一时一刻的得失荣辱。所谓“致远”，指的就是终生一以贯之的艺术创造与境界，这种持续不断的创造与境界源泉即是“器识”。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浮躁浅露”之辈固然能依靠其它因素显赫一时，终难以 “致远”，充其量，也不过是谄媚事权贵的戏子艺人。方人也先生敢于创造，他不光在彩色宣纸国画上种了个头彩，也是丝绸国画的创始人。
方人也先生 不仅完成了从水彩画家到中国画家的转型，在当代中国画界占有一席之地，而且也成为艺术市场的幸运者。与其他幸运者有所不同的是， 方人也 的成功，靠的不是文艺体制，不是市场忽悠而是他的为人。先是在你来我往中“钦仰其人”，然后是“重其笔墨”。
评论家 李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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